美国亿万富豪捐光80亿美元从不留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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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80][size=2]费尼 [/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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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80][size=2]费尼在纽约女儿家的公寓里[/size][/color]
    [SIZE=3]他创建的慈善基金会20余年来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要求基金会在2016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但他不让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有捐献活动几乎也都是匿名进行的。他的义举无意中震动了美国慈善界，对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位76岁的老人当初只给自己留下了不到100万美元的财产，他如今连小汽车也没有，还和妻子挤在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但他甘之如饴。
    不久前的一天，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套公寓里，一场热闹但毫不铺张的聚会正在进行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向一位年长的绅士祝酒。这位老人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口牙齿已经掉了不少，他一直羞涩地微笑着。
    有一位客人调笑说：“他今天晚上当然还是没有戴领带。”另一位客人要大家看看老人佩戴的那块廉价的塑料手表，和他当作公文包的那个塑料袋。这种聚会上的调笑并无特别之处，但人们取笑的对象却非同凡响。这位身着破旧蓝色休闲西装的老人曾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就是查克·费尼。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吧?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位节俭的老人多年来以热衷于隐姓埋名而出名。他创立了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但他拒绝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其命名。为逃避美国要求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法律规定，他特意将基金会注册在百慕大群岛(英属自治殖民地)。他向多所大学和医院捐献了数亿美元，却不许它们哪怕只是用一块小小的铭牌来标明他是捐献者。
[b][color=#000080]    80亿不花掉“死不瞑目” [/color][/b]
    这一天在他女儿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举行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关于这位古怪大款的一本传记的出版，该传记由爱尔兰记者康诺尔·奥克勒里撰写，书名为《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查克·费尼怎样秘密聚财和散财》。
    费尼说，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他给予了配合，还很罕见地接受了一采访，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个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对冲基金巨头和硅谷新贵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金融巨头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着美国慈善事业的最新潮流。而费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倡导这一股潮流的涌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随即也推波助澜。费尼说，他就是想为那些富人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说：“这些人有太多的钱，光是他们自己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大多数富豪在其死后设立的基金会每年捐献的资金，几乎只占其总资产的5%，这恰恰就是法定的最低限额。但在新泽西州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平民家庭长大的费尼，早在53岁时就悄悄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移交给他的基金会。然后在8年前，他吩咐基金董事会要在2016年前捐光全部资产。
    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大西洋慈善”现在正以每年4亿美元以上的速度“散财”，除了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福特基金会之外,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哪家比“大西洋慈善”捐献规模更大。
    在费尼看来，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悲惨的事情，因此在捐助方面来不得半点延误。他咯咯笑着发誓说：“这钱要是不能花掉，我死都不能瞑目。”
　[b][color=#000080]　资助对象十分广泛 [/color][/b]
    费尼善款目前较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康奈尔大学，他当年就是依据《退伍军人法案》而上了这座大学，上学时靠向校友卖三明治来挣得花销。过去40年来，他已经向该校捐献了5.88亿美元，而且几乎所有的捐献都是匿名进行的。
    在费尼的捐助对象中，有许多仍然是属于传统行业——为斯坦福大学一家生物医学中心捐献6000万美元，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捐出1.25亿美元。但他其他的一些捐助对象就不同寻常了：帮助南非人克服对于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在美国新泽西州为废除死刑而游说，为古巴培训的医生们购买医疗用品等。
[b][color=#000080]戴着破旧眼镜见首相 [/color][/b]
