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令武 于 2007-09-09 10:05:10
[转帖]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百年沉浮
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百年沉浮
“圣人之家”孔府的重光门，因明世宗亲颁“恩赐重光”匾额而得名。
孔子世家：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百年沉浮
9月28日，台北孔庙、曲阜孔庙、衢州孔庙都将盛况空前，祭孔大典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将徐徐拉开帏幕。
司马迁作《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老子只被列入“列传”)，显示出其超卓的历史眼光。“世家”只限世袭王侯，而那时的孔子虽被“独尊”，但还未封“王”。后来在孔子的泽被下，孔子的后人果真世袭公爵，历两千余年，成为世界上最悠久的贵族世家。
贵族政体在20世纪的中国解体，孔子的后人在这风云百年里沉浮离散，命运依然随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兴替而流变。
孔子的功罪与荣耀，今天依然背负于他在台北、曲阜、衢州三地的后人身上。
孔子的身后存在
不得不从于丹开始说起。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全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论语》热，据说，现在书店里卖的各类《论语》有六十多种版本，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儒学热”、“孔子热”由来已久，到今天才演化为庶民的狂欢。
催化这种演化的当首推国家级媒体央视的介入，在播出“于丹讲论语”的前几天，央视首次现场直播了曲阜孔庙的“2006祭孔大典”，也就是说，这是央视纪念孔子的一整套策划。央视除了拥有最快的传播效率，还拥有最高的言论权威性—往往被庶民解读为隐含的官方意志。
对于民间的于丹热，学界摆出了尽量宽容和轻视的态度，等到李零的《丧家狗》一出，学界也开锅了。李零的专家身份和言说方式，让许多学者感到忧虑。李零是古文献解读的一流专家，是掌握孔子时代的历史证据最便捷的人之一，在这个领域说话，他具备权威性。别人讲《论语》，讲的往往是“大道理”，难免像“正确的空话”(比如于丹)。李零只讲“小道理”，讲现代人可以感同身受的常识。所以，在许多人眼里，“小道理”才是“大实话”。
李零想要还原一个“历史”的孔子、 击碎孔子“神圣化”和“符号化”的行为是有理有据的，所以能真正触动学界的神经。但还原出的孔子能算作真孔子吗？常识是“神圣化”的解毒剂，也往往是“平庸化”的催化剂。平庸化的孔子，由于亲切，或许只是当代人对真实的一种想象。李零的论敌陈明说：“孔子是真实个体和文化符号的统一，真实个体是文化符号的基础，文化符号是真实个体在历史中价值的升华。但这个文化符号有的人把它神圣化，而有的人把它妖魔化—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真实。”孔子的一生，他的很多言论和思想，已经通过制度、习俗、语言符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成为汉语思想的重要源头。
符号化·传播
现在说起符号化就仿佛是“异化”，其实符号化只是人类便于记忆对事物的缩指和抽象。人们在记忆和传播中，常会将事物符号化，而符号化的事物更易于传播。比如文字。
孔子的人与事、行为与思想，在两千余年里，广被天下，可能是中国最成功的传播案例。“符号化转播”是传播学和广告学里的一个术语，就是将繁复的信息利用策划将其进行压缩及提炼，最终归结成为一个人们脑海中对应的传播符号，这就是商标或品牌。
孔子身后历代对孔子的诠释，颇类似今天的传播(广告)者，通过艺术化手段将孔子这块品牌，根据“市场”进行转换、再生，升华成为“创意性广告”来传播，让老牌子更深入人心。
牌子越老，背后承载的内涵愈发丰富和宏大。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孔子是传统封建文化的符号，甚至是“腐朽”的旧语言(文言文)的符号。今天， 已经办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传播和教授的就是现代汉语，孔子已经升级为汉语文化的符号。
而在孔子故里曲阜，各种商肆店铺的招牌，已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类似孔府家酒这类的商品，不胜枚举，孔子已经成为了注册商标。
所以说，传播愈成功，其符号化便愈深，现实规律使然。比如学界对《丧家狗》的争论，被上升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这就是一种符号化。反符号化的李零最终在事件里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符号化是一种“再命名”，归根结底，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嬗变。文化兴，孔子为道统符号；王权替，孔子为政统符号；经济潮，孔子为商业符号……
仪式化·生活
现代人离仪式越来越远，认为仪式更像一种表演。
仪式就是一种表演，通过表演将日常生活注入神圣情感。所谓神圣情感不外乎“敬畏”和“感恩”。礼仪的礼，就是从这种心情发展出来的，而后有了坛和庙。坛和庙是仪式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里表达的内容，就是礼乐。没有这样的情感交流，孔子说的仁、礼、乐这些东西都无从谈起。孔子说“仁者无忧”，说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仁者有礼和乐，故无忧。在孔子那个时代，仁者的仁，不是闭关修炼出来的，而是在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加礼乐活动，通过这种“仪式化教养”长期养成的。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里多是市井之徒，但他们的生存就是为了去完成某种节义和操守。他们去完成这种节义和操守的过程往往很戏剧化，就像是一场仪式表演。
儒本来是种职业， 就是各种仪式(婚丧最常见)的礼仪顾问，类似一个乐队的指挥。孙叔通曾指挥着刘邦的开国臣子们演礼，让“粗人”们体会到了敬畏，也让刘邦感受到了被尊敬的愉快。仪式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强调等级秩序，儒者通过对仪式完整性的守护，也守护着生活间日益淡化(那时就喊“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的秩序和神圣情感。
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逻辑，是19世纪中叶的欧洲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尼采发过这样的感慨——晨祷已经被晨报所取代。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晨祷是宗教生活，而晨报是世俗生活；晨祷的内容每天都是重复的，晨报的内容报每天都是新的。朴素的、每天都在重复的生活，已经被充满了新奇的日子取代。
尼采感叹的其实是仪式化生活的缺失，造成神圣情感的失落。
今天的体育比赛前的升国旗仪式，从场上队员到全场球迷，面对自己国家的国旗，都虔诚肃穆，充满深情。这就是遗留的“仪式化教养”的风采。而央视介入的祭孔大典，起码告诉了国人和世界，我们对孔子这位文化巨人，表达了尊敬和感恩。
贵族化·象征
历代的权力阶层对孔子表达尊敬和感恩，最终会落实到孔子的后人身上。 他们是祭孔的仪式空间(孔子故里)的当然守护者，也是感谢的接受者的象征。
统治者愿意让一个人的功绩和荣耀随着他的血统来延续，便形成了贵族。历代的统治者都承认和赞赏(不排除政治需要)孔子的功绩和荣耀，便形成了世界上最悠久的贵族—孔氏。
虽然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德者当权(尧舜时代)，但他也承认周传统中以血统继承权力的合理性。他的政治思想的模型，跟血统宗族的联系密不可分。但是孔子对贵族的理解不止是有特权的人群，还有教养者的典范。这教养就是“仪式化教养”，要在审美教育中完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新贵面对物质的富足，易于走向堕落，如酒池肉林般的穷奢极欲。所以要用乐趣的培养、艺术化的生活来疏导。孔子虽然食不厌精，但“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说陶醉在审美中，可以忘却物欲。孔子的伟大也在于此，他把贵族的政治特权悬置在一边，却把贵族的教养和文化在民间发扬广大。
孔子并没有想象到自己的身后会带出一个“世界第一贵族”，这支贵族的常青， 取决于政治权力和“符号化”孔子的长期拥抱。而政权的波动交替，也使宗族裂为南北二宗，而北宗又分在台北、曲阜两地。有人担心，台北和曲阜会不会裂为新的南北二宗，虽然贵族政体早已不存，但他们的沉浮荣辱仍与权力(政治、话语、经济)裹挟在一起。
毕竟，这支宗族在汉语文化辐射的世界里，象征的内容太过广阔了。
孔子世家：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百年沉浮
9月28日，台北孔庙、曲阜孔庙、衢州孔庙都将盛况空前，祭孔大典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将徐徐拉开帏幕。
司马迁作《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老子只被列入“列传”)，显示出其超卓的历史眼光。“世家”只限世袭王侯，而那时的孔子虽被“独尊”，但还未封“王”。后来在孔子的泽被下，孔子的后人果真世袭公爵，历两千余年，成为世界上最悠久的贵族世家。
