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2月05日16:57 　 凤凰网　 龚鹏程　

[IMGA=0,absMiddle]http://img1.qq.com/view/pics/15646/15646826.jpg[/IMGA]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龚鹏程

王鲁湘：儒学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时至今日，儒学在国内引发了一波一波的热浪，此起彼伏，诞生了一批标志性的建筑，激活了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捧红了一大批明星式的学术人物，儒学似乎成了可以解决从经济秩序到道德体系，从文化意识到社会制度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当我们油然而生文化大国国民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儒学复兴的到来是不是已经有拔苗助长之嫌？那么我们的学术界准备好了没有，社会的条件从实的制度到虚的文化心理，是不是也已经都具备了条件？怎么样才能使儒学真正地复兴，儒学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重返中国？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台湾的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

王鲁湘：龚鹏程先生是一位奇人。他是一位奇人就是，你们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头看到的某一种类型的人物，其实龚鹏程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原型。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儒雅的一个饱读诗书的一个文人，同时又是一个武林高手，而且还和三教九流，台湾的各种黑帮江湖，关系还很密切。您为什么从小时候好像看上去是一个不良少年，和人打架斗殴的人，能够后来成长成为这样的一个学者？

龚鹏程：我只是不适应制式化的教育，所以这种年轻时候的叛逆或者斗殴等等，其实是我们在对于现代化的这种教育体制的不适应，但是我因为很小读过孔孟的书，所以我基本的人生的准则跟方向并没有偏离。

王鲁湘：我跟龚鹏程先生是同庚，我们都是1956年生人，属猴，但是龚鹏程先生从小饱读诗书，而我要到19岁才听到孔子和孟子这个名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海峡两岸传统文化的一种状态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就是一个鲜明的比照。据我所知，在台湾的国民教育中间，儒家经典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是吗？

龚鹏程：当时国民党到了台湾去以后，所实施的教育，正如您刚刚讲的，儒学变成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跟当时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他就会强调，三民主义是延续孔孟之道。不过台湾因为它从清朝以来，它本来就是一个儒家型社会。

王鲁湘：对

人穷困的时候都是一定怨天恨地骂爹娘

龚鹏程：忠孝节义等等，它是变成一个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这时候，再给他一点儒学教育，感觉上并不是那么样地抵触，它的弊病也就不那么明显，但是它有没有弊病呢？当然还是有的。譬如说我们一个东西好吃，但是规定你非吃不可，每天都得吃。

王鲁湘：那我就有逆反心理了。

龚鹏程：孔子、孟子里面主要讲的经意我不记得，我可能只要去背诵它里面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一些知识，把它知识化，把它变成一种考试，这样处理起来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人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变成我一个学习上的压力。所以就说，让儒学变成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它有利有弊。也有一些人，因为他附和，比如说很多做三民主义研究的人，那么他就附和，讲孔孟。孔孟学会里面的很多专家，他都是讲三民主义的，讲政治学的政治教官，他来讲这些东西。这样还有党国的一些大佬，那么他们用他们的粗浅的一种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粗浅的一种行政上的一个阅历，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来主持孔孟学说的传扬，主持这孔孟的学术研究，那这个当然会造成我们一些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不过总体说来，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还是通过这个教育系统帮助了大部分台湾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机会，能够去认识孔孟儒家的这些学说。

王鲁湘：那么推崇国学，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也不止一次出现过，那么您认为这一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来的这样一种国学热，你对它的这个起来的这个背景，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龚鹏程：我想是这样，第一就是说总体环境跟90年代以前是很不相同的。第一整个中国现在所谓中国崛起，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中国人他面对世界的时候，事实上比较有底气了。凡是人在穷困的时候，基本的反应都是一定怨天恨地骂爹娘，可是人一旦发达以后，人不同了，人要建宗祠，要修族谱，光宗耀祖。

王鲁湘：对祖宗开始有感恩之情了。

龚鹏程：这是一个基本的大的社会心理背景，基本的环境。第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面，就特别产生文化身份认同上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应该有一些。

王鲁湘：必须具有的最最基本的东西。

龚鹏程：基本的认识。那我觉得在这一类的心理，普遍地产生在各个阶层里面，他多少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所以整个儒学复兴的这个契机，或者说它的这个动势。

王鲁湘：动力。

龚鹏程：动能，它并不是像过去发一个政令下来，然后由上往下，它产生自一个社会的总体的心理动能。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欢迎龚鹏程教授给我们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儒学复兴时代的隐忧》。

