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四川省富顺县文庙的工作人员对文庙进行例行维修，翻修崇圣祠时，在正脊亭塔式宝鼎内惊奇地发现了一尊高约28厘米的黄色琉璃质裸体童人。裸体童人面带微笑，背北朝南，右手指天，左手示地，身穿肚兜，下体赤裸，造型生动，独具匠心。
     这个被列为“巴蜀之谜”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震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各大晚报以及海外媒体、互联网等纷纷加以报道。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十分感兴趣，有的人迷惑不解，有的进行探索研究，纷纷发表文章，欲解这个谜团。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弘扬富顺文庙文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富顺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元月26日举办了“富顺文庙儒学及裸体男童探谜研讨会”。现在，我根据《富顺文庙》中的文章和相关资料，将有关裸男之谜探讨的学术观点综述于下：
     
     一、裸童男像是何时放入崇圣祠正脊宝鼎内的?
     
     刘丙文、醉舟二先生认为，裸童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时放进去的。富顺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据县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5)对文庙进行过大型维修，并且把崇圣祠屋顶由单檐改为重檐，宝鼎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安装的，因此，童人塑像也应该是这时放上去的。1992年，在富顺牛佛发现了一座被盗古墓，文管所所长王明日章等人在墓道里发现两根龙柱。龙柱造型和崇圣祠宝鼎上“合口龙”的造型近似。根据调查，当地一农民说，附近有块合口龙石碑，据碑文记载，这座墓里埋葬的是明朝一个名叫郭谏的进士。他曾经在云南、北京等地为官，死后运回老家安葬。碑文上反映出这座墓是明嘉靖年间所建。据此，裸体童人为嘉靖年间所制的推测得到了初步证实。刘丙文等根据墓中的“合口龙”与宝鼎上的“合口龙”相似推断出“裸男”是明嘉靖年间放入的。
     萧祥祝先生则认为，裸男是清道光十六(1836)年至二十(1840)年，由川南首富之富顺土绅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萧先生介绍说，据《富顺县志》记载，道光十六年，富顺知县邓仁堃以文庙年久失修，亟待修葺，特请萧永升等县绅商议维修事宜。萧永升认为文庙关系富顺“文章风水”，是桑梓教化之所，慨然答应由个人捐资重建。他亲自督工，历时四年多，耗资折合白银三万余两。新建成的文庙，布局合理，体制雄伟，殿宇巍峨，工艺精湛，闻名川中。萧先生说，我们查阅了所有关于富顺文庙的史实，在1836年以前从没有安放“裸男”的记载，1836年萧永升拆除旧庙时更没有得一“裸男”的佐证。在全国三千多座文庙中，富顺文庙是独一无二的安放了“裸体男童”。可以推断，“裸体男童”是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如果把“裸男”说成是文庙始建时就安放的，是“千古”之谜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谢桃坊教授认为，裸童很可能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放上去的。明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市民文化发达、人们的情意很活跃，艳情小说盛行、秘戏图流传。清代康熙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受到禁梏，人性被压抑，说道光时期维修放上去的，不太可能。
     