贵族政体在20世纪的中国解体，孔子的后人在这风云百年里沉浮离散，命运依然随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兴替而流变。
孔子的功罪与荣耀，今天依然背负于他在台北、曲阜、衢州三地的后人身上。
孔子的身后存在
不得不从于丹开始说起。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全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论语》热，据说，现在书店里卖的各类《论语》有六十多种版本，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儒学热”、“孔子热”由来已久，到今天才演化为庶民的狂欢。
催化这种演化的当首推国家级媒体央视的介入，在播出“于丹讲论语”的前几天，央视首次现场直播了曲阜孔庙的“2006祭孔大典”，也就是说，这是央视纪念孔子的一整套策划。央视除了拥有最快的传播效率，还拥有最高的言论权威性—往往被庶民解读为隐含的官方意志。
对于民间的于丹热，学界摆出了尽量宽容和轻视的态度，等到李零的《丧家狗》一出，学界也开锅了。李零的专家身份和言说方式，让许多学者感到忧虑。李零是古文献解读的一流专家，是掌握孔子时代的历史证据最便捷的人之一，在这个领域说话，他具备权威性。别人讲《论语》，讲的往往是“大道理”，难免像“正确的空话”(比如于丹)。李零只讲“小道理”，讲现代人可以感同身受的常识。所以，在许多人眼里，“小道理”才是“大实话”。
李零想要还原一个“历史”的孔子、 击碎孔子“神圣化”和“符号化”的行为是有理有据的，所以能真正触动学界的神经。但还原出的孔子能算作真孔子吗？常识是“神圣化”的解毒剂，也往往是“平庸化”的催化剂。平庸化的孔子，由于亲切，或许只是当代人对真实的一种想象。李零的论敌陈明说：“孔子是真实个体和文化符号的统一，真实个体是文化符号的基础，文化符号是真实个体在历史中价值的升华。但这个文化符号有的人把它神圣化，而有的人把它妖魔化—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真实。”孔子的一生，他的很多言论和思想，已经通过制度、习俗、语言符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成为汉语思想的重要源头。
符号化·传播
现在说起符号化就仿佛是“异化”，其实符号化只是人类便于记忆对事物的缩指和抽象。人们在记忆和传播中，常会将事物符号化，而符号化的事物更易于传播。比如文字。
孔子的人与事、行为与思想，在两千余年里，广被天下，可能是中国最成功的传播案例。“符号化转播”是传播学和广告学里的一个术语，就是将繁复的信息利用策划将其进行压缩及提炼，最终归结成为一个人们脑海中对应的传播符号，这就是商标或品牌。
孔子身后历代对孔子的诠释，颇类似今天的传播(广告)者，通过艺术化手段将孔子这块品牌，根据“市场”进行转换、再生，升华成为“创意性广告”来传播，让老牌子更深入人心。
牌子越老，背后承载的内涵愈发丰富和宏大。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孔子是传统封建文化的符号，甚至是“腐朽”的旧语言(文言文)的符号。今天， 已经办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传播和教授的就是现代汉语，孔子已经升级为汉语文化的符号。
而在孔子故里曲阜，各种商肆店铺的招牌，已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类似孔府家酒这类的商品，不胜枚举，孔子已经成为了注册商标。
所以说，传播愈成功，其符号化便愈深，现实规律使然。比如学界对《丧家狗》的争论，被上升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这就是一种符号化。反符号化的李零最终在事件里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符号化是一种“再命名”，归根结底，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嬗变。文化兴，孔子为道统符号；王权替，孔子为政统符号；经济潮，孔子为商业符号……
仪式化·生活
现代人离仪式越来越远，认为仪式更像一种表演。
仪式就是一种表演，通过表演将日常生活注入神圣情感。所谓神圣情感不外乎“敬畏”和“感恩”。礼仪的礼，就是从这种心情发展出来的，而后有了坛和庙。坛和庙是仪式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里表达的内容，就是礼乐。没有这样的情感交流，孔子说的仁、礼、乐这些东西都无从谈起。孔子说“仁者无忧”，说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仁者有礼和乐，故无忧。在孔子那个时代，仁者的仁，不是闭关修炼出来的，而是在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加礼乐活动，通过这种“仪式化教养”长期养成的。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里多是市井之徒，但他们的生存就是为了去完成某种节义和操守。他们去完成这种节义和操守的过程往往很戏剧化，就像是一场仪式表演。
儒本来是种职业， 就是各种仪式(婚丧最常见)的礼仪顾问，类似一个乐队的指挥。孙叔通曾指挥着刘邦的开国臣子们演礼，让“粗人”们体会到了敬畏，也让刘邦感受到了被尊敬的愉快。仪式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强调等级秩序，儒者通过对仪式完整性的守护，也守护着生活间日益淡化(那时就喊“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的秩序和神圣情感。
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逻辑，是19世纪中叶的欧洲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尼采发过这样的感慨——晨祷已经被晨报所取代。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晨祷是宗教生活，而晨报是世俗生活；晨祷的内容每天都是重复的，晨报的内容报每天都是新的。朴素的、每天都在重复的生活，已经被充满了新奇的日子取代。
尼采感叹的其实是仪式化生活的缺失，造成神圣情感的失落。
今天的体育比赛前的升国旗仪式，从场上队员到全场球迷，面对自己国家的国旗，都虔诚肃穆，充满深情。这就是遗留的“仪式化教养”的风采。而央视介入的祭孔大典，起码告诉了国人和世界，我们对孔子这位文化巨人，表达了尊敬和感恩。
贵族化·象征
历代的权力阶层对孔子表达尊敬和感恩，最终会落实到孔子的后人身上。 他们是祭孔的仪式空间(孔子故里)的当然守护者，也是感谢的接受者的象征。
统治者愿意让一个人的功绩和荣耀随着他的血统来延续，便形成了贵族。历代的统治者都承认和赞赏(不排除政治需要)孔子的功绩和荣耀，便形成了世界上最悠久的贵族—孔氏。
虽然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德者当权(尧舜时代)，但他也承认周传统中以血统继承权力的合理性。他的政治思想的模型，跟血统宗族的联系密不可分。但是孔子对贵族的理解不止是有特权的人群，还有教养者的典范。这教养就是“仪式化教养”，要在审美教育中完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新贵面对物质的富足，易于走向堕落，如酒池肉林般的穷奢极欲。所以要用乐趣的培养、艺术化的生活来疏导。孔子虽然食不厌精，但“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说陶醉在审美中，可以忘却物欲。孔子的伟大也在于此，他把贵族的政治特权悬置在一边，却把贵族的教养和文化在民间发扬广大。
孔子并没有想象到自己的身后会带出一个“世界第一贵族”，这支贵族的常青， 取决于政治权力和“符号化”孔子的长期拥抱。而政权的波动交替，也使宗族裂为南北二宗，而北宗又分在台北、曲阜两地。有人担心，台北和曲阜会不会裂为新的南北二宗，虽然贵族政体早已不存，但他们的沉浮荣辱仍与权力(政治、话语、经济)裹挟在一起。
毕竟，这支宗族在汉语文化辐射的世界里，象征的内容太过广阔了。
1楼 令武 于 2007-09-09 10:06:14
孔德成抱着出生不到两个月的曾孙孔佑仁
孔德成：“精神权杖”的现代持有者
1948-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后，他运走了一大批黄金及文物古董，据说还特意运走了三个人。
如今，文物和古董都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供人参观，而那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人中，有个叫孔德成的，当时他还是一个28岁出头的年轻人。
就是这位尚未而立的青年，因其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承袭着两千余年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
在孔德成刚满百日后，即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袭封为“衍圣公”。“衍圣”之意，既是衍续孔圣人的高贵血统，也是衍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
然而，身处乱世的孔德成，已经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加之西学东渐、“孔家店”被大呼打倒，这位时代变局中成长于曲阜一隅的年轻人，也只能跟着他先祖的命运沉浮而沉浮。
