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铁川 来源：新民晚报    

    面包和民主，哪一个更重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4年4月19日公布了一份关于拉美国家民主化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的撰写者采访了拉美地区231位领导人，几乎包括所有在位的以及还活着的历任拉美国家总统，还在18个拉美国家对2万名普通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拉美人，即54.7%表示，如果一个“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宁愿支持“威权政府”。56%的人说，“经济发展比保持民主更重要”。
   
    乍看起来，报告的结论令人困惑不解：经济发展与保持民主应该是一致的，经济发展呼唤民主，民主保障经济进步，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怎么会在拉美发生脱节？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答案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民主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从而延缓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人类可以无民主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民主。稳定的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防止社会动荡，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经济是根本，民主是枝叶，根深才能叶茂。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曾问过“谁愿意饿着肚子去唱高调？”唯物史观也是首先从人们的衣、食、住、行说起的。但许多现代化的领导者却正是在这一简单的常识上栽了跟头。
   
    邓小平与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优先思路不同，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定要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而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进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政治体制方面的什么阻力，再着手把这一阻力改掉，既不要超前，也不滞后。
   
    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能快则快，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而对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要求一定要慎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逐步发展，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邓小平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在这方面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干不出新的事业。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则与此不同。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因此，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后，再下决心。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求大胆借鉴西方的经验，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与此不同的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则明确指出不能搬用西方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否则就会出现大乱。西方政治文明中虽然也有一些属于全人类可以通用的内容，但对这类内容，中国也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吸纳。例如，搞普选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游行示威也不能随便放开，因为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脑袋最终服从肚子。1991年10月5日，针对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 优先的战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当初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优先的方针，曾使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怦然心动，以为他的改革较之中国必定是后来居上，但仅仅六年便见分晓了。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