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   作者：杨朝明[/SIZE]

[SIZE=4]    郭店楚墓竹簡有《窮達以時》一篇，其中內容與包括《論語》、《孔子家語》、《莊子》、《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義》在內的眾多傳世文獻相互聯繫，十分引人矚目。按照筆者的理解，該篇的重要價值還在於體現了孔子思想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孔子追求用世，希望能夠實現政治理想，但他認為自己生不逢時，“無道”的現實決定了自己的政治命運。不過，他堅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的學說，無論在怎樣的困苦境遇中[/SIZE][SIZE=4]，都應當堅守節操，不忘修德，以君子人格自律。作為孔子裔孫子思的著作，《窮達以時》印證了孔子對自己政治命運的深刻理解，將該篇與包括《論語》首章在內的其他有關資料綜合研究，可以更好地認識孔子的“時遇”思想。[/SIZE][B][SIZE=4][/SIZE][/B]

[ALIGN=center][B][SIZE=4]一、“天人之分”與“[/SIZE][SIZE=4]窮達以時”[/SIZE][/B]

[SIZE=4]   [/SIZE][SIZE=4]人生處世，有窮有達。“窮”與“達”是怎樣決定的？如何理解人生的困厄與顯達？對於這樣的問題，歷代都會有人進行深度不同的思考。[/SIZE]



[SIZE=4]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說：[/SIZE]

[SIZE=4]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SIZE]

[SIZE=4]    這裏明確提到“天”和“人”，論述了二者的關係，格外引人注意。此處的論說與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不同，在這裏，“人”與“天”被兩分， “天”與“人”各有其“分”。何謂“分”？《禮記·禮運》鄭玄注曰：“分，猶職也。”故“天人有分”是說天、人各有其職分，天、人互有不同。[/SIZE]



[SIZE=4]    說到儒家的天人論，一般認為，[/SIZE][SIZE=4]“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的基本特徵，[/SIZE][SIZE=4]“天人相分”觀念由[/SIZE][SIZE=4]荀子提出，[/SIZE][SIZE=4]不像“天人合一”思想那樣形成早，影響大。實際上，“天人相分”應當像“天人合一”那樣歷史悠久，人們長期以來忽視了“[/SIZE][SIZE=4]天人之分”的觀念，才產生了錯誤的認識，這是[/SIZE][SIZE=4]《窮達以時》的發現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梁濤先生說得好：“[/SIZE][SIZE=4]根據竹簡的內容，天人之分其實也有深刻的歷史淵源，而且從思想史的發展看，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總是相伴而生的，沒有不講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也沒有不講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分。”【一】[/SIZE]



[SIZE=4]    既然“天”與“人”是二分的，那麼何謂“天”？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天”的內涵有所不同，它可以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學天，也可以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自然天。而《窮達以時》中所說的“天”則是決定人生顯達與困厄的命運天、時運天，它可以決定人生的升降浮沉，可以使人一生不遇，也可以使人宏圖大展。所以，竹簡《窮達以時》說“遇不遇，天也”。如果境遇不佳，即使為人賢能同樣無濟於事。[/SIZE]



[SIZE=4]    人生窮、達決定於“天”，卻並不是人們在“天”的面前無可為、無所為，認識到“天人有分”，才可以更好地確立人生態度，正確對待人生。除了《窮達以時》，郭店楚簡其他篇章中還有論說天人問題的內容。例如，竹簡《語叢一》有曰:[/SIZE][SIZE=4]“知天所為，知人所為，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所謂“天所為”、“人所為”，當然是其職分和作用。既然天與人不同，天的力量又十分巨大，那麼，首先搞清楚天人之分就十分必要，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知道”、“知命”。所以，《窮達以時》說“[/SIZE][SIZE=4]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SIZE][SIZE=4]”。[/SIZE]



[SIZE=4]    這裏涉及到如何對待人生命運的問題。“[/SIZE][SIZE=4]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實際是一個人道如何適應天道的問題，因為“人”與“天”雖然兩分相並，但“天”與“人”並不相等，在很大程度上，“天”決定著人的命運，決定著人生。所以，從對待“天” 的態度的角度言，“人”應當尊重“天”，應當順應“天”。這又由“天人相分”走向了“人”自覺與“天”相互和諧的路子上。很顯然，不知其“分”便難得其“合”，不瞭解“人”與“天”的區別，就難以正確對待人生。[/SIZE]