不过，在历史上，他所属的家族，已经享受了足够多的荣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尊崇，孔子学术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和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从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到被称为“素王”—无冕之王。孔子个人也被一再追封加谥，由“褒成宣尼公”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直到“大成至圣先师”。与先祖地位共同进阶的，是嫡传子孙的位阶。
刘邦一统中原后，于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令其主持孔子祀事。后来汉元帝诏以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以所食邑祀孔子，这是孔子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始。
数十代间，孔子嫡传由“君”而“侯”，至唐玄宗年间，改封孔子第三十五代孙孔之为文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当时仁宗赵祯认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号而袭谥号，礼之失也。”因而，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后来一度又改称“奉圣公”， 但旋即于崇宁三年(1104年)又改为衍圣公。
从此，衍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了长达八百余年。
这个古老的家族，就这样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中，保持着自己近乎万世一系的尊荣，直到中国走向共和的风暴来临。
1920年，孔德成出生于他们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时，父亲孔令贻已于数月前去世。孔令贻之妾王氏临产时，为了防止有人偷换婴儿或者出现意外，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到处设岗，并且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省里也派来官员，孔府内则集中了很多孔族老太太监产。
孔德成出生后，孔氏族长立即函电北洋政府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及山东省长，百日后承袭爵位，自此孔氏族人，勿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其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世界，但是宣统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1924年，冯玉祥把废帝宣统赶出了皇宫，皇帝的这张皮不在了，“衍圣公”的“公”这根毛又焉能安附？这样，在1928年的8月，孔德成呈请中央政府，取消“衍圣公”的封爵。不过那时他还是一个稚童，这当然是别人代为做主的。
一生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居的蒋介石，也是一个孔教的维护者。不过为了不伤“共和国体”，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把“衍圣公”的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头衔，并给予特任官的待遇。7月，在由陈立夫主持、戴季陶监督、蒋介石亲自观礼的高规格仪式中，孔德成“宣誓就职”。
蒋介石从来没有忘记对孔德成的眷顾。次年12月16日，孔德成与前清状元孙家鼐孙女孙琪芳结婚时，本来他是要亲自出席证婚仪式的，可是突如其来的西安事变，让他身陷囹圄，不得脱身。
接下来的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年底日军入侵山东鲁南。就在曲阜将要陷入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部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进行的国共内战，蒋介石也不忘把孔德成带到了太平洋上的那个海岛之上。
后来，在台的孔德成做了九年的“考试院长”，又担任过“总统府资政”。不过，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台湾大学授课，以学问名世，在2005年，他与大数学家丘成桐两人一起被台湾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如今，孔德成的长孙孔垂长已经是“见习奉祀官”。2006年元旦，孔子第八十代嫡孙孔佑仁诞生，依照历史惯例，孔德成已向台湾“内政部”报备，孔子圣脉依然在延续，然而民进党政府一波接一波的“去中国化”运动，使这一文化家族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进党政府在去孙中山、去蒋介石之后，会不会去孔(嫡)，将是观察他们政治动向的一个指标。
内孔外孔永为世仇
在孔氏家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几乎灭门的大事。五代残唐时期，孔府有个洒扫户原姓刘，叫刘末，后随主姓孔。孔末于梁太祖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一天深夜，杀死孔子第四十三代嫡传孔光嗣，并想斩草除根，连同其独子孔仁玉一同杀死。恰巧当时孔仁玉在乳母张妈妈(一说是其外婆)家，孔末追至张妈妈家。张妈妈有个儿子和孔仁玉年龄相仿，她便狸猫换太子，结果自己的儿子被孔末杀死，孔仁玉躲过一劫。此后，孔末便以孔子后裔自居。
孔仁玉在张妈妈家长至十八岁后，向后唐明宗禀明孔末乱孔的真相，明宗派员来曲阜查实，将孔末治罪，并恩准孔仁玉回孔府袭爵。几乎断宗的孔子世家得以中兴。孔氏后世尊称孔仁玉为“中兴祖”。孔仁玉为报张妈妈救命养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了孔府，都必须以贵宾相待。此后，孔府每有重大节日，都请张妈妈家的人参加而且都要坐首席。
而孔末后代在曲阜等地也有繁衍，如今亦有万人以上，俗称“外孔”。历来孔氏家族对内孔、外孔都有明确划分和严格规定，除外孔不准按内孔颁发的行辈字样起名外，还规定，凡属外孔都不能续圣裔孔氏家谱，如有冒宗续谱者，就要获罪。孔末曾剪灭圣裔，冒宗冒爵，是仆随主姓而姓孔，不与内孔同祖同宗，因此，内孔与孔末子孙的外孔永为世仇。
孔德墉：修谱维系孔氏血脉
在离北京燕莎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里，我们见到了已经81岁高龄的孔德墉先生，他一脸福相，性格宽厚，虽年事已高，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步伐矫健，一点也不显老态。其言谈举止及待人接物，还浓郁地保留着民国风度。
他是孔德成的堂弟，世居曲阜，后移居香港，成为了一位企业家。1998 年，经孔德成许可，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任务是：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虽然，按照祖制，只有衍圣公才有权力主持此事。
所谓盛世修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4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然而，这个庞大家族在20世纪却经历了漫长的考验，自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到1949年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早已是“斯文扫地”，更遑论大修家谱。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近百年波折后，这个家族使命最终落到了孔德墉的身上。而他从孔家大院的出走、流浪、求生、迁徙以及再次回归的个人史，又似乎暗合了孔府这一圣人之家近一个世纪的多舛命运。
孔府生活
孔府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孔德墉虽不是直系血脉，但与孔德成属于近支，因缘际会，在这座大院内度过了八年时光。
1937年12月底，衍圣公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托付孔德墉父亲孔令煜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于是，孔德墉便跟随父亲留守孔家大院。
孔德墉还记得，孔德成走的那天晚上，院子很黑，孔家大院的人正在吃晚饭。这时，突然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国民党要员孙桐萱，他对孔德成说：“可能要打仗了，请你跟我们走。”
孔德成看到孙桐萱后面那两名国民党士兵拎着盒子枪，知道这情势非走不可了。当时，孔德墉的父亲孔令煜还在宁阳县办事，国民党又派专车赶往宁阳把他接回孔家大院，最后，孔德成跟孔令煜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委托他照管孔府。凌晨四点，签完协议的孔德成离开了孔家大院，凌晨六点，日本人入驻大院。
孔德墉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其实，在此之前，日本人早有预谋，曾几次邀请孔德成赴日本祭孔，都被他拒绝。这次日本人还是迟了一步。
120名日本兵占领了孔家大院，他们在孔府还算老实、规矩。大院内凡贴上“内宅，止步”的字样，若没上级批示，日本兵一般不敢贸然闯入。