儒学其实有点像我们存活的空气一样

龚鹏程：各位朋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报告这个题目。我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江西人，我们在台湾的政治归类里面就叫台湾的外省人，算是大陆人，但是我们又在台湾出生，那在大陆叫我们是台湾人，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身份，当然也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察的视角。

在我生活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原来就有了比较深厚的儒学的、儒家文化的传统，我们不要以为台湾孤悬海外，它非常晚才开发，而且中间又经过日本统治50年，那么它跟整个中国的文化的大传统它是非常隔阂的，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郑成功到了台湾以后，他的当时的雄心就是要一缕忠心嘛，所以他要用他的力量重新旋乾转坤，当然最后壮志未酬，但是他留在台湾的，在台湾跟着郑成功到台湾去的，有非常多的文化人。他们在台湾，他就保持着一个中原文化传统正脉在台湾的一种特别的心理。虽然后来清朝取得台湾以后，开始经营台湾，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同时当时又是最后收进清朝版图的一个地区，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文教的经营会特别地用心。即使是日本在统治台湾时期，他派到台湾来的总督，每一个总督都是汉文非常好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面，就整个儒学它其实实际上有点像我们存活的空气一样，它很自然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当然后来读书以后，加上了学校这种制式化的一些教育，各位要知道，即使到了现在，后来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把这个我们的国语文课本里面的传统文化的教材的比例大幅删减，现在我们的高中国文课本里面，文言文的比例，目前还占到45％以上，那在过去前几年，高达65％，而这个文言文是不算什么的？不算章回小说的，比如说《红楼梦》《水浒传》，选的这些篇章是不算的；还有诗歌，那也不算，那另计。而在正式国文课本之外，我们还有一册，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事实上就是《论语》、《孟子》。所以所有的高中生，初中生、高中生，大概《论语》、《孟子》基本上是都读过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上来看大陆这些年的儒学的复兴，当然特别地感动，觉得说太好了，孔孟之道能够重新复光于神州大地，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期望感觉上好像是要复兴了。在全世界各地办的孔子学院，各个地方办的各种的国学班，各个大学，人大、北大等等都有国学班，国学的专门的课程，然后有很多学生在学这些国学，乃至于企业界也有非常多的企业家的国学班，总裁班什么各种班。我经常旅行，在每一个机场都可以发现，每个机场里面都在播放，都是什么呢，都是用国学来讲现代的管理。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上的比如什么国学辣妹，或者是汉服运动，这一类活动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当然非常非常高兴。不过我们也发现这里面可能存在着若干的问题。

这问题在哪呢？总的来讲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无源之水是不能流得长的，对不对？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儒学要复兴，我们基本上就对儒学的内容要有比较深刻的掌握，否则的话大家都来讲，商界到处，大家都来讲，讲这个儒学，内容可能荒腔走板，可能非常地粗浅，所以在整个儒学复兴里面，它有一个基础性的东西，那个基础性就是我们的儒学研究。

可是我们凭心而论，我们后来发现，从80年代以来，我们在儒学研究上，我们到底想想看，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儒学研究的学派呢，有什么特别新的儒学研究的新的观点？特别重要的，引发我们学界里面重大讨论的一些儒学的论题，真正的学术论题，而不是刚刚讲那种社会性的话题？这些年就在方法、观念跟研究上，我们到底有多少开拓？事实上是很令人惭愧的，就我们现在整个学术界，学术界在这方面其实贡献并不太多。基本上还是80年代那个时候的老方法、老观点。可是我们需要大量的普及工作。而我们这个普及工作表示什么呢？当我们的学术界力量还很薄弱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的需求已经太大了，于是产生供需，供需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失衡现象。

很多地方官员热衷办各种祭典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很多在讲儒学的这些市面上流行的刊物，一种是翻印过去的，70年、80年前的梁启超、胡适等等，钱穆等等，只能去翻印那些旧东西。那些东西都太老了，对不对？想想看，胡适，梁启超他们写作的，写作到现在已经快80年了，那到我们现在还在读他的东西，钱穆先生当时，在当时编的这个国学概要，概论，是他在无锡教中学时候的教材，然后我们现在一样重新再来翻译，再来读。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中间断层了，所以我们来接上去，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自己新东西在哪呢？我们一种是翻印老书，还有一种是什么，是记录讲稿，就是像我们这种，我们现在就是演讲，我们录音整理起来，就马上可以出书了，因为这种最快对不对，你要等学者十年磨一剑，那个真正出现名山之作，太慢了。可是各位要知道，这种讲录，我们随口讲的话，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很不敢保险，就是我现在在随口讲的，我引证的数据随口谈到的一些话题以及思考，可能都不是那么样严谨、不是那么深入。这一类东西就变成我们现在社会上人要需要儒学养分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来源，那你说我们不忧虑吗？当然可能会忧虑，对不对？