    费尼是凭着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商业直觉，在激烈的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性商业帝国的。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日语。而且他至今还活跃在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到越南岘港的广泛地区内，不断铺开新的资助项目。但他为人和善而毫不招摇，说话时也是吞吞吐吐而并不武断。在超级大富豪群体中，费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对于慈善事业极度慷慨，而自己却十分节俭。他开玩笑式地说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他说“节俭是一种聪明的作法”。
    他曾经在法国、法国和纽约拥有6栋豪华住宅。但他现在没有任何豪宅，而是和第二任妻子、他以前的秘书赫尔佳住在旧金山一套一居室的拥挤的出租屋里。
    人们也从来看不到费尼穿戴名牌领带或者名牌鞋子。有一次在会见爱尔兰首相时，他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上面夹着一个别针，这眼镜还是他当初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费尼现在连一辆小汽车也没有，他选择乘坐公交车和的士。在75岁前乘飞机时，他只坐二等舱。现在因为双膝不停颤抖，而且出行频繁，他坐的是头等舱。
    他需要美食吗?他沉思着说：“你可以上高档餐馆一顿吃掉100美元。但我吃25美元的饭也能得到那种满意度。我现在爱上了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
[b][color=#000080]    从未脱离劳动阶级本色 [/color][/b]
    费尼的朋友、《爱尔兰裔与美国》杂志编辑尼亚尔·达乌德回忆说：“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永远不让自己脱离劳动阶级的本色。他一直脚踏实地，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品性基本上没有变化过。”
    在参加当天新书出版聚会的来宾中，大多数是费尼用巴士从新泽西州接过来的：其中有他的高中同学，还有来自费尼大家族的亲人，包括他5个孩子中的两个。
    费尼50岁的外甥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他会给我父母5万美元供我们上大学。但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喝上一杯啤酒，他也要核对一下账单……如果我没将卧室的灯关掉，他会说：“顺便提醒你一下，你没关灯啊。”我明白这时我最好起床去把灯熄掉。”
    他当初为何决定要将钱捐献出去，只给自己留下还不到100万美元的净资产呢?他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个喜欢逍遥自在的人。我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品味我的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我不愿意让人们指点着说：‘看啊，那个亿万富翁在吃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
    他的外甥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当时对财富已经感到厌烦了。他自己也说那种奢侈而沉重的生活并不适合他。”
    1990年，费尼和前妻丹妮尔分了手。她获得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多处别墅和豪华公寓以及1亿美元。
[b][color=#000080]将低调进行到底 [/color][/b]
    在保持低调方面，费尼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多年来，“大西洋慈善”的员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捐献受益者当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必须签订协议，答应如果谁透露钱的来源的话，资助就会立即停止。
    直到1997年，在“免费购物连锁店”出售给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时，公众才知道了“大西洋慈善”的存在。当时的法律文书表明，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一家基金会。尽管许多人早就在猜测费尼有什么大动作，但当人们发现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时，慈善界为之震惊。
    即使到今天，尽管“大西洋慈善”在其网站上列出其捐献数额，但它仍然不会发布消息来为自己吆喝。他们也仍然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拒绝收取各式铭牌。
    费尼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也是有着实际考虑的，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他合作，比如说，他与高科技巨头吉姆·克拉克一道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捐献，与风险投资家亚瑟·罗克一起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建立了一处癌症研究设施。
    他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利心吗?费尼对此回答说：“是谁建起楼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他咯咯笑着回忆说：“在越南岘港总医院，由于我们不愿意留名，那里的人们苦恼得不得了，最终他们将医院涂成了绿色——三叶草(爱尔兰的国花)的那种绿色。”他接着说：“这费了不少涂料啊。”
　[b][color=#000080]　从捐献中获得巨大满足 [/color][/b]
    在女儿家客厅的咖啡桌上，费尼打开了克林顿总统新近的畅销书《给予》。他翻开“你应当给予多少，你为何应当给予?”这一章，念出书中所引用的美国个人所得税数据，该数据表明只要美国纳税最多的14400人捐出自己收入的1/3，总额就将达到610亿美元左右。
    那为什么没这样呢?费尼沉思说：“人们习惯于赚钱。我想成为富人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我只是坚信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他们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
    费尼提到了自己心爱的一个慈善项目——“微笑行动”，该项目为外科医生提供资助，让他们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他曾经在候诊室里看到一名接受捐助手术的女孩，女孩当时坐在那里，用手掩盖着自己的嘴巴。他回忆说：“我观察着她。当她做完手术时，她在微笑着，似乎在说：‘现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个丑样子的我了。这是一个新我。’”还有一次是在一家餐馆里，一名男子将他请了过去，对他说：“您知道您曾经让我接受过商业培训吗?我接受过您的奖学金……我现在是这家餐饮连锁店的总经理了。”
