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儒学思想和元代的文化流派（徐进昌）[PP]十三、十四世纪的元王朝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世界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之孙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薛禅皇帝”。在青少年时期，由于他的贵族地位，便广泛受到政治界、文化界、思想界、宗教界各类人士的熏陶和影响。七岁时便接受西征归来的大汗爷爷的祝福，把自己的猎物呈上，大汗爷爷亲自把兽血涂在他的手指上。在黄金家族的宫廷聚会上聆听“大扎撒”。在漠北汗庭皇子的营帐，请去海云、刘秉中、赵壁、姚枢、郝经、许衡等中原和西域的学者、高僧和各类治国治学的名人雅士讲学、授业、解惑、传道。青年倜傥的忽必烈在宫廷成长之际，即被学子推崇为“儒学大宗师”。被授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之际，恢复被道教占去的儒学的学馆和财产，屡屡为儒学学子做主！作了元王朝的皇帝以后，重用儒臣，文武兼修，成就了元一代别具一格的文治武功！
元王朝的都城开平，就在锡林郭勒草原南缘的金莲川。 1260 年成为帝国的临时首都， 1263 年诏改为上都。忽必烈作为藩王，在这里十年，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在元王朝皇帝位上 35 年，每年夏季都在这里居住，宴请百官众臣，决定帝国的朝政。忽必烈四十五年在这里主政，六个皇帝在元上都登极， 108 年的元上都见证了元一代思想文化的繁荣。
忽必烈主政以后较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更多地吸纳了儒学的治国思想，以“汉法”治汉地，在中原地区取得了稳固地长足地发展，赢来了元王朝的百年繁荣和文明。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宣称，“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 “爰当临朝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他仿照中原王朝的惯例，正式建元“中统”。所谓“中统”，取意中朝正统，即以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
“变通”，实行汉法，毫无疑问地遭到守旧的蒙古贵族的反对。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曾借机纠集守旧的势力，发动了与忽必烈的武装对抗。一直以来，同情并为阿里不哥鸣不平的也大有人在。蒙古铁骑所向披靡，蒙古汗权威震欧亚，为什么要学习被征服地域的东西呢？成吉思汗家族和贵族集团完全有理由、有资本轻视和嘲笑被征服地域的一切！但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毕竟有着雄才大略智慧和远见卓识的才华，他们中的佼佼者有着谋天下之才，也有治天下之能！
早在西征鏖战的军旅劳顿之中，成吉思汗两次派特使盛情邀请中原享有盛名的丘处机道长讲道。丘处机“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值得钦佩的是，他（指成吉思汗）不但放弃获得灵药的希望，而且还以优礼和虔诚来倾听来自道德经和庄周的高深的理论。我们的经典作家们也说，这种事实证明他具有伟大的灵魂。”（见雷纳、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 181 页）在征讨杀阀的岁月，成吉思汗虔诚地倾听一个道士的养生、爱生之道，这无疑是为忽必烈留下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忽必烈文治思想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04 年成吉思汗统帅大军攻灭乃蛮太阳汗。太阳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怀印逃亡，被蒙古军擒获。成吉思汗问他：“人民和疆土都已归我，你带印到哪里去？”塔塔统阿回答：“这是做臣子的职务，只想寻找故主交给他， ? ”成吉思汗很赞赏他对故主的忠诚，但不理解印章何以如此重要，便又问其用途。塔塔统阿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见《元史》卷 124 《塔塔统阿传》）聪慧的成吉思汗当即认识了使用印章确实是个好办法，领悟到了文字的重要；便将塔塔统阿留在身边掌印，又命塔塔统阿用他熟悉的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创立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族无文字的时代！蒙古本无文字，成吉思汗也不曾读书。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新兴蒙古族的领袖，不因战争的胜利而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而是虚怀若谷，善于接受和学习战败方的有用的东西，尊重文化和文化人。从此，在借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蒙古字不断改进和完善，成为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忽必烈成长在黄金家族，耳濡目睹，尊重文化和文化人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之事！