其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社会上的人，又太急躁了，又太急躁了。当儒学才刚刚复兴呢，然后我们已经又用儒学，我们又用它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譬如说，譬如说儒家讲中庸之道，讲中和，我们现在已经到处都在讲中和，从战略，从全球观点，已经到了变成到做酒，也是中和，做一种酱油也是中和等等。它这样的一种心理就说，一个东西，它其实还没有真正被大家认识，你要知道中和是很复杂的，你要哲学上要讲清楚中和，中和不是黑的跟白的两瓶水灌在一起，变得不黑不白就是中和啊？我们平常讲那个人和稀泥，这种我们都以为是中和。中和不是这样的。中和是很困难的，它总得有一个辩证的一个程序，两方的矛盾的东西，你最后要达到一个中和，那是很难很难的，我们要如何在个人的修养上，对事物的认识上能够达到这中和，你要从哲学上来讲讲半天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谈儒学的方式，它会把儒学的好的东西变成口号化、教条化、标签化，变成像我们吃，我们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一样，甜点，觉得甜，很甜，对不对，那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办法深入地体会它当时的这些观念，它真正对我们人生跟社会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整体社会上，我们常常是这样，一件东西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它真正精髓的时候，我们已经厌倦了，已经因为大家都谈嘛，已经都觉得这已经炒烂了，觉得它已经，就已经不想再吃了。这个东西的真正好处我们还没尝到，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想吃了，很多时候是会这样的。

那另外就是刚刚谈到的，经济的炒作，目前儒学复兴的时代刚好是我们经济上，也是经济上复兴的这个时代。在这个经济大潮底下，人人向钱看，地方上很多的地方官员，他们热衷的，像我刚刚讲的，办各种的祭典，祭伏羲、祭黄帝、祭神农、祭女娲，然后或者祭地方上的这些硕学鸿儒，也把王阳明的故居翻修了，把黄宗羲的故居翻修了，白鹿洞什么这些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整建了。

但是这些东西他们来整理，是真正从文化上看重它的价值吗？还是说是想利用它们来招商引资，像我刚刚讲的，或者来发展旅游呢？事实上大部分这些单位，现在都不在文化部门手上，也不在教育部门手上，都在园林局或者旅游局手上。那么由园林、管园林管旅游的朋友，这些官员，他来主管这一类的这些纪念馆，那你想想看，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比如说章太炎的纪念馆，如果是放在一个学术机构来管章太炎纪念馆的话，那我们这里面所策划的所有的活动，办理的活动，我会成为一个发扬章太炎学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吧，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我们只是，而且这种旅游景点一般是大家不太会来的。

比如说像杭州恢复了一个过去的万松书院，但是万松书院这种书院作为一个旅游点，它的号召力、吸引力并不够的，于是我就要利用万松书院来办什么呢，办我爱红娘的运动，就是办男女相亲等等。那就利用这个东西，于是你的活动内容跟这个书院，它往往就会变成不伦不类的。类似这样的活动太多了。

大家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儒学会有大问题

我认识很多的地方官员，他们都很热衷地想要把乡贤，地方上它过去的文化名人，给他怎么样，把他打造成为一个这个品牌、那个品牌，但是他们对于文化的认知恐怕都很有限，他们所着眼的大部分还是在这个经济上的利益。这个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最担心的是这个文化并没有得到发扬，最后那个台子也就塌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在这个经济炒作的，大家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儒学，我们觉得恐怕会有蛮大的问题。现在的很多的儒学的讲座，譬如说我们地方上有很多单位找我们说，你出来来演讲，但要求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讲怎么样利用，运用儒学来进行现代企业管理。