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孔德墉说，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的高级将领还是把这座中国精神权力与儒家文化的象征，作为日本全面统治中国的重要领地，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不敢冒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人尊孔的传统有关，他们把孔府奉若神明，即便是日本军方组团参观，也要规规矩矩地排队。
“我接待过一位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在孔德墉15岁时，曾到日本宪兵队过春节，为了表示敬意，日本人请来女人伺候就餐，别人都配的是一个女人，而给他配的则是两个女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慰安妇”。
的确，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确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孔德墉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随波远行
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孔府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孔府有个后花园,一棵千年何首乌，一株五柏抱槐，一幅 “金光大道”的壁画等，组成了孔德墉念书时的记忆。
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长期深居于深宅大院，孔德墉心中反而生出了许多对外界的向往和冲动。
孔德墉在私塾诵读圣贤经典、练习书法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跟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学习钢琴，他凭此走出了幽深的孔家大院。
1945年，他考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那年他刚满18岁。他把这次“出走”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刚离开孔家大院8个月的时间，曲阜就解放了。但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他后来获得了奖学金才没再那么辛苦。
“我在孔家大院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出来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1950年10月，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工作，他最得意的工作成绩便是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爆发“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曲阜被高音喇叭中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讨孔战报》是当地最流行的读物。“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则在谭厚兰带领的200名红卫兵的打砸声中破碎。
身为孔子的后裔，自然难免受到批判和牵连。他被发配到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做食堂管理员，跟华君武、赵寻、钟灵、吴祖光、丁聪、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接受“审查”和“改造”。孔德墉与这些文化名人的关系很好。
1980年2月，孔德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
千年梦想
“文革”结束，坚冰开始松动，对孔子的评价也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回复到正常的文化形态。
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
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 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
有一次，山西昔阳县一群孔姓人找到孔德墉，拿出族谱，让他查查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辑部将他们的谱与民国谱对照，发现该支源自唐末第四十一代孔邈，证实他们确为孔子后裔，大家抱头痛哭。
孔德墉试图在这次续新家谱的过程中，进行很多方面的“突破”。即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三不分”方针。民国时期续写的孔氏家谱是个创举，因为它首次把家谱修成了“全国谱”，而这次孔德墉还想更大胆一点，他想把孔氏家谱修成一部“全球谱”。目前，《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孔子海外后裔以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国。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新修的家谱编辑了一套电脑程序，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意味着要专门设计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据续谱办公室人员说，孔德墉个人为此次修谱已花费不下八百余万元。
不过，他的种种举措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我还有很多禁忌想突破，但现在还没敢定，因为反对我的人不少。”他说，“如果想改变这一现状，获得更多孔氏族人理解的话，就要花时间去说服和改变传统观念。”譬如以曲阜为中心的“中心论”。因为在很多曲阜孔姓族人看来，孔子生于曲阜，长于曲阜，死于曲阜，理应以曲阜为中心。
孔德墉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说：“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家谱的修缮，可以说曲阜是‘根’，但不能就说是‘中心’，更别提曲阜籍的问题了，别瞧不起‘流寓户’，这会影响团结和凝聚力。”
当然，一个享受上千年特权的庞大家族，难免会出现宗派以及意见分歧的问题，包括孔氏家族历史上存在的“北宗”与“南宗”、“内孔”与“外孔”的问题，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这些矛盾至今都还隐约地存在。
这些隐约的宗派以及种种矛盾，或许正是孔德墉此次修谱的意义和出发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是孔家人的传统，也是孔家人千年来的梦想。”
曲阜：因孔子而存在
官场上的称兄道弟
在招待记者的晚宴上，孔令绍称孔令玉为“老领导”，也称他为“老兄弟”。孔令玉是曲阜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而孔令绍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孔令玉是孔姓在当地“最大的官”，也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曲阜分会的会长。这样的公、私身份，让他的孔姓部属可以与他“称兄道弟”。
席间的话题，自然绕不过孔老夫子。只是，他们很少直接称他为孔子，而是称他为“老祖宗”。
酒意熏然之际，这两位令字辈族人一再感叹老夫子的伟大。
当我提出设问 “假如没有孔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时，他们的答案大意是，倘若曲阜没有孔子，那么这里将不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重镇，当地的经济布局也将不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倘若中国没有孔子，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延续不知道会走到哪条路上去；“如果没有老祖宗，当然就更没有我们两个在这里跟你一起吃饭了！”
“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这是后人对孔子的文化性推崇。除掉这种文化性推崇，作为地方官员和孔子后人，孔令玉与孔令绍，更强调孔子为曲阜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因为有这样一位老祖宗，而为他们带来的家族荣光。
谈话间，对于孔子的很多语录，他们都能琅琅上口，随便征引。孔令玉和孔令绍都说，小时候，他们与常人一样，并没有多读几句《论语》，也并不觉得身为孔子后人，就比别人要优越多少，“但是近年来，我出差去外地，到书店只要看到讲孔子的书就买回来，放到床头，晚上睡觉前翻一翻。”孔令玉说。
而孔令绍正在筹划20集的大型记录片《孔子》，他甚至要亲自担任该片的剧本创作。“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就是‘两个人’，‘两个人’首先是夫妻，由夫妻、家庭而演生出社会。所以孔子的哲学首先是管理社会的。而要使社会和谐，那就要‘中庸’。”孔令绍认为，他的这种理解，比一般的学者不会低。