善于学习，从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开放、发展和繁荣的象征。忽必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开放改革派实行“祖述变通”的路线，适应了征西夏、灭金、占有中原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形势变化了，再不是单纯的畜牧业游牧的王国，守旧不变只能是倒退和失败！吉克、威泽弗德（美）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写到：十三世纪，“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领的领土而论，正是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南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人们，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产生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以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了。”而这一次不同了，蒙古贵族不仅征服了北部中国的金朝，而且征服了南部中国的南宋，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完成中华一统的少数民族！这个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相互学习和融合，对于每个民族，特别是原先落后的民族和作为统治者民族尤为重要。
早在青年时代，忽必烈就热心学习汉文化，并开始倾心于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忽必烈和他同时代的蒙古贵族，最初接触汉文化，了解儒学，主要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僧徒、道人、医生及通译人员的介绍所得来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都礼仪有加，让他们为自己敬天祝寿，因此，佛、道中有声望的人物，都受到他们的敬重。医生是治病所必须的，通译在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这些人原多富有传统的儒学修养，且有机会与蒙古贵族的上层保持密切的私人接触，因而较之某些以事功而被蒙古统治者授予官职的人更能影响其个人的信仰与喜好。通过他们，儒学思想开始锲入于一些有作为的能接受新事物的蒙古青年贵族的思想中。 1242 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受忽必烈之召，前往漠北论道。忽必烈向海云求教佛法，海云回答说：“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见周良宵著《忽必烈》 28 页）海云这里所说的其实正是儒道。忽必烈对此大感兴趣。海云南还，留下他带来的刘秉忠，侍从左右讲学论道。又有云中怀仁人赵壁以兼通蒙古文为忽必烈召用，忽必烈呼秀才而不名，宠遇无比。赵壁用蒙古语译《大学衍义》，经常就马背上为忽必烈讲说。忽必烈令蒙古生徒十名，从赵壁受儒书，赵壁“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见《元史》卷 159 《赵壁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 12 ）这个时段大约是忽必烈二十多岁到三十五岁以前。忽必烈当时还没有正式的职位，一是比较休闲有学习的时间，二是说明汗庭有着学习儒学浓厚的氛围。否则，一个休闲的年少王子怎么会千里迢迢地邀请名士讲学并组织学馆呢！
青少年时代的忽必烈已经对儒学广为涉猎，对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有了大量的研究。在开府金莲川之时，作为镇守一方的藩王，便积极按照儒学治国理政之道治理漠南诸地。忽必烈常常对金朝皇帝金世宗的业绩有赞赏之意，立志要有象唐太宗一样的作为！金世宗近三十年安邦定国业绩卓著，被称誉为“小尧舜”。但，在忽必烈眼里，他毕竟是个小国之君，不足为效仿。唐太宗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天下臣服的功业，才是忽必烈追求的目标。
有大志，才有大胸怀、大智慧、大格局，才有大谋划、大学问，才需要广揽天下人才作大事业，做超越古人的事业，做超越祖辈、父辈的事业，做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忽必烈这个 “思大有为于天下”的青年王子，三十五岁时成为执掌漠南各地的藩王，统领陕西、河北、山东诸地军国大事。在他周围集聚了为数众多的饱学之士和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他公开宣称为儒学学子作主。两次颁发令旨，昭告臣民，“以后我与你们做主”；“秀才每（们）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见《析律志辑佚》 119 页）这时的忽必烈，俨然以儒士的保护神出现。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便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于是，他们交相荐引，投附到忽必烈的藩府来。教授经术知名的理学宗师许衡，忽必烈咨以经国安民之道的潞州人郝经，曹州人商挺、交城人张易、真定人李治、董俊、董文柄、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乾州人杨奂等举不胜举。名人学士在动乱的年代纷纷寻求贤明之主，寻求希望所在和才华展示之所！“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族阶级儒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完成。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干部。”（见周良宵《忽必烈》 35 页）