那么这种有点像过去八股文的那种搭截題，就是两个不相干的题目把它搭在一起，但现在成为我们最流行的一种社会话题。而且开这种课的人多得不得了，社会上也出了很多这样的书，然后把儒家的东西再加以什么呢，加以变成技术化或者变成实用的一种工具。那么这时候来谈怎么样利用儒家所谈的一些道理来帮助我们再进行企业管理，或者帮助我们能够赚大钱。而儒家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不義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个義利之辨，这个其实谈的人非常非常少，我们只是强调怎么样儒学可以帮我们可以赚到更好的，更为赚钱这一类的。那么这样子来做，本来儒家跟资本主义的发展，儒家跟现代管理，这个不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处理不是要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明他们之间可以动态地产生什么样更好的效益，而是直接地想要拿来用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上面，那这个当然会造成我们现在在发展儒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迷失。

另外就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儒学上，其实我们的还有很多的社会体制是不健全的，它并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让儒学在这个社会上生根。比如说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有民间想要自己办私塾，读四书五经，但是国家教育体系说，你这个东西违反了我们的教学的标准、目标等等，这个恐怕是不行的，肯定要取缔。那这一类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国家教育体系内部，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看起来呢也非常地重视，也很愿意强调。但是第一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像我刚刚介绍台湾的那种情况，我们并没有正式地把，起码《论》、《孟》纳入到我们的正式课程里面去。现在有些学校它在做，但是它是用另外一套补充性的教材的方式来补充给学生，而不是真正进入到你的教材里面。

第二，它这些东西也没有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体制。比方说北大有国学研究所，人大有国学院。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个国学院的学生毕业拿的并不是国学的这个学术专业的文凭，因为国家的教育体系里面没有国学这个学门。所以学生只能够还是拿中国哲学的这种文凭或者是拿中国史学或中国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文凭。到现在人大已经国学院都办了那么久了，现在这个到底国学是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现在还在论证之中，各位就知道了说，在我们这个教育体制里面，其实看起来国学是很热闹，可是这种热闹有点像放焰火，它是虚的，它实际上在我们的体制里面，它还并没有真正地扎根，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体制里面去。这个体制不是只有语文教材，不是只有《论》、《孟》，它还有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譬如说对于我们的思想，对于说公民与道德的这种伦理教育，对于其他的这些思维，其他的譬如说数学，数学里面，我们读数学，读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个，在我们的教材里面，那是跟中国文化是一点关系没有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好像跟中国文化有关的只在语文课里面，只在专门读《论》、《孟》，读诗词，只在这里头，其他部分好像是没有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把整个中国文化融进到这里面去，儒家的价值观也没有贯穿在我们的总体的教育的内涵里面，所以它当然会显得比较地虚浮。

儒学完全体制化恐怕也会带来很大弊病

那另外，但是就是说你现在要把它进入到体制里面去，当然恐怕也是有疑虑的，这个疑虑就我刚刚讲，就是以台湾目前，台湾过去的情况来看，就是把这个儒学完全体制化以后，恐怕它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弊病。那么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拿捏这中间，就说它进入体制或者跟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在目前大陆上是非常微妙的，而这一部分的讨论事实上没有展开。

我们的公共舆论空间里面，事实上这些问题，大家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讨论。譬如说如何进入体制，那课本要怎么样来编，然后这个课程的设置、学科的设置该怎么样来修正，然后儒学跟体制的关系要结合到什么程度，才不会丧失了儒学的批判性？儒学本来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学问，我们不要以为它过去都是官方讲儒学我们就忘记了，儒学本来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如果儒学不是具有批判性的话，那个宋朝、明朝，张居正，韩佗冑，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这个宋明理学呢？你就知道了，它并不完全被政府所欢迎，被当政者所欢迎。那么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一方面庆幸现在国家体制它注意到儒学，也愿意来阐发儒学，但是儒学完全被收编到国家体制里面去，它事实上有非常大的危机。而这种收编呢，比过去打压还更不容易抗拒，还更不容易抗拒，那才是，将来可能产生了更多的衍生出来的问题。

另外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要复兴儒学，我们缺乏一个复兴儒学的社会生活场域。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环境改变了，这个社会生活环境跟过去不一样，不要讲这是什么大的社会，说过去什么宗法、农业，什么现在这个工商，不讲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伦理，伦理的空间。譬如说家庭，我们现在的家庭，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面的家庭，它跟传统的家庭，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家庭非常容易破碎。各位知道，现在离婚率极高，对不对，那这个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人在外面奋斗以后回来以后心灵的一个补给的一个空间，可以休养生息，然后这里面得到亲情抚慰等等，从这里面也可以产生我们面对社会的很多动力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家庭的作用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人跟人的关系也不一样，在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这个社会场域里面，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有机的瞬间结合的关系。儒学必须要有新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跟它，如何跟现代社会扣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我们现在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所做的事实上非常有限。我们只是把儒学拿来讲一讲，讲一讲，我们听到了，口耳之学，我们就以为我们能够实践儒学了。