大概在中国，不会再有哪个地方的官员，这么熟悉孔子的经典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当然还是跟他们生在曲阜、身为圣人之后息息相关。
虽然都对孔子心生敬意，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这两位对老祖宗的话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发生争议。但是当我提到前几天曲阜文物局局长孔德平跟我说起他对老夫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解释时，他们又达成了统一。
孔德平说，老祖宗幼年丧父，由母亲带大，他不可能这么不尊重女性，所以这应该是断句的问题，即“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同情女子和平民(小人)，所以对于他们，要采取‘养’的方式。”
孔令绍认为，孔德平的这种理解不合适。“如果你这么来理解，那么你怎么去解释接下来的‘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孔令玉也认为，小人与女人本来就很难对付嘛。“在这个问题上，老祖宗讲的就是普遍的真理。”
无孔不成村，无孔不成席
除孔令玉外，孔德班是另一个“市级领导”，不过，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已经从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孔德班担任政协副主席20年。他一直担任曲阜孔氏家祭的主角，即便是在后来大型公祭兴起后，他都是使用公私身份，不曾缺席各种祭典。“祭孔的时候， 他们都是鞠躬， 我还是行大礼，磕头。”孔德班说。
在孔氏族人中，孔德班虽然不属近支，但是他家与孔氏直系的衍圣公府还是有很多渊源。“我父亲原来在孔府里管事，陶氏(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原配)没有生育，她把我大姐认作干女儿。”“德成大哥结婚的时候，是我四姐牵的纱，她现在也在台湾。”
这种关系，使他一向被认为是孔氏在曲阜政治上的代表。
“在我们曲阜这个地方，并不存在排外的现象，也并没有因为你姓孔，就会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孔德班这样认为。
与孔德班持同样观点的是孔德平。他原是曲阜市委副秘书长，在记者采访他时，他履新文物局局长才两个月。
作为2006年底曲阜市党政改选的总监票人，孔德平对记者说，目前在曲阜市40个党委委员这一级中，有6个是孔姓。而整个曲阜，总人口在60万左右，孔姓族人大约是15万。在这里，曲阜市的孔姓领导，还没有与整个的孔姓人口成比例。
据他说，在当地，只要追溯三代，几乎每一家都会与孔姓人家有亲戚关系，比如，如果你没有娶孔姓媳妇，那么你的其他兄弟很可能就娶了一个孔姓媳妇；如果在你这一代没有与孔家结亲，那么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祖母就是姓孔的。“在曲阜，有句俗语叫‘无孔不成席，无孔不成村’。”
这种现象，记者也多次遭遇到。我在曲阜近十天，多次坐出租车，80%的司机自称姓孔，从他们的驾驶证上的注册名上，大多数还可以看出明显的辈分，只要稍加追问，他基本上都可以讲出，他是属于孔姓家族族谱上所谓的“60户”、“20派”的哪一户、哪一派。
有一位送我们去孔子诞生地尼山书院的出租车司机，当我质疑他是否真姓孔时，他略带不耐地拿出身份证，以表明自己的货真价实，他甚至还略带不敬地说：“孔德成还要叫我太爷爷呢！”他是“繁”字辈，但是他名字中的“繁”已改为“凡”。这位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对我们说，在曲阜确实有很多的士司机为了生意方便，改称自己姓孔。
这种改姓现象，有似于历史上很多他族改姓孔一样，有同样的利益考量。只是在古代，是由于孔姓族人享受免徭役、兵役的特权，而现在，是便于招徕生意，还可以用“孔子后代”的名义来向顾客担保诚信。
祖先留下的土地生机
访问孔子后裔，很多人都会提到孔庙成化碑上“朕唯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这句话。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巨大存在，奠定了两千余年中国文化的基石，而在曲阜，孔子的“文化存在”更变成了集中的物质形态的存在方式。
这种物质的文化存在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孔庙、孔府和孔林。
曲阜孔庙是古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最大的“文化道场”，共有殿、阁、庑、堂、祠共计466间，并有54座门坊，1200余块碑碣，占地327.5亩，南北长达1公里。这座庙宇，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
故宫与避暑山庄是属于帝王的、政治的，而孔庙是属于“素王”孔子的，是文化的。这座“素王”的庙宇，处处显示出对孔子无以复加的崇拜， 不仅有“德冠古今”、“道侔天地”、“生民未有”这样的赞誉性牌匾，甚至连皇帝都得敬畏三分。
孔庙红墙黄瓦，这本来是帝王专享的颜色。孔庙的主殿大成殿，位列东方三大殿之一，而且使用了28根石雕龙柱—众所周知，在古代，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符号也为帝王所专制享有。石雕龙柱又分深浮雕龙柱与浅浮雕龙柱，光每根浅浮雕龙柱的8个面上，就各有9条龙雕。“这八九七十二条龙，代表着孔子的72弟子，这样，大成殿光龙柱上就有1296条龙。”曲阜宣传部外事科科长张明哲说，“这些龙图案，在皇帝来祭孔的时候就会用红绫遮起来，以免皇帝看了嫉妒。”
不仅享有与皇帝同样的待遇，而且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全然是一副帝王打扮：头戴十二旒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并且全身涂金—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周游列国不为所用的孔子，简直就是一个道德君主。
在曲阜，孔子被神化了，而他的直系后代也被圣化了。俗称孔府的“衍圣公府”，住的就是孔子的嫡系后人。孔府分三路布局，共九进院落，建筑463间，占地240亩。衍圣公府历经三十二代主人，中国江山多次易手，而这一府第从来都是姓孔。
至于孔林，则是世界上延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占地3800亩，垣墙周长14.5里，自从孔子殁后葬于此，这里就成了孔氏家族的专用墓地。
孔林里埋葬了作《中庸》的子思、作《桃花扇》的孔尚任这样的著名后嗣，也埋葬着数十位爵尊位高的衍圣公，更埋葬着十万有余的普通孔氏后人。据张明哲说，目前孔林还可以葬人，只要姓孔，符合国家殡葬要求的，只要花费200-400元土地使用费，就可顺利入葬孔林，不过也有两种人除外：触犯族规的不肖子孙和触犯朝廷、国家法律的犯人。
记者三度造访孔林，骑着租来的自行车，穿梭于老树、石仪、墓碑与坟冢之间，有一次正好撞上一普通人家下葬，风雨潇潇中，但听几声嚎啕，只见一黄土，孔氏族人就用这样的方式安葬于先人之侧，也安享着先人留下的最后一块土地。
除了这三处最大的物质形态存在，孔子的幽灵又无处不在。
这些文化的物质形态，又直接转化为商业存在。据曲阜市旅游局副局长刘续兵说，光2006年，国内就有550万人次、境外有22万人次到曲阜来旅游。曲阜旅游的门票收入是1.2亿元，而旅游总收入是17亿元。
“曲阜城区人口是12万人，其中旅游从业人员是1.5万，占了城区人口的八分之一。在城区的每一个家庭，差不多都跟旅游业相关。我们常常说‘文物安则曲阜安，旅游兴则曲阜兴’。”
借着孔子的品牌，曲阜很早就开始举办孔子文化节，而在2004年，把祭孔的规模拉到了官方层次，随后的2005年、2006年，又相继举办了全球同祭孔子、海峡两岸同根祭孔的活动，“原来我们总认为，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文化本身就是经济。”刘续兵说。
从血缘存在、政治存在，到文化存在、商业存在，曲阜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藉由孔子的品牌，而沉浮于当今世界。
1904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体系已经在瓦解的前夜，当年，勘测津浦铁路时，原计划是经过曲阜，并且离孔林的西墙很近。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闻讯，非常着急，他向朝廷连递呈文，称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使祖宗灵魂不得安息，结果后来朝廷下令，使铁路经过曲阜时拐了个大弯，向西南绕行而去。
“今天，因为孔子，有两条国道、两条高速公路与两条铁路经过曲阜，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也将在此设站。”刘续兵说。
孔德成：“精神权杖”的现代持有者
1948-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后，他运走了一大批黄金及文物古董，据说还特意运走了三个人。
如今，文物和古董都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供人参观，而那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人中，有个叫孔德成的，当时他还是一个28岁出头的年轻人。
就是这位尚未而立的青年，因其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承袭着两千余年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