[SIZE=4]    郭店楚簡所說知“天人之分”與“為學”、“知道”、“知命”之間的聯繫，使我們想到了孔子。孔子曾經總結自己的人生歷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學”乃是改造社會的學說，朱子《集注》說：“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孔子熟悉歷史，深刻認識現實，他瞭解天地運行之道，因而自稱“五十而知天命”。皇侃《義疏》以為：“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秉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有學者說：“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于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二】我們認為，郭店《語叢一》所謂“知命”就說孔子所說的“知天命”。[/SIZE]



[SIZE=4]    竹簡整理者指出，《窮達以時》篇的內容見於《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卷七和《說苑·雜言》。認真比較各項材料，它們雖文字多有參差，內容卻大體一致，肯定有共同的來源。人們認為，《窮達以時》出於子思學派，這是可信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同意郭沂先生的看法，即《窮達以時》應為孔子裔孫子思著作中記錄的孔子言語。【三】這不僅是因為在子思著作中確有一部分內容專記孔子言論，而且《窮達以時》和各書之間，無論思想內容還是文字表達都相當一致，而記述史實的部分尤為接近。我們認為，將該篇記載與《孔子家語·在厄》比較，可能看得更為清楚，各有關記載應該都本于孔子向弟子闡述自己對陳蔡之厄的看法，《窮達以時》的性質也應該如此。[/SIZE]



[SIZE=4]   《窮達以時》為子思著作記錄孔子言語，那麼，該篇的思想便不僅屬於子思學派，也應該屬於孔子。我們在認識孔子和理解《窮達以時》時，可以將相關文獻結合起來。例如，《窮達以時》中與“人”兩分的“天”，《荀子》中則表述為“時”。《窮達以時》的“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為“遇不遇者，時也”，《窮達以時》的“天”作為決定人生顯達與困厄的命運天、時運天，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天時”。[/SIZE]



[SIZE=4]   《窮達以時》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我們可以據而對孔子的“天命”思想進行新的認識。依照我們的認識，《論語》材料不是隨意的編排，而是有內在的邏輯聯繫，人們認為《論語》各篇都有一定主旨的看法應該是對的。【四】[/SIZE][SIZE=4]在這樣的基礎上，便可以對孔子關於自己人生歷程的敍述進行新的認識。[/SIZE]



[SIZE=4]  《論語·為政》篇開頭的幾章是：[/SIZE]

[SIZE=4]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SIZE]



[SIZE=4]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SIZE]



[SIZE=4]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SIZE]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SIZE=4] [/SIZE]

[SIZE=4]    由於《論語》是語錄體著作，語句簡略，所以，《論語》各章材料有無主旨，歷來學者各執己見。實際上，《論語》第一篇《學而》在總說“務本之意”後，接著在第二篇《為政》中就談論孔子最為關心的問題。作為思想家，孔子所關心的首先是社會的治亂問題，是家、國、天下的問題。《為政》首言以德治國；接著談論《詩》，孔子認為，為政治國應當以王道施行教化，而《詩三百》則蘊含王道，為孔子所格外重視。當時就曾經有人說：“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五】，孔子認為《詩》可以教化人心，他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六】；然後，《為政》接著談論德、刑關係，這是孔子談論政治問題的最要話題。在此之後，便是孔子的自述。[/SIZE]



[SIZE=4]    夫子自述被放在這裏，昭示了孔子所說的“學”，不應該是作為動詞的“學習”，而應該是作為名詞的“學說”，是他修齊治平的政治學說。這一點，前已言及，此不贅述。[/SIZE]



[SIZE=4]    孔子常常談到“天”，《窮達以時》的發現，可以與《論語》等材料相互比對發明。《論語》中就有孔子所說的“不怨天，不尤人”的句子，至於孔子關於天、命的言論則更多。這樣，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也包含甚至主要是指對自己“學”之不行于時的認識與感悟。結合竹簡《語叢一》中所說的“知天所為，知人所為，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可以認為，孔子知“天人之分”，也“知天所為，知人所為”，是一位“知天命”的人。孔子認為，自己在五十歲前後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了自身學說的本質特徵，也知道自己不用於世是因為與“天”、“時”不合。[/SIZE][/ALIGN][ALIGN=center][SIZE=4][B]二、“博學深謀”與“世不我用”[/B] [/SIZE]