　[b][color=#000080]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color][/b]
    奥克勒里曾经与费尼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酒吧泡过多年，最终才和费尼敲定了《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一书的主题。他将费尼的慷慨归结于他有一对仁慈的父母，后来又在一个具有互助气氛的社区里长大。他说费尼是“一个谜……他喜欢挣钱，但不喜欢拥有它。他走遍了世界，但心从来没有离开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家乡。”
    费尼自己微微地笑了笑说：“在理智和疯狂之间只有一道窄窄的界线。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想将钱捐出去就是发疯。”对于这些人，费尼用一句谚语来回答：“裹尸布上没有口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钟山 编译  
[color=#008080][font=黑体]发家秘诀 [/font][/color]
　[b][color=#000080]　法律边缘觅商机但从不违法 [/color][/b]
[b][color=#000080]    费尼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捐献的一处建筑 [/color][/b]
    康诺尔·奥克勒里以前是《爱尔兰时报》的国际商业编辑，他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与费尼一道出行，调查费尼创建的这个庞大但隐秘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数十年来极度追求隐秘，但奥克勒里最后得出结论说，费尼的商业帝国是建立在激烈进取的企业精神之上的，它不畏惧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开展业务，但从来没有腐败堕落过。
    在朝鲜战争期间，费尼曾在驻日本的美国空军中服役过。大学毕业后不久，他来到了欧洲。他与在康奈尔大学时认识的罗伯特·米勒合伙，向船员兜售免关税酒。
    两人后来发展到向驻扎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士兵们销售小汽车。他们还从战后兴旺发达的旅游业中获益匪浅，最后他们将自己创建的“免税商品连锁店”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烟酒零售商，成了奢侈品的全球性供应者。
    他们别出心裁的商业计谋将“免税”概念的限制稀释到了极限。就如奥克勒里解释的那样，依据免税规则，一名在墨西哥的美国旅行者如果要采购一件羊毛衫，他可以选择让供应商从荷兰将羊毛衫托运至他在美国的家中。在离开墨西哥时，他可以声称那件远在天边的羊毛衫是他的“非随身携带行李”，从而避开关税。费尼和米勒使用的是瑞士银行的账户，而将公司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他们将资产以费尼的法国妻子丹妮尔和米勒的厄瓜多尔籍妻子詹塔尔的名义登记注册，以躲过美国国内税务局无所不在的“铁拳”。
    对于这一避税计谋，费尼到如今也并不感到不安。他说：“大多数大型公司都会精心组织自己的业务，以将税负最小化。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事，那就可以了。”
    对于“免税购物连锁店”来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公开信息，这不仅是为了避开税务人员，也是为了对付竞争者。费尼说：“如果你有一台生钱的机器的话，你不会招摇过市，说要人家模仿我，快模仿我。”1988年，费尼从生意中获得的当年红利就达到了1.55亿美元。这时他比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大卫·洛克菲勒(石油业和银行业巨头)或者唐纳德·特朗普(曾被《商业周刊》评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商人” )还有钱。
[color=#008080][font=黑体]情系故园 [/font][/color]
　[b][color=#000080]　不让“爱尔兰人屠杀爱尔兰人” [/color][/b]
[b][color=#000080]    为祖先家园捐助10亿美元 [/color][/b]
    尽管连他的父母也已经是在美国出生的，但费尼与他祖先家园的联系是紧密的。在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共和国正饱受高失业率和人才流失的困扰，北爱尔兰的游击战争也正愈演愈烈。费尼开始匿名投入大量的资金，改造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两所。
    他提供1.25亿美元用于研究生研究项目，条件是爱尔兰政府必须提供相同数额的配备资金，这相当于爱尔兰当时全年相关投入的20倍。不久之后，爱尔兰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都涌进了这些新的研究机构。迄今为止，“大西洋慈善”已经为爱尔兰捐献10亿美元以上。
    [b][color=#000080]力促爱尔兰和平进程 [/color][/b]
    1993年，曾经一道致力于让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奥达乌德向费尼发出了新的邀请——加入“康诺里大厦组织”，该组织以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新芬党的总部来命名，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小型而秘密的组织，它为当时刚刚当选的克林顿当局提供了一个参与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洽谈停火的秘密渠道。美国前众议员布鲁斯·莫里森回忆说：“在当时如果被看成是在‘与恐怖分子谈判’会是很危险的，人们给你贴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标签。”
    费尼密切参与了各项会谈，促成克林顿当向时的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提供签证，他还为新芬党在华盛顿的一处办公室提供了高达75万美元的资助。费尼还前往爱尔兰，与亚当斯在都柏林的一处隐秘地点进行了秘密会晤。奥达乌德回忆说：“这是一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劳动阶层成员与贝尔法斯特劳动阶层成员的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爱尔兰和平进程最终获得了成功，从那以来，费尼已经向北爱尔兰各个和解项目提供的捐助动辄就是数百万美元。费尼说：“我们与朋友或者敌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坐下来与他们交谈。当时在我看来，爱尔兰人屠杀爱尔兰人是没有理由的。”[/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