可是儒学的实践性，它需要改造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活场域，这个实践才能真的能够落实下来。而所谓改造，这个恰好是目前最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基本观点，从清朝末年以来，基本观点我们是一个现代化观点。现代化观点就是让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的指标，它这些都是正面的，然后儒家是来看怎么跟它配合。可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要改造我们的生活场域，而不是要改造儒家。听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要重新来反省，当这个社会现代化以后，它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在每个人都是人不知而大愠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空间，生活场域，真的是合理的吗？像我刚刚谈到了，这个人跟人，人跟人互相地剥削，现在有钱的人剥削穷人，有本事的人剥削没本事的人，恐怕比过去更厉害。那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社会，每个人向钱看，互相竞争，以打倒别人为个人成功的一个要素，对不对？每个人追求那个是，过去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现在每个人都是人不知而大愠，就是我们要追，打知名度嘛，要追求镁光灯，曝光的一个机会，每个人要想办法做广告，每个人要炫耀自我，每个人追求的是成功，那这个个人的成功，那等等这一种的价值观，以及它所伴随的一整套的，我们这一套的现代化以后它出现的各种的问题，人的不愉快，自杀率越来越高，犯罪率越来越高，对不对？每个人好像都有心理疾病的这样一种社会，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我们如果没有对我们的这个社会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省，而在我们的生活场域之中，进行一些改善的话，我觉得我们去讲儒家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是没有办法落实的。所以就是儒学要复兴，如果要复兴的话，我们恐怕要从这个角度再来想，学者恐怕游谈无根、高谈阔论的时候，恐怕是要少一点，进行研究可能要多一点，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做得更扎实，真正能够在儒学的时代，儒学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它会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论域，新的一种方法。譬如说宋明理学它跟汉代的经学是不一样的。都是讲儒家，但是它不同。清朝又跟宋明理学又不一样。我们之所以来讲儒学，你能不能打开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儒学的一个新的一个前景，学术的一个前景，这时候你有方法、有观点、有理论，这个时候儒学才是有生命的，对不对？

其次，儒学，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学问，这个实践性的学问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具体的社会的体制，以及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场域里面，这样儒学发展才是有生命的，否则的话又是变成一阵子清谈，变成一阵子在商业潮流中一种时尚。那个时尚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因为大家都会厌倦嘛，我们会找更时尚的东西来操作它。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这一段美好的儒学仿佛要复兴的机会，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是一个假的，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真正落实到来开创我们未来50年、100年的新的文化的空间。

王鲁湘：感谢龚鹏程先生精彩的演讲。在龚鹏程先生刚才的演讲中间，他也提到了一种，可以说是一种隐忧。学界的深入的研究，真正的问题意识，就是提出一些真正的问题，而少操弄一些社会话题，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吧？

龚鹏程：也是因为本身我们在学术界。

王鲁湘：在学术界。

龚鹏程：在学术界，可能我们会特别觉得在学术界这个问题都比较严重。因为大陆上做儒学研究，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以前，儒学研究是很少的。有一部分研究，它是伴随着批判而来的，是批判带出来做研究。那么很多人士都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开始来进行儒学研究，儒学研究的队伍、班子这些现在在做的这些博导什么这些，大概也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成长起来的。而那个时候，大陆因为中间有一段就批林批孔，然后儒家是完全是过街老鼠，完全是负面的。那这时候开始起来的时候，它是嫁接了什么东西呢？是嫁接了港台新儒家，它利用港台新儒家对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等等，他们对于儒学的这种阐释，他们利用这个东西嫁接以后，然后再加上，把原来民国时期的早期的，比如熊十力、马一浮等等，他们的这些东西把它。

王鲁湘：再拿过来。

孔子就是一个反对官学的人

龚鹏程：接过来，然后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学术环境。这个学术环境让儒学开始在学术界里面开始恢复了，然后社会的恢复是又在后面。但是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东西呢，而学术界在这个15年来，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有新的学派。我们可能会觉得港台新儒家那个讲法可能现在觉得有些地方不心安，有些地方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一个成套、成体系的，或者一套言之成理的一些方法跟理论，或者是没有重要的一些著作可以跟当时的这些港台新儒家的这些，这几位大师能够相提并论的东西，我们实际上没有。那假如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其实不足以作为一个开创未来的。