[SIZE=4]    孔子“博學深謀”，這一點，他本人自然十分自信，並不諱言。例如，《孔子家語·在厄》篇記孔子對弟子子路說： [/SIZE]

[SIZE=4]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SIZE]

[SIZE=4]   孔子臨終前還說： [/SIZE]

[SIZE=4]        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SIZE]。【七】

[SIZE=4]    孔子認為自己的學說思想足以治世，但“天下無道”，難以得到施行而已。孔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天下無道久矣”，他感到無力擺脫這樣的客觀現實。這就是他所遇到的“時”或者“天”，就是他的“時遇”。[/SIZE]



[SIZE=4]    在孔子看來，歷史上博學深謀的人很多，其能否用世，決定于自身的時遇。在《孔子家語·在厄》篇的記載中，孔子與子路交談時，他從“不遇”的角度說到伯夷、叔齊、王子比干、關龍逢、伍子胥等人：[/SIZE]

[SIZE=4]       [/SIZE]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

[SIZE=4]《窮達以時》又從“遇”的角度立正面立論：[/SIZE]

[SIZE=4]       [/SIZE]舜耕于曆山，陶拍於河滸，立而為天子，遇堯也。邵繇衣苔蓋，帽絰蒙巾，釋板築而左天子，遇武丁也。呂望為臧棘津，戰監門來地，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舉而為天子師，遇周文也。管夷吾拘繇束縛，釋械柙而為諸侯相，遇齊桓也。百里奚轉鬻五羊，為伯牧牛，釋板□而為朝卿，遇秦穆。



[SIZE=4]      孫叔三斥恒思少司馬，出而為令尹，遇楚莊也，初韜晦，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驥厄張山，騏塞于邵來，非無體狀也，窮四海，致千里，遇造父故也。[/SIZE]

[SIZE=4]    [/SIZE][SIZE=4]孔子不被用，使他空負治國平天下的一腔熱情。但孔子對自己思想學說的命運是理解的，惟其如此，孔子才能在困境中甚至還能夠“慷慨講誦，弦歌不衰”。畢竟，孔子弟子有人對孔子的學說是理解的，正如子貢所言：“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SIZE]



[SIZE=4]    顏回的理解更使孔子得到安慰，顏回說： [/SIZE]

[SIZE=4]       [/SIZE]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

[SIZE=4]    就孔子本人來說，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博學深謀”，道術足以治世，而另一方面，時代不容，“世不我用”，無道的現實使自己難以施展抱負，這怎能不使孔子陷於深深的思考之中。 [/SIZE][SIZE=4]嚴酷現實造就了孔子，孔子的政治境遇使他的思想更加深邃。孔子的人生境界正是在這樣的苦悶中提升的，孔子“晚而喜易”或者與之有關。《論語·述而》記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司馬遷說得好：“《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八】“博學深謀”的孔子晚年才深深喜好《周易》，正與他極其豐富的人生閱歷有關。[/SIZE]



[SIZE=4]   《周易》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中關於“時”的哲學。因為《易傳》與孔子的密切關係，《易傳》的思想屬於《周易》，也屬於孔子。劉彬先生曾經認真研究了《周易》中“時“的哲學，他認為，《周易》哲學揭示，“時”是天道的展現和實現形式。在宇宙生化論意義上，“時”以一個個的“時下”、“當下”而存在，同時又“時”“時”相續，展開為一條囊括終始、統攝八極的永恆宏偉的大流。正因為各卦都表示了一個個的特定、具體之“時下”、“當下”。《彖傳》才直接指出了三十卦的“時”義，如《豫·彖》曰：“《豫》之時義大矣哉！”《頤·彖》曰：“《頤》之時大矣哉！”《大過·彖》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等等。【九】[/SIZE]