     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说法难以成立。
     
     林远森先生根据“裸男童”是明嘉靖安放的说法，认为不是受西学的影响。他说：明朝开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儒学出现空前盛况。他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除了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外，王阳明的心学大兴，并影响中国思想长达百年之久。王阳明的高足王艮，还主张面向下层民众宣传。正如刘光第所说：“明有天下凡三百年……上专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习者深而且广……”，此时是无所谓西学影响的。
     西学的影响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广州海岸；1554年，葡萄牙人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52年8月，耶酥会创办人方济各·沙勿略抵达距广州三十里的上川岛，病死于岛上。1582年，葡萄牙人罗明坚得到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宇寺居住，正式传教，其时为明万历十年(1582年)。可见，在崇圣祠屋顶的宝鼎上安上裸男，不是受了西学的影响。
     刘海声也认为，“裸男童”并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裸体”一祠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称“裸裎”，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儒家对赤身露体认为是“下流”、“粗野”、没有礼貌的行为。孟子曾经说过：“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就有上述意思。但是，老(子)庄(子)学派对“裸裎”行为的看法与儒家学派恰好相反，认为是高尚的行为。《晋书·范宣传》有记载说：“正始(公元240-248年，三国魏齐王曹芳年号)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唐朝柳宗元在《序饮》中也说：“呈闻昔之饮酒者……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可见“裸体”并非就是“西方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一个信号”，不如说是东方文化老庄学派对孔孟学派的影响较为贴切。
     周开岳先生认为，如果说“裸男童”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合乎事实的。持外来文化影响论的人，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庙是儒家的圣殿，儒家是讲究“礼法”的，怎么能把裸体男童放置在圣殿的顶上？而且孔门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怎么会搞一个裸体男童，而且那虽未发育完全却是羞耻处的男性阳具也显露张扬，这真是大逆不道。看来只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画裸体塑裸体的西方文化)，才会这样不讲“礼”不讲“法”，捣鼓出这样不伦不类的事物。我的看法是：否!两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并不视裸体童男为“非礼”。只要略略翻阅我国历代的绘画——特别是年画，裸体童男比比皆是。什么“五子登科”，什么“百子献寿”，什么“年年有余”……都是裸体童男(有的系着肚兜，还有童女掺杂其间)，个个憨态可掬，人见人爱。这些绘画创作的年代上溯远至唐宋，多在明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排斥裸体童男的。明清时代的年画还大量印制裸体男童，并未看作是“非礼”的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祈求“多福、多寿、多男子”，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当然不能否认，而多男的愿望却一直支配着许多中国人。
     