王鲁湘：还有，就是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儒家它就是一种培养人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学派，但是恰恰在我们现在大陆的制式教育中间，它又是严重地缺乏不足，根据您这么多年，您也在一直在办教育，怎么样地把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当中予以突破？

龚鹏程：这个突破就恐怕是最困难的地方，我们谈到孔子，我们都知道，孔子就是一个反对官学的人。有教无类，那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要复兴儒学，那一个试金石就是说那孔子的这样一种典范在我们的教育领域里面，我们怎么能落实呢？目前这个确实是目前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个恐怕就是说，第一社会也要形成有这么大的有比较多的舆论的压力，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就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嘛，可能教育也应该多元化。然后同时整个社会发展也不一样了，所以教育的这种学科设置，学校分布，乃至于学校形态、教学内容、教材的编订等等，这些整套的这个体系也许恐怕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调整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要针对现在的这些体制跟社会生活，具体生活上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检讨，那这时候你才可能跟儒学真正的内容，在这里面才可以生根，否则我们在一个官学的一个框架里面，我们来讲孔子，这是很难讲的，孔子的很多精神讲不下去。

王鲁湘：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生活场域，就是我们大陆讲的就是我们生活环境，那么我们知道，儒学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那样一个宗法制的小农经济的，以乡村为主体社会形态的这么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的话，显然和我们今天这个场域完全不相同了。

龚鹏程：大不相同。

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场域中间，我们如何把儒学的东西生活化，如何让儒学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间？

龚鹏程：举个例子来讲，像刚刚讲，像儒家，原来讲五伦关系，在儒家的那个伦理里面，就是说君臣、父子等等，它都不是陌生人，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我们很多陌生人，比如说同住一个大厦里面，都是都陌生人嘛，早晨一起出来，大家坐电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陌生人伦理，因此坐电梯每个人都默然，不会跟人家打招呼的。

王鲁湘：不打招呼。

龚鹏程：不打招呼，因为我不认得你呀。这种陌生人伦理，那我们是过去没开发的，那么就说儒家该不该有一些新的面对现代社会新的这种向度，新的角度、新的方向，应该顺着儒家所讲的这个基本原则。

王鲁湘：再延伸。

要把政治儒学变成是现在政府的政治还可商榷

龚鹏程：比如说对人要忠信，要有诚，或者忠信，或者是推己及人，或者忠恕之道，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延伸到我们刚刚讲的这类东西上去。这个东西是要开发的，它来面对新的社会。第二就是说我们也要参考一下，过去古人怎么实践的，因为古代社会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说宋明理学家，他的面对的时代跟唐朝以前的那种贵族门第社会。

王鲁湘：也不一样的。

龚鹏程：截然不同吧。他们过去这些经验，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如何重新来操作。很多农村，它宗族还在，宗族还在，那么宗族也许可以来尝试，那么地方上这种小的这种书院这一类团体是可以恢复的，就是恢复民间这种小的一种道义型的这种小团体，让它们来推动一些社会上这些在伦理上大家又重新来呼应我们一种新的生活。同时也许可以结合现在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新的运动，比如说生态运动，或者是环境保护权益什么的，消费者保护等等，诸如此类。那就是说，它要有一个新的做法，它才是复兴儒学之道，而不是说我们还是回去，把那些古书又重新读一遍，再滚瓜烂熟，然后它只是拿来跟我们现在的这种价值观重新再铺适一下，擦胭脂抹粉，再讲一套，这是没有用的。

王鲁湘：好，现在我们把问题交给在座的同学。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凤凰网网友：龚鹏程教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网友，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就是政治儒学？