[SIZE=4]    顯然，《周易》中的“時”既指時間，也指空間，是時間和空間的綜合體。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說：“夫卦者，時也”，又說：“卦以存時”。惟其如此，孔子才對其中的一些卦格外重視。例如，從馬王堆帛書易傳《[/SIZE][SIZE=4]繆和[/SIZE][SIZE=4]》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孔子對《困》卦格外重視。該篇記載說： [/SIZE]

[SIZE=4]       [/SIZE]繆和問于先生曰：“凡生於天下者，無愚知賢不肖，莫不願利達顯榮。今《周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又言不信。’敢問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聖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湯□□王，文王拘於□裏，〔秦繆公困〕于□，齊桓公辱於長勺，越王勾賤困於〔會稽〕，晉文君困〔於〕驪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嘗困而能……也乎？困之□為達也，亦猷……故《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又言不信。’此〕之胃也。”

[SIZE=4]   帛書易傳《[/SIZE][SIZE=4]繆和[/SIZE][SIZE=4]》中的“子曰”何指，學者間有不同看法，將該篇與相關文獻比較，便不難理解“子曰”就是孔子無疑。[/SIZE][SIZE=4]《說苑·[/SIZE][SIZE=4]雜言》載：[/SIZE]

[SIZE=4]       [/SIZE]孔子曰：“…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於□裏，秦穆公困于□，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SIZE=4]    將帛書易傳《[/SIZE][SIZE=4]繆和[/SIZE][SIZE=4]》與《窮達以時》以及《說苑》等文獻合而比對，不難發現他們在論說的精神上是一致的。用[/SIZE][SIZE=4]繆和的話說，人之生於天下，都希望“[/SIZE][SIZE=4]利達顯榮”[/SIZE][SIZE=4]，但孔子說：“[/SIZE][SIZE=4]人君不困不成王”[/SIZE][SIZE=4]，所以，“[/SIZE][SIZE=4]困之為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SIZE][SIZE=4]。[/SIZE]



[SIZE=4]    孔子重視《周易》中的“困”卦，與他自己的歷史經歷和人生感悟有關。帛書易傳《[/SIZE][SIZE=4]繆和[/SIZE][SIZE=4]》談論“困”、“達”的問題，但此時的孔子，人生境界已經提高到了新的層次。他已經清楚地看到，人作為一種“時”的存在，應該能自覺其“時”，從而用“時”。這種覺“時”、用“時”即構成了“時”的人道內涵。所以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孔子關於《周易》的大量論說，正明確顯現了這一點。[/SIZE]

[SIZE=4]    孔子“周遊列國”時，他處在“世不我用”的困頓中，孔子不得其“時”，但仍然希望用“時”，因此，他往往表現得矛盾與苦悶，一方面，他似乎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思想與當時的不洽，但總是又希望能有機會一試身手，一展抱負。《窮達以時》說：“苟有其世，何難之有哉？”《論語·陽貨》記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都似乎是孔子的喃喃自語。這裏的“世”與“時”意義相通，“有其世”自然“有其時”，也就是“有用我者”，有適合自身發展的空間。[/SIZE][/ALIGN][ALIGN=center][B][SIZE=4]三、“學而時習”與“獨善其身”[/SIZE][/B]

[SIZE=4]    人生有窮有達，窮則[/SIZE][SIZE=4]獨善其身[/SIZE][SIZE=4]，[/SIZE][SIZE=4]達則兼利天下。[/SIZE][SIZE=4]《孔叢子·[/SIZE][SIZE=4]記問[/SIZE][SIZE=4]》所引述的孔子之言，在《孟子》中作“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SIZE]



[SIZE=4]    對於人生的“窮”與“達”，孔子有清晰的應對態度，《孔子家語》、《說苑》乃至《窮達以時》都有很好的反映。那麼，孔子的這一人生態度在《論語》中有沒有體現？如果有，是如何體現的？[/SIZE]



[SIZE=4]    孔子孜孜以求的是天下國家的平治問題，孔子後學編輯《論語》，難道不會有所表現？更何況，人們公認，《論語》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具有“正實而切事”的特徵。由此，我們不能不再次思索《論語》首章的理解問題。[/SIZE]