     三、裸男塑像疑是幼年孔子或者是孩童时期的项橐
     
     刘海声先生怀疑“裸男”是幼年时期的孔子。“裸男”安放在崇圣祠的顶脊上，而不是安放在孔庙的其他地方，其中大有文章。
     第一，崇圣祠，原为孔子家庙，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追封孔子五世祖为王，才把家庙改称为崇圣祠，也叫做五代祠，距今只有278年历史。祠内供奉的是孔子第五世祖肇圣王木金父、高祖裕圣王祀父、曾祖诒圣王防叔、祖父昌盛王伯夏、父亲启圣王叔梁纥。同时配享的还有颜回、曾参、孔亻及(即孔子的孙儿)、孟轲四人的父亲；从祀的还有宋代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弟兄、朱熹、蔡沈等六位的五位父亲。可说是上系孔子的五代祖先和儿子，下连孔子学派的后继人代表的父亲，都在崇圣祠中受祭祀。这些人之能够受人供奉、祭祀(连没有什么名气的孔鲤，就因孔子是他父亲，孔亻及是他儿子，也都安排了座位)都沾了孔子的光。可是，在崇圣祠中，恰恰没有孔子的存在。请大家想一想，这岂不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吗?有人也许认为：孔子自有大成殿“王者之尊”的位置，何须在崇圣祠中来找座位?但再想一想，在集“公祭”与“家祭”于一祠或一庙的情况下，孔子却成了上有五代，下有儿孙，却惟独没有他自己，难道大成殿的孔子是从天上掉下的吗?清朝雍正皇帝这样的“圣旨”安排，实在有点儿不妥!
     第二，从“裸男”身穿肚兜来看，“裸男”是个幼童。富顺文庙发现的“人像”，除了“阳具毕现”的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身穿肚兜”。肚兜是什么?是挂束在胸腹间的贴身小衣，又叫“抹胸”(请注意不是“围腰”)，富顺地区又叫“兜肚”，是用来给2岁到10岁左右的男孩赤身露体时穿着防凉胃感冒的。20世纪40年代以前，常有幼儿穿着“肚兜”、光着屁股在床上睡觉，或在外面玩耍的。幼女穿肚兜却要穿上单裤或短裤。这种“肚兜”究竟兴起于何时，未经考证，但在清朝初期已有文字记载了。清高宗乾隆时期(18世纪中叶)曹雪芹著的《红楼梦》36回中有段文字写道：薛宝钗独自去怡红院，看见贾宝玉在床上午睡，袭人坐在宝玉身边做针线。宝钗说着，一面就瞧她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
     《红楼梦》的记载，使人得到这样的启示：肚兜(兜肚)是幼儿戴的、防睡觉时着凉感冒的小衣。根据这一启示，可以说明富顺文庙崇圣祠正脊上的“裸体人像”是一个幼儿像。这幼儿赤身露体带着肚兜、露出阳具，是一种纯洁善良的婴幼形象，古代称做“赤子”的象征。由此可以断定：这个裸体塑像代表着一个“大人物”的幼年时代。
     第三，崇圣祠为孔子的家庙，没有孔子的位置，岂不成了叔梁纥无儿子、孔鲤无父亲?孔氏家庙没有孔子的存在?这是一道难题，让富顺文庙的设计者和总建筑师们颇为迷惑。但他们决心解决这道难题，尽管可能冒两重风险：一是冒违反皇帝“圣旨”的风险；二是冒违反儒家“规矩”的风险。但他们仍采取了新的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一、孔子是“圣人”，不能与祖宗、儿子并坐一起，应该在崇圣祠正脊上安置座位，并用右手指天，左手示地来表示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一生。二、孔子虽是伟大人物，但在祖先面前，他仍然是个孩子，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话，因此把塑像定位为天真纯洁的“幼儿”，用挂带“肚兜”来显示，使后世人不致于误解。三、塑像面对南面的大成殿，显示了幼年孔子与成年孔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富顺文庙崇圣祠正脊上亭塔内的裸体人像不是他人，正是幼儿时代的孔子。
     可是，刘海声又认为，裸体陶人应是小孩项橐。项橐是春秋时人，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后来，司马迁的《史记·甘茂传附甘罗》、刘安的《淮南子》中都“语焉不详”。南宁王应麟编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有“若仲尼，师项橐”一句。因历史典籍上可以查到孔子以项橐为师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要在崇圣祠屋顶安放项橐呢?刘海声先生分析：
     第一，崇圣祠是安放孔子一家五代牌位的地方，大体上可说是家庙(因为有个别外姓人)。过去，民间的堂屋“家神牌牌”上写的是“天地君亲师之神位”。这座崇圣祠中，“天地”是无法表现的，一国之君的皇帝是不敢请他也坐在其中的。剩下还有一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师，却因为大清皇帝没有想到，设计者就没有给他留下座位。这是很不公平的事。要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民群众是很尊敬老师的，特别是古代的建筑工匠们更加敬重老师，视为“衣食父母”。富顺文庙的建设者们为了要发泄心中不平之气，开动了脑筋。
     第二，要在清朝或明朝封建专制时代，任意在孔子家庙崇圣祠中加一位老师是决不可能的，他们终于想到了七岁幼童项橐，于是将他制成偶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面向供奉孔子塑像的大成殿。这样就在崇圣祠表现出是祭祀天地亲师的意思了。恰好项橐是七岁儿童，所以就以“裸体”、“兜肚”、“阳物”为特征，并将他安放在屋脊上，寓有尊敬崇拜之意。
     