龚鹏程：政治儒学据我所知，是蒋庆先生最先提倡的，但是我对它具体的内容不是非常了解，那如果说政治儒学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政治环境里面，儒学在这里面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当然过去儒家有很强的这方面的面向吧。我们现在再讲儒家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讲成一个我们的一般老百姓的社会生活，而忽略了它对于譬如说汉朝的公羊家，它是讲革命的，对不对？它要为汉制法，要改制，它等于说我来，学者来替国家规划出一套治国方针，规划出一套可以长治久安的一套方法。儒家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当然应该要发扬，但是它也不是，政治只是，我们刚刚讲很多面向中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忽略不讲或者淡化它，那当然是，我觉得是不妥当的。那它会使得儒学变成是政府用来安抚或者是用来驯化，驯化老百姓的一个工具，我们应该要强调这一部分。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应该重新恢复儒家的，它有批判性，那它对政治是有主张的，那么这些主张，它可能更重要的，它时过境迁，可能不见得完全能够用在我们这个社会，但是它可能代表一种精神，那也许我们应该继续来阐发它。政治儒学大概讲到这里，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怎么样？假如我们要把政治儒学变成是现在政府的政治上的，我刚刚讲了国家意识形态，那这个恐怕我们就，还可商榷，就目前我们还对这个有点忧虑。

观众：龚鹏程教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关于儒学历史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儒学都是法家包括帝王家的一个招牌，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是儒学而不是佛学或者是道家的这些理论成为这个招牌呢？

孟子有一段时间差点被赶出孔庙

龚鹏程：你刚刚其实已经讲了答案了，它是招牌嘛，它是招牌，招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社会上相信什么，我就打这个招牌。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就说清朝入关以后，他到山东曲阜去祭孔子，送匾额，推行儒学，为什么？中原地区，汉文化地区，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孔子，我们相信儒家，所以他就拜孔子。可是他到蒙古去的时候，他还拜孔子吗？不拜孔子啊，他去信喇嘛教，对不对？他建喇嘛庙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统治者，统治者这个暴力，这个暴力有时候你不能赤裸裸地暴力，我必须有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说辞，就是我等于你刚刚讲的，我得打着一个招牌。那这个招牌怎么办呢？招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你最相信的某种价值，我就说我最符合这样一个价值。那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因为这样，所以就觉得那儒家是背负了跟统治者擦胭脂抹粉的恶名，不是的，他利用很多的招牌，那儒家，它这儒家不适用，他觉得不适合他统治的时候，他就会禁止你的，就我刚刚讲宋朝、明朝的时候，他就会禁止。

譬如说孟子，孟子有一段时间差点被赶出孔庙，就是说朱元璋，朱元璋说，你们大家都读孔孟，孔孟到底讲啥呀，他就拿来，等一下拿来孟子一看，啊，孟子讲的什么，都是吊民伐罪，这还了得，对不对，这个孟子，他是老早死了，要不活到今天的话，我都要杀他了，我们现在还祭祀他，这怎么可以呢，不准，他准备把他赶出孔庙的。那后来是，后来因为社会上相信这个嘛，这个不相信孔孟，那影响很大，后来不得已才遵孔孟的。

观众：龚鹏程教授您好，就是刚刚您提到了，现代儒学浪潮的一个现状，就是一种大的社会需求建立在了一种极为不稳固，甚至是薄弱的学术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循环的关系，这15年来，儒学研究的停滞，部分就是来自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需求的缺乏，也就是社会关注程度不够，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儒学浪潮的背景，我们在忧虑这种供需不平等，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之外，更可以积极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刺激，甚至是新一伦儒学研究革命的一次契机？

龚鹏程：可以呀，可以这样看，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于，我们学术界的人有没有，都像你这样，有这么清楚的认识，我们大部分人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在学校里面教书，在北大这边上课，钟点费，一个小时才100块，可是外面去讲这个国学，企业家国学班，讲一个小时是几千块，那你想想看，他的心理是，就是说他是怎么来看重这个学术研究呢？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供需，它的不平衡已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了。那这些学者，他要应付，应付这些社会上的需求，老想，他应付就已经应付不来了，现在社会需求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还能够坐下来，来做研究，来好好阐发，来有雄心在这里面打开一个新的学术……学者确实不是那么多的，所以确实应该像你讲的，这是一个机会，这机会很好，那我们学术界，大家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社会上有这么多的需要，我们应该创造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才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求嘛。但是现在，大家其实不是，因陋就简，然后甚至于就是说叫俯徇流俗，就是他自己就庸俗化了，自己就功利化了，自己把自己工具化了，那变成这样的话，那当然就非常可悲。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一种忧虑的呼吁，那么希望我们这个学术界在这方面能够更有自觉，能够注意到这样的契机，能够让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

王鲁湘：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需要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来真正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资源，但是如果这个时机不能很好地把握住，存在的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它，那么儒学是否能够真正复兴，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所谓的契机也许就变成一场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