[SIZE=4]   《論語》開篇說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對於此章，一般理解它是說學習、交友之類的事情，其實不然。我們曾說：“學而時習之”中的“學”和“時”與[/SIZE][SIZE=4]《莊子·天下》篇“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相近。[/SIZE][SIZE=4]學：有作動詞用的“學習”，有作名詞用的“學說”等，這裏應為後者，指思想主張，對社會、人生的總體認識。[/SIZE][SIZE=4]程樹德《論語集釋·學而上》即指出：“‘學’字系名辭。”清人毛奇齡《四書改錯》曰：“學者，道術之總名。”[/SIZE][SIZE=4]這樣理解，還突出了《論語》首章的思想中心，不至於讓人感到孔子的這些話有些散亂，沒有主題。後人編輯孔子之言以成《論語》，把本章放在首篇，又作為首章，必定不應只談論學習、交朋友一類的事情，該有較為重要的主題。【一○】[/SIZE]



[SIZE=4]    “學而時習之”是人生顯達的一種結果，“人不知”則是心懷天下者最為苦悶在狀態。顯然，《論語》首章所言也有如何對待人生窮達的態度問題。自己的學說被社會、被時代共同遵循、實踐，自然令人喜悅。孔子心懷天下，關心社會治亂和人生疾苦，他更為看重“學而時習”。“學而時習之”的“時”，正是“窮達以時”的“時”，孔子沒有趕上這樣的“時”，在他的心目中，社會的理想狀態是三代聖王之世，《孔子家語·禮運》說：“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 這裏的“與”字不是連詞，應該當動詞講，是“謂”、“說的是”的意思。該字之訓，清人王引之《經傳釋詞》有說。【一一】這句話可以翻譯成：大道實行的時代，說的是夏商周幾位賢明之人當政的時代，我都沒能趕上，但有相關的記載可以看到。孔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春秋末年已經是“大道既隱”的時代。[/SIZE]



[SIZE=4]     人生非時，政治主張不為時代所用，但仍然不能忘記“修道立德”。“學而時習”令人中心喜悅，而人不我知可能更為難能可貴，這是“君子”人格境界的要求。《論語》首章“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正與《窮達以時》對應，《窮達以時》說： [/SIZE]

[SIZE=4]       [/SIZE]動非為達也，故窮而不怨；隱非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芝蘭生於幽谷，非以無人嗅而不芳。無茖堇，愈寶山，石不為開，非以其善負己也。窮達以時，德行一也。譽毀在旁，聽之弋母。緇白不釐，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SIZE=4]   人生[/SIZE][SIZE=4]窮達由“時”決定，但真正的“君子”應當德行始終如一。君子追求顯達，是為了兼濟天下。有時生不逢時，仍不應當忘記[/SIZE][SIZE=4]“修道立德”，應當做到“[/SIZE][SIZE=4]獨善其身[/SIZE][SIZE=4]”。《孔子家語·在厄》篇的記載也是如此： [/SIZE]

[SIZE=4]       [/SIZE][SIZE=4]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困厄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SIZE]

[SIZE=4]     對於“君子”，其基本的要求就是“[/SIZE][SIZE=4]獨善其身[/SIZE][SIZE=4]”，即“修道立德”和“[/SIZE][SIZE=4]德行一也[/SIZE][SIZE=4]”。所謂“德行一”，就是不論人生顯達還是身處困厄，都應不改其節，即“不謂困厄而改節”。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君子思遠志廣。[/SIZE]



[SIZE=4]    [/SIZE][SIZE=4]實際上，孔子的不少論述都可以在這樣的解釋下得到理解。例如，《論語·裏仁》記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承認人人都嚮往富貴，不願貧賤，正如政治追求上人人嚮往顯達，不願困厄。也就像馬王堆帛書《繆和》中所謂“[/SIZE][SIZE=4]凡生於天下者，無愚知賢不肖，莫不願利達顯榮。[/SIZE][SIZE=4]”但是，追求顯達必須遵循其“道”，就像追求富貴同樣有道一樣。對於人生，人們的態度有很大不同，道德君子會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無終食之間違仁”，即使身處困厄之中依然如此。[/SIZE]