当忽必烈成为帝国的皇帝，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并付诸了实践！“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 （见郝经《临川文集》卷 32 ）忽必烈和他为代表的开明集团选择了以“汉法”治国，建立正统的新王朝，表明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练和发展，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民族。当然，实行汉法并不是汉化，蒙古贵族的特权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等得到了延续，草原的游牧生存方式得到了保护。元王朝中原、草原两制和附属的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相对独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祖述”和“变通”有机的结合，保证了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到忽必烈的延续和转变，赢得了元王朝的百年的发展和繁荣。
这里，有没有另外的路子可走呢？比如，不推崇儒学，不实行汉法；比如，阿里不哥和他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上台，把中原变成草原，那又会是什么样呢？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的选择在偶然中有着它的必然性！蒙古部落曾经作为金王朝的附属，对金王朝的强大和富裕早有观察、研究和认知，相互的影响和潜移默化早已由来已久！对宋王朝几十年的往来，有对抗也有友谊。正应了一句俗语，不打不相识，中原和草原早已有了深层次的交流和融会。历史如果重演，相信一定还会重复原来的选择！忽必烈代表了智慧的开明的阶层，有着发展的眼光和创造未来的胸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为中华一统的繁荣强大，创造了历史性的业绩！
元王朝是个多民族共融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为多民族、多地域的广泛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泱泱大国，横跨欧亚，众志成城，气壮山河！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交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会。学派昌盛，宗教流行，多元共荣！设立儒学学馆，推行蒙古字新学，大兴天文历法研究，倡导宗教自由，文化流派纷呈，元曲、元杂剧昌盛；形成了多元文化共荣强势发展的局面。
儒学成为国学。在上都建立孔庙，在各地建立学馆，崇儒重道。忽必烈中统二年六月发布诏令祭祀孔庙。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至元四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庙。”（见《元史》卷六《世祖纪》）。忽必烈本人对儒学经典有着广泛的涉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书》、《易》、《大学衍义》、《大定治绩》、《资治通鉴》等都耳熟能详。他的儿子真金和后来的文宗、顺帝儒学的造诣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仁宗皇庆二年，对旧殿加以修缮，“增廊庑斋厅”，在孔庙的西北增设儒学堂，供国子生读书。（见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文宗和顺帝时都敕撰上都孔子庙碑，以表示皇帝尊孔崇儒之意。（见《元史》《文宗纪》《顺帝纪》）元王朝历代皇帝一再伸张尊崇儒学并组织科考录用官员，使儒学在元一代有着崇高的地位。
蒙古字新学。至元七年诏制大元国字，即蒙古新字，用以拼写各民族语言，成为元王朝的官方通用文字。由班弥怛、巴思八主持制定。班弥怛、巴思八为释教宗师，被忽必烈尊为国师。元一代设有帝师寺，讲授、倡导和推行蒙古新字。
天文、历法、医药、农桑、水利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上都司天台集中了一批中外一流科学家，成功研制和使用了高精密度的天文仪器。西域人扎马鲁丁是上都司天台的第一任台长。上都的承应阙就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万年历》、《农学》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运河、铁幡杆渠是著名的水利工程。
元曲和元杂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成为与唐诗、宋词相比美的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著名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志远名扬千古，《窦娥冤》、《西厢记》等剧作至今流传。元杂剧流传下来的剧本有 150 多个。诗歌、书画也都有大家出现，至今留存下来的有三万余首。元好问、赵孟负等一批文化名人都有传世之作，对后代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宗教昌盛，流派纷呈。佛教、道教、萨满教、回回教、基督教等都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发展。上都的大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长春宫等有着神圣的地位。元代著名的两次佛、道之争，突显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和高层对论争的高度关注。 1255 年在和林、 1258 年在开平两次由汗庭亲自下令并组织佛、道两家公开辩论，辨别真伪和胜败。这样的高层次的大辩论实属思想界、文化界、宗教界之盛事！以此解决思想争端和宗教争端实属绝妙之举！
以上不完全的举列，已不难看出，元代文化的长足发展和繁荣。我们可以说，在成吉思汗开拓的开放型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智慧和理智地吸纳了儒家文化，元一代多元文化共荣，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奇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