在孔德成刚满百日后，即被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颁令袭封为“衍圣公”。“衍圣”之意，既是衍续孔圣人的高贵血统，也是衍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
然而，身处乱世的孔德成，已经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加之西学东渐、“孔家店”被大呼打倒，这位时代变局中成长于曲阜一隅的年轻人，也只能跟着他先祖的命运沉浮而沉浮。
不过，在历史上，他所属的家族，已经享受了足够多的荣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尊崇，孔子学术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和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从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到被称为“素王”—无冕之王。孔子个人也被一再追封加谥，由“褒成宣尼公”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直到“大成至圣先师”。与先祖地位共同进阶的，是嫡传子孙的位阶。
刘邦一统中原后，于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令其主持孔子祀事。后来汉元帝诏以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以所食邑祀孔子，这是孔子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始。
数十代间，孔子嫡传由“君”而“侯”，至唐玄宗年间，改封孔子第三十五代孙孔之为文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当时仁宗赵祯认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号而袭谥号，礼之失也。”因而，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后来一度又改称“奉圣公”， 但旋即于崇宁三年(1104年)又改为衍圣公。
从此，衍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了长达八百余年。
这个古老的家族，就这样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中，保持着自己近乎万世一系的尊荣，直到中国走向共和的风暴来临。
1920年，孔德成出生于他们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时，父亲孔令贻已于数月前去世。孔令贻之妾王氏临产时，为了防止有人偷换婴儿或者出现意外，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到处设岗，并且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省里也派来官员，孔府内则集中了很多孔族老太太监产。
孔德成出生后，孔氏族长立即函电北洋政府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及山东省长，百日后承袭爵位，自此孔氏族人，勿论长幼辈分，得以“公爷”称之，并得大礼参拜。
其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世界，但是宣统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1924年，冯玉祥把废帝宣统赶出了皇宫，皇帝的这张皮不在了，“衍圣公”的“公”这根毛又焉能安附？这样，在1928年的8月，孔德成呈请中央政府，取消“衍圣公”的封爵。不过那时他还是一个稚童，这当然是别人代为做主的。
一生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居的蒋介石，也是一个孔教的维护者。不过为了不伤“共和国体”，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把“衍圣公”的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头衔，并给予特任官的待遇。7月，在由陈立夫主持、戴季陶监督、蒋介石亲自观礼的高规格仪式中，孔德成“宣誓就职”。
蒋介石从来没有忘记对孔德成的眷顾。次年12月16日，孔德成与前清状元孙家鼐孙女孙琪芳结婚时，本来他是要亲自出席证婚仪式的，可是突如其来的西安事变，让他身陷囹圄，不得脱身。
接下来的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年底日军入侵山东鲁南。就在曲阜将要陷入敌手之际，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部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进行的国共内战，蒋介石也不忘把孔德成带到了太平洋上的那个海岛之上。
后来，在台的孔德成做了九年的“考试院长”，又担任过“总统府资政”。不过，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台湾大学授课，以学问名世，在2005年，他与大数学家丘成桐两人一起被台湾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如今，孔德成的长孙孔垂长已经是“见习奉祀官”。2006年元旦，孔子第八十代嫡孙孔佑仁诞生，依照历史惯例，孔德成已向台湾“内政部”报备，孔子圣脉依然在延续，然而民进党政府一波接一波的“去中国化”运动，使这一文化家族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进党政府在去孙中山、去蒋介石之后，会不会去孔(嫡)，将是观察他们政治动向的一个指标。
内孔外孔永为世仇
在孔氏家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几乎灭门的大事。五代残唐时期，孔府有个洒扫户原姓刘，叫刘末，后随主姓孔。孔末于梁太祖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一天深夜，杀死孔子第四十三代嫡传孔光嗣，并想斩草除根，连同其独子孔仁玉一同杀死。恰巧当时孔仁玉在乳母张妈妈(一说是其外婆)家，孔末追至张妈妈家。张妈妈有个儿子和孔仁玉年龄相仿，她便狸猫换太子，结果自己的儿子被孔末杀死，孔仁玉躲过一劫。此后，孔末便以孔子后裔自居。
孔仁玉在张妈妈家长至十八岁后，向后唐明宗禀明孔末乱孔的真相，明宗派员来曲阜查实，将孔末治罪，并恩准孔仁玉回孔府袭爵。几乎断宗的孔子世家得以中兴。孔氏后世尊称孔仁玉为“中兴祖”。孔仁玉为报张妈妈救命养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了孔府，都必须以贵宾相待。此后，孔府每有重大节日，都请张妈妈家的人参加而且都要坐首席。
而孔末后代在曲阜等地也有繁衍，如今亦有万人以上，俗称“外孔”。历来孔氏家族对内孔、外孔都有明确划分和严格规定，除外孔不准按内孔颁发的行辈字样起名外，还规定，凡属外孔都不能续圣裔孔氏家谱，如有冒宗续谱者，就要获罪。孔末曾剪灭圣裔，冒宗冒爵，是仆随主姓而姓孔，不与内孔同祖同宗，因此，内孔与孔末子孙的外孔永为世仇。
孔德墉：修谱维系孔氏血脉
在离北京燕莎中心不远的一个小区里，我们见到了已经81岁高龄的孔德墉先生，他一脸福相，性格宽厚，虽年事已高，但面色红润，声音洪亮，步伐矫健，一点也不显老态。其言谈举止及待人接物，还浓郁地保留着民国风度。
他是孔德成的堂弟，世居曲阜，后移居香港，成为了一位企业家。1998 年，经孔德成许可，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任务是：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虽然，按照祖制，只有衍圣公才有权力主持此事。
所谓盛世修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4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然而，这个庞大家族在20世纪却经历了漫长的考验，自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到1949年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早已是“斯文扫地”，更遑论大修家谱。
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近百年波折后，这个家族使命最终落到了孔德墉的身上。而他从孔家大院的出走、流浪、求生、迁徙以及再次回归的个人史，又似乎暗合了孔府这一圣人之家近一个世纪的多舛命运。
孔府生活
孔府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孔德墉虽不是直系血脉，但与孔德成属于近支，因缘际会，在这座大院内度过了八年时光。
1937年12月底，衍圣公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托付孔德墉父亲孔令煜代理留守曲阜，守护祖坟。于是，孔德墉便跟随父亲留守孔家大院。
孔德墉还记得，孔德成走的那天晚上，院子很黑，孔家大院的人正在吃晚饭。这时，突然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国民党要员孙桐萱，他对孔德成说：“可能要打仗了，请你跟我们走。”
孔德成看到孙桐萱后面那两名国民党士兵拎着盒子枪，知道这情势非走不可了。当时，孔德墉的父亲孔令煜还在宁阳县办事，国民党又派专车赶往宁阳把他接回孔家大院，最后，孔德成跟孔令煜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是委托他照管孔府。凌晨四点，签完协议的孔德成离开了孔家大院，凌晨六点，日本人入驻大院。