[SIZE=4]    人人嚮往富貴顯達，但由於時運不濟，並非人人都能夠達到這樣的理想或願望。如果是這樣，人就應當“知天命”，人所要做的，是正確思考如何按照“君子”人格律己，如何按照“君子”要求處世。無論“天”、“命”還是“時”、“世”，作為一種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人在其面前無能為力，但卻不應無所作為，不應只[/SIZE][SIZE=4]聽從天命的擺佈[/SIZE][SIZE=4]。那麼，人應該怎樣，或者說人應該採取怎樣的應對態度，在孔子那裏，答案是十分明確的，用《窮達以時》的話說，就是“君子敦于反己”，用《論語·衛靈公》中孔子的說法便是：“君子求諸己”。既然窮達取決於時運，毀譽在於他人，這些都屬於天，是自身無法決定的，那麼人就應當求於自己，因為人的德行如何只能取決於自己，與“天”無關。正因如此，人不應該停頓在現實的“不遇”中不能自拔，應當“盡人事以待天命”，努力完善德行，並以之作為追求的目標。[/SIZE]



[SIZE=4]     孔子的政治主張不為時代所用，並不是說孔子不懂得“時變”。相反，[/SIZE][SIZE=4]包括孔子在內的原始儒家，恰恰是主張“時變”的，他們的思想特色之一，正是主張在變化了的時勢中找到合適的切入點。《論語》、《中庸》都有孔子的相關論述，如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這裏的“時”就是指不斷變化的具體時勢。孔子曾說“過猶不及”，他反對冒進，反對“過”，但同時也反對“不及”，反對脫離事物發展的做法。關於這一點，孔子還有更為明確的表述。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孔子把泥古不化、不知時變者，與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的人並列，認為一定會招致失敗的結局。[/SIZE]



[SIZE=4]    孔子主張“時變”，絕不是認同無原則的苟合，對於此類問題，我們不能進行簡單的理解。[/SIZE][SIZE=4]《孔子家語·致思》有“孔子論管仲”一節。由於對管仲的所作所為是否合乎“仁人之道”感到困惑，孔子弟子子路就此請教孔子。對於管仲，孔子顯然頗為熟悉和瞭解。孔子很少以“聖”與“仁”許人，卻高度評價管仲，認為其人“仁也”。《論語·憲問》篇云：“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云：“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如果像召忽那樣為公子糾而死，也就難有後來的“一匡天下”的歷史偉業了。在孔子看來，管仲“通於變”，轉而輔佐齊桓公，澤及後世，這正是仁人的作為。由此，我們應該對本篇孔子論管仲有更深刻的認識，從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和抱負。在孔子看來，“管仲……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孔子的“遇時”與“通變”思想可見一斑。[/SIZE]

[/ALIGN][ALIGN=left][SIZE=4]     據《莊子·漁父》記載，有人對孔子說：“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孔子所說的“少而修學”恐怕與他所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可以相互發明，這裏的“學”應該就是《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的“學”。[/SIZE] [SIZE=4][/SIZE][/ALIGN][PP][SIZE=4]  《孔叢子·[/SIZE][SIZE=4]記問[/SIZE][SIZE=4]》篇最後記載了這樣兩個故事。其一曰： [/SIZE][PP][SIZE=4]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SIZE]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SIZE=4]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SIZE] [PP][SIZE=4]    這裏記載的是孔子關於“時”的看法。孔子認為自己所處非時，不能[/SIZE][SIZE=4]兼利天下，只有獨善其身了。從孔子弟子的言語中，不難看出孔子對於“道”之不行的心境，也很清楚地看出孔子對於“窮”與“達”、對於所處之“時”的認識。 [/SIZE][ALIGN=left][SIZE=4]   《孔叢子·[/SIZE][SIZE=4]記問[/SIZE][SIZE=4]》篇的另一故事是：有人[/SIZE][SIZE=4]樵於野而獲獸，眾人莫識，孔子認為應該是麟，事實正是如此。孔子非常感歎，說：“[/SIZE][SIZE=4]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SIZE][SIZE=4]遂泣曰：“[/SIZE][SIZE=4]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SIZE][SIZE=4]乃歌曰：“[/SIZE][SIZE=4]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SIZE] [SIZE=4][/SIZE][/ALIGN][ALIGN=left][SIZE=4]    《孔叢子》前五篇記錄孔子言語，而於最後一篇的末尾[/SIZE][SIZE=4]記錄孔子“待時”，慨歎“[/SIZE][SIZE=4]今非其時[/SIZE][SIZE=4]”，確實意味深長！[/SIZE]