     四、裸男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形象化再现
     
     幸代明认为：第一，是孔子人体现的表现。圣人首先是人，人就有人的味道。孔子对裸体的看法并不神秘。在《论语》上，虽然找不出对人体的直接论述，但却有相关之言，譬如：“齐，必有明衣，布。”(《论语·乡党》)。意思是沐浴之后穿透明的麻布衣服。这透明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对人体的曲线欣赏吗?
     一天，孔子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叫大家谈谈个人理想。子路说了，冉有接下，公西华第三，唯曾皙鼓瑟。孔子点他的名：“点〈曾皙〉尔如何?”曾皙铿乎，舍瑟而坐，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名)，风乎舞雩(祭坛)，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从以上“浴乎沂”中看出，孔子并不忌讳人体裸露。不仅如此，他曾两次说“德”与“色”。一次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第二次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
     第二，是孔子天道观的表现。
     原件：“裸体童人”，右手指天，左手示地。
     幸先生认为这“指天”“示地”并非所谓什么“玩意”，这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显示了“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哲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论语》中即可找出答案。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一天，孔子对学生们说：“予欲无言。”学生们听了十分着急，子贡立刻问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夫子很有感触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予欲无言”，这“天何言哉”，这“随心所欲不逾矩”都说明孔子自拟为天，把“礼”和“仁”作为天道，推行“礼”和“仁”便是行天之道。并且认为这种天道是不可抗拒和违背的。一旦“抗拒”或“违背”了，便要受天的惩罚。
     第三，是孔子南面而治学说的体现。
     原件：裸体童人，面带微笑，背北朝南。
     裸童所在位置十分考究。一是崇圣祠正脊宝鼎亭塔底层，二是背北面南。为什么要背北面南呢?这是具有深意的。《论语·雍也》开头一句便是“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这南面说的什么呢?杨伯峻教授在《论语译注》中注释道：古时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听政时都南面而坐。因此，南面代指人君之位。所以裸童所在位置是尊位，是天子之位，是把童人象征孔子，把孔子作为天子来看待，作为神来侍奉。
     
     五、从形式上看是生殖崇拜产物，而内容却是表示孔子对父母的孝敬。
     
     陈德述教授认为，说裸体男童是受西方文化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中华民族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有生殖器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古埃及，人们崇拜的太阳神乌色里斯神像身上，都安装着巨大的勃起的阴茎。在中国有近代出土的五千年前的男根崇拜物“陶祖”和“石祖”。“祖”字中的“且”是指男性生殖器，这是一个人生命延续和家族繁演的根器；男女二字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字，“男”字中的“力”是阴茎的象形，“田”是阴囊的象形；把“女”字的一横斜立起来，就成了女阴的象形。《周易》中的阴爻— —和阳爻 — 同样是男女生殖器的符号化、抽象化。《易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近取诸身”就是取之于人体自身，即男女之性。阴爻柔而中虚是女性生殖器，阳爻刚而直是男性生殖器。《老子》说：“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小男孩不知道男女交合之事，他的生殖器会翘起来。还有《老子》中的“玄牝之门”，是指宇宙母体生出万物的门户，即女性生殖器。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早于对男性生殖器崇拜，古人以孔状物象征女阴，如玉璧、玉瑗、玉环、陶璧、骨环等都有这个含意。道家贵柔，崇拜女性；儒家贵刚，加上宗法观念的影响，崇拜男性及其生殖器。讳言性、生殖器是假道学先生的外部表现，在人们的真实思想中是不忌讳言性及生殖器的。为和人们的外部表现和真实思想的一致，所以，富顺文庙的修建者只好把“裸童”秘密地字放在屋木亟的宝鼎内。其次，从内涵上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为父，地为母。《周易》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裸童指天指地，表示不要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是儒家孝道思想的体现。移孝于忠，以孝治天下，是儒家学说十分重要的内容。还有，从《周易》的宇宙模式中看出，天地人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人居其中，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天人和谐，社会才能和谐，这是孔子追求的社会治理目标。
     
     六、“裸男”之谜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于“裸男”之谜，论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根据王明日章、刘丙文、醉舟等人的归纳，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明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文庙里的裸体人像抑或就是西方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一个信号，是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第二种观点认为，2000多年封建礼教对“性”的禁锢是后代对孔子思想的曲解，裸体童人的出现是对儒学思想的全新诠释；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生殖器崇拜的产物或表现；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塑像为明代文物，它可能和当时出现的哲学思想“童心说”有关；第五种观点认为，它是“三教合一”的产物；第六种观点认为，是神化了的孔子降生像；还有一些人却觉得，它不过是匠人的一种“小把戏”，只是市民艺术的再现，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也有论证这是希望孔氏家族绵延不绝，希望儒家发扬光大的，并称这符合孔子对“天”、“孝”的看法。
     由于，论者存在着观点上的很大不同，“裸童”之谜到底是什么?还需要深入进行研究，以期有一个科学的、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