孔德墉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办了一件好事，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其实，在此之前，日本人早有预谋，曾几次邀请孔德成赴日本祭孔，都被他拒绝。这次日本人还是迟了一步。
120名日本兵占领了孔家大院，他们在孔府还算老实、规矩。大院内凡贴上“内宅，止步”的字样，若没上级批示，日本兵一般不敢贸然闯入。
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孔德墉说，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的高级将领还是把这座中国精神权力与儒家文化的象征，作为日本全面统治中国的重要领地，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不敢冒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人尊孔的传统有关，他们把孔府奉若神明，即便是日本军方组团参观，也要规规矩矩地排队。
“我接待过一位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在孔德墉15岁时，曾到日本宪兵队过春节，为了表示敬意，日本人请来女人伺候就餐，别人都配的是一个女人，而给他配的则是两个女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慰安妇”。
的确，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确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孔德墉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随波远行
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孔府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孔府有个后花园,一棵千年何首乌，一株五柏抱槐，一幅 “金光大道”的壁画等，组成了孔德墉念书时的记忆。
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长期深居于深宅大院，孔德墉心中反而生出了许多对外界的向往和冲动。
孔德墉在私塾诵读圣贤经典、练习书法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跟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学习钢琴，他凭此走出了幽深的孔家大院。
1945年，他考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那年他刚满18岁。他把这次“出走”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刚离开孔家大院8个月的时间，曲阜就解放了。但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他后来获得了奖学金才没再那么辛苦。
“我在孔家大院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出来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1950年10月，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工作，他最得意的工作成绩便是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爆发“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曲阜被高音喇叭中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讨孔战报》是当地最流行的读物。“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则在谭厚兰带领的200名红卫兵的打砸声中破碎。
身为孔子的后裔，自然难免受到批判和牵连。他被发配到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做食堂管理员，跟华君武、赵寻、钟灵、吴祖光、丁聪、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接受“审查”和“改造”。孔德墉与这些文化名人的关系很好。
1980年2月，孔德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
千年梦想
“文革”结束，坚冰开始松动，对孔子的评价也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回复到正常的文化形态。
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
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 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
有一次，山西昔阳县一群孔姓人找到孔德墉，拿出族谱，让他查查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辑部将他们的谱与民国谱对照，发现该支源自唐末第四十一代孔邈，证实他们确为孔子后裔，大家抱头痛哭。
孔德墉试图在这次续新家谱的过程中，进行很多方面的“突破”。即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国际的“三不分”方针。民国时期续写的孔氏家谱是个创举，因为它首次把家谱修成了“全国谱”，而这次孔德墉还想更大胆一点，他想把孔氏家谱修成一部“全球谱”。目前，《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孔子海外后裔以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国。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新修的家谱编辑了一套电脑程序，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意味着要专门设计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据续谱办公室人员说，孔德墉个人为此次修谱已花费不下八百余万元。
不过，他的种种举措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我还有很多禁忌想突破，但现在还没敢定，因为反对我的人不少。”他说，“如果想改变这一现状，获得更多孔氏族人理解的话，就要花时间去说服和改变传统观念。”譬如以曲阜为中心的“中心论”。因为在很多曲阜孔姓族人看来，孔子生于曲阜，长于曲阜，死于曲阜，理应以曲阜为中心。
孔德墉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说：“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家谱的修缮，可以说曲阜是‘根’，但不能就说是‘中心’，更别提曲阜籍的问题了，别瞧不起‘流寓户’，这会影响团结和凝聚力。”
当然，一个享受上千年特权的庞大家族，难免会出现宗派以及意见分歧的问题，包括孔氏家族历史上存在的“北宗”与“南宗”、“内孔”与“外孔”的问题，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这些矛盾至今都还隐约地存在。
这些隐约的宗派以及种种矛盾，或许正是孔德墉此次修谱的意义和出发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是孔家人的传统，也是孔家人千年来的梦想。”
曲阜：因孔子而存在
官场上的称兄道弟
在招待记者的晚宴上，孔令绍称孔令玉为“老领导”，也称他为“老兄弟”。孔令玉是曲阜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而孔令绍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孔令玉是孔姓在当地“最大的官”，也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曲阜分会的会长。这样的公、私身份，让他的孔姓部属可以与他“称兄道弟”。
席间的话题，自然绕不过孔老夫子。只是，他们很少直接称他为孔子，而是称他为“老祖宗”。
酒意熏然之际，这两位令字辈族人一再感叹老夫子的伟大。
当我提出设问 “假如没有孔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时，他们的答案大意是，倘若曲阜没有孔子，那么这里将不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重镇，当地的经济布局也将不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倘若中国没有孔子，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延续不知道会走到哪条路上去；“如果没有老祖宗，当然就更没有我们两个在这里跟你一起吃饭了！”
“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这是后人对孔子的文化性推崇。除掉这种文化性推崇，作为地方官员和孔子后人，孔令玉与孔令绍，更强调孔子为曲阜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因为有这样一位老祖宗，而为他们带来的家族荣光。