[SIZE=4]     這樣，通過對竹簡《窮達以時》與相關文獻的比較，我們發現孔子對待“時遇”，對待天人之分和人生窮達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人認識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應認識到“[/SIZE][SIZE=4]謀事在人，成事在天[/SIZE][SIZE=4]”。通過區分“天”、“人”，孔子主張張揚人的主體性，從而也充分體現了人之為人的價值和尊嚴。 [/SIZE][SIZE=4]《論語·憲問》記孔子曰：[/SIZE][SIZE=4]“莫我知也夫！”弟子子貢不解，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事實上，越是困頓，越是顯現出人格的高貴，誠如《孔子家語·在厄》中所記顏回對孔子所說，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天下不容沒有什麼可以憂慮的，因為“不容，然後見君子”，君子所做的，是不忘時時“修道立德”，“獨善其身”。 [/SIZE][SIZE=4]正確理解《論語》首章是讀懂整部《論語》的關鍵，是認識孔子的關鍵。只有正確理解了這一章，才可以真正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理解孔子的政治命運，進而認識孔子的政治追求，瞭解孔子的一生。在這方面的認識，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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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00ff]【一】[/COLOR][COLOR=#3300ff]梁濤：《竹簡〈窮達以時〉與早期儒家天人觀》，《哲學研究》二○○三[/COLOR][COLOR=#3300ff]年第四[/COLOR][COLOR=#3300ff]期。 [/COLOR]

[COLOR=#3300ff]【二】[/COLOR][COLOR=#3300ff]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三《為政上》引“劉氏《正義》”，中華書局，一九九○[/COLOR][COLOR=#3300ff]年，第一冊第七五[/COLOR][COLOR=#3300ff]頁。 [/COLOR]

[COLOR=#3300ff]【三】[/COLOR][COLOR=#3300ff]郭沂：《子思書再探討——兼論〈大學〉作於子思》，《中國哲學史》二○○三[/COLOR][COLOR=#3300ff]年第四[/COLOR][COLOR=#3300ff]期。 [/COLOR]

[COLOR=#3300ff]【四】[/COLOR][COLOR=#3300ff]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二○○三[/COLOR][COLOR=#3300ff]年第三[/COLOR][COLOR=#3300ff]期。《韓國哲學論集》第一三輯，韓國哲學學會，二○○三年九月。《〈論語〉首章與〈孔子家語·屈節〉篇》（孔子政治命運悲劇的兩個詮釋），載韓國溫知學會編：《溫知論叢》第一○輯[/COLOR][COLOR=#3300ff]，[/COLOR][COLOR=#3300ff]二○○四[/COLOR][COLOR=#3300ff]年[/COLOR][COLOR=#3300ff]六月。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  [/COLOR][COLOR=#3300ff]龐樸主編：《儒林》第一輯，山東大學出版社，二○○五年八月[/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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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3300ff]【[/COLOR][COLOR=#3300ff]五】[/COLOR][COLOR=#3300ff]《大戴禮記》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COLOR][COLOR=#3300ff]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孔子家語·弟子行》作：“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COLOR]



[COLOR=#3300ff]【六】[/COLOR][COLOR=#3300ff]《孔子家語·問玉》、《禮記·經解》。[/COLOR]

[COLOR=#3300ff] 【七】[/COLOR][COLOR=#3300ff]《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終記》的記載與之類似。[/COLOR]



[COLOR=#3300ff]【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COLOR]

[COLOR=#3300ff] 【九】劉彬：《論〈周易〉中“時”的哲學》，《理論學刊》二○○三年第二期。[/COLOR]

[COLOR=#3300ff] 【一○】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二○○三年第三期。[/COLOR]

[COLOR=#3300ff]【一一】楊朝明：《〈禮運〉成篇與學派屬性等問題》，《中國文化研究》二○○五年第一期。[/COLOR][/ALIGN]

诸位：抱歉！我不太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