谈话间，对于孔子的很多语录，他们都能琅琅上口，随便征引。孔令玉和孔令绍都说，小时候，他们与常人一样，并没有多读几句《论语》，也并不觉得身为孔子后人，就比别人要优越多少，“但是近年来，我出差去外地，到书店只要看到讲孔子的书就买回来，放到床头，晚上睡觉前翻一翻。”孔令玉说。
而孔令绍正在筹划20集的大型记录片《孔子》，他甚至要亲自担任该片的剧本创作。“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就是‘两个人’，‘两个人’首先是夫妻，由夫妻、家庭而演生出社会。所以孔子的哲学首先是管理社会的。而要使社会和谐，那就要‘中庸’。”孔令绍认为，他的这种理解，比一般的学者不会低。
大概在中国，不会再有哪个地方的官员，这么熟悉孔子的经典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当然还是跟他们生在曲阜、身为圣人之后息息相关。
虽然都对孔子心生敬意，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这两位对老祖宗的话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发生争议。但是当我提到前几天曲阜文物局局长孔德平跟我说起他对老夫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解释时，他们又达成了统一。
孔德平说，老祖宗幼年丧父，由母亲带大，他不可能这么不尊重女性，所以这应该是断句的问题，即“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同情女子和平民(小人)，所以对于他们，要采取‘养’的方式。”
孔令绍认为，孔德平的这种理解不合适。“如果你这么来理解，那么你怎么去解释接下来的‘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孔令玉也认为，小人与女人本来就很难对付嘛。“在这个问题上，老祖宗讲的就是普遍的真理。”
无孔不成村，无孔不成席
除孔令玉外，孔德班是另一个“市级领导”，不过，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已经从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孔德班担任政协副主席20年。他一直担任曲阜孔氏家祭的主角，即便是在后来大型公祭兴起后，他都是使用公私身份，不曾缺席各种祭典。“祭孔的时候， 他们都是鞠躬， 我还是行大礼，磕头。”孔德班说。
在孔氏族人中，孔德班虽然不属近支，但是他家与孔氏直系的衍圣公府还是有很多渊源。“我父亲原来在孔府里管事，陶氏(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原配)没有生育，她把我大姐认作干女儿。”“德成大哥结婚的时候，是我四姐牵的纱，她现在也在台湾。”
这种关系，使他一向被认为是孔氏在曲阜政治上的代表。
“在我们曲阜这个地方，并不存在排外的现象，也并没有因为你姓孔，就会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孔德班这样认为。
与孔德班持同样观点的是孔德平。他原是曲阜市委副秘书长，在记者采访他时，他履新文物局局长才两个月。
作为2006年底曲阜市党政改选的总监票人，孔德平对记者说，目前在曲阜市40个党委委员这一级中，有6个是孔姓。而整个曲阜，总人口在60万左右，孔姓族人大约是15万。在这里，曲阜市的孔姓领导，还没有与整个的孔姓人口成比例。
据他说，在当地，只要追溯三代，几乎每一家都会与孔姓人家有亲戚关系，比如，如果你没有娶孔姓媳妇，那么你的其他兄弟很可能就娶了一个孔姓媳妇；如果在你这一代没有与孔家结亲，那么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祖母就是姓孔的。“在曲阜，有句俗语叫‘无孔不成席，无孔不成村’。”
这种现象，记者也多次遭遇到。我在曲阜近十天，多次坐出租车，80%的司机自称姓孔，从他们的驾驶证上的注册名上，大多数还可以看出明显的辈分，只要稍加追问，他基本上都可以讲出，他是属于孔姓家族族谱上所谓的“60户”、“20派”的哪一户、哪一派。
有一位送我们去孔子诞生地尼山书院的出租车司机，当我质疑他是否真姓孔时，他略带不耐地拿出身份证，以表明自己的货真价实，他甚至还略带不敬地说：“孔德成还要叫我太爷爷呢！”他是“繁”字辈，但是他名字中的“繁”已改为“凡”。这位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对我们说，在曲阜确实有很多的士司机为了生意方便，改称自己姓孔。
这种改姓现象，有似于历史上很多他族改姓孔一样，有同样的利益考量。只是在古代，是由于孔姓族人享受免徭役、兵役的特权，而现在，是便于招徕生意，还可以用“孔子后代”的名义来向顾客担保诚信。
祖先留下的土地生机
访问孔子后裔，很多人都会提到孔庙成化碑上“朕唯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这句话。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巨大存在，奠定了两千余年中国文化的基石，而在曲阜，孔子的“文化存在”更变成了集中的物质形态的存在方式。
这种物质的文化存在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孔庙、孔府和孔林。
曲阜孔庙是古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最大的“文化道场”，共有殿、阁、庑、堂、祠共计466间，并有54座门坊，1200余块碑碣，占地327.5亩，南北长达1公里。这座庙宇，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
故宫与避暑山庄是属于帝王的、政治的，而孔庙是属于“素王”孔子的，是文化的。这座“素王”的庙宇，处处显示出对孔子无以复加的崇拜， 不仅有“德冠古今”、“道侔天地”、“生民未有”这样的赞誉性牌匾，甚至连皇帝都得敬畏三分。
孔庙红墙黄瓦，这本来是帝王专享的颜色。孔庙的主殿大成殿，位列东方三大殿之一，而且使用了28根石雕龙柱—众所周知，在古代，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符号也为帝王所专制享有。石雕龙柱又分深浮雕龙柱与浅浮雕龙柱，光每根浅浮雕龙柱的8个面上，就各有9条龙雕。“这八九七十二条龙，代表着孔子的72弟子，这样，大成殿光龙柱上就有1296条龙。”曲阜宣传部外事科科长张明哲说，“这些龙图案，在皇帝来祭孔的时候就会用红绫遮起来，以免皇帝看了嫉妒。”
不仅享有与皇帝同样的待遇，而且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全然是一副帝王打扮：头戴十二旒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并且全身涂金—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周游列国不为所用的孔子，简直就是一个道德君主。
在曲阜，孔子被神化了，而他的直系后代也被圣化了。俗称孔府的“衍圣公府”，住的就是孔子的嫡系后人。孔府分三路布局，共九进院落，建筑463间，占地240亩。衍圣公府历经三十二代主人，中国江山多次易手，而这一府第从来都是姓孔。
至于孔林，则是世界上延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占地3800亩，垣墙周长14.5里，自从孔子殁后葬于此，这里就成了孔氏家族的专用墓地。
孔林里埋葬了作《中庸》的子思、作《桃花扇》的孔尚任这样的著名后嗣，也埋葬着数十位爵尊位高的衍圣公，更埋葬着十万有余的普通孔氏后人。据张明哲说，目前孔林还可以葬人，只要姓孔，符合国家殡葬要求的，只要花费200-400元土地使用费，就可顺利入葬孔林，不过也有两种人除外：触犯族规的不肖子孙和触犯朝廷、国家法律的犯人。
记者三度造访孔林，骑着租来的自行车，穿梭于老树、石仪、墓碑与坟冢之间，有一次正好撞上一普通人家下葬，风雨潇潇中，但听几声嚎啕，只见一黄土，孔氏族人就用这样的方式安葬于先人之侧，也安享着先人留下的最后一块土地。
除了这三处最大的物质形态存在，孔子的幽灵又无处不在。
这些文化的物质形态，又直接转化为商业存在。据曲阜市旅游局副局长刘续兵说，光2006年，国内就有550万人次、境外有22万人次到曲阜来旅游。曲阜旅游的门票收入是1.2亿元，而旅游总收入是17亿元。
“曲阜城区人口是12万人，其中旅游从业人员是1.5万，占了城区人口的八分之一。在城区的每一个家庭，差不多都跟旅游业相关。我们常常说‘文物安则曲阜安，旅游兴则曲阜兴’。”
借着孔子的品牌，曲阜很早就开始举办孔子文化节，而在2004年，把祭孔的规模拉到了官方层次，随后的2005年、2006年，又相继举办了全球同祭孔子、海峡两岸同根祭孔的活动，“原来我们总认为，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文化本身就是经济。”刘续兵说。
从血缘存在、政治存在，到文化存在、商业存在，曲阜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藉由孔子的品牌，而沉浮于当今世界。
1904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体系已经在瓦解的前夜，当年，勘测津浦铁路时，原计划是经过曲阜，并且离孔林的西墙很近。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闻讯，非常着急，他向朝廷连递呈文，称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使祖宗灵魂不得安息，结果后来朝廷下令，使铁路经过曲阜时拐了个大弯，向西南绕行而去。
“今天，因为孔子，有两条国道、两条高速公路与两条铁路经过曲阜，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也将在此设站。”刘续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