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敦康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

[SIZE=4]今天准备给大家讲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学国学，二、国学包括哪些内容，三、国学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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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SIZE=4][B]一、 为什么学国学[/B]   [/SIZE]


[SIZE=4]    去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人大校长纪宝成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的讲话。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民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为振兴国学、接续文脉尽一份力量。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联系到文革时期全面否定国学的历史背景看，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上一件大事，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社会各界人士对人大的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普遍地表示支持和赞赏。  
　　  
    其实，人大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创举，而是继承学习和仿效了清华的传统而来的。早在八十年前，即1925年，清华大学就率先举起了国学的大旗，在全国最高学府首次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拥有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达到了最高的学术水平。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生，日后都成为我国传承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应该加上蔡元培先生当上北大的掌门人，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故事，时间大约在1917到1922年，正是五四前后。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实际上，这股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现象是和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人们学习国学，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返本开新，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也就是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前两年，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向社会开放，普及国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站在五四时期激进派的立场，对北大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指指点点，冷嘲热讽，认为这是宣扬复古，用国学来反动西学。后来北大开办了一个西学教室，向社会普及西方的文化，把国学与西学两个教室并肩而立，平等对待，让社会大众自由选择。应该看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没有必要再去重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了。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  

[B][/B][/SIZE][/ALIGN][ALIGN=center][SIZE=4][B]二、 国学包括哪些内容[/B]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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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学这个名词，有人考证，国学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全盘西化，当时激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日本大和民族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学，有自己的国粹，用不着全盘西化。日本人所谓的国学是指在日本本土发生而为日本所特有的学问，与西学相对。后来黄遵宪、梁启超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来，专指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与日本国学原来的所指完全不同。自从把国学这个名词引进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就成了一个文化讨论的关键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色彩，褒贬不一，至于就这个名词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却是聚讼纷纭，混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暂且避开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干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从名词本身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先谈国学包括哪些内容，这是这个名词的外延，再谈国学的核心价值，这是这个名词的内涵。  
　　  
    顾名思义，国学是一个泛称，包罗万象，凡是在中国本土发生而为中国所特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中国的历史文化长达五千年，从春秋战国算起，也有二千五百多年，所有历代所发生的学问，都是国学的内容，现在许多人常常以偏概全，认为国学就是经学，国学就是儒学，或者认为国学就是诗词歌赋，三国、水浒、西游，其实这些都只是国学的一个部分，并不能概括国学的全貌。为了弄清国学所包括的内容，最好的方法，应该从中国的目录学说起。  
　　  
    目录学是关于图书的集结、分类和编排的学问。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全国所有的图书集结起来，分类整理，是在汉代，并且编排出一个图书目录，叫做《汉书•艺文志》。根据这个图书目录，我们可以对汉代的学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就是国学在汉代所包括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把当时全国所有的图书分为六类，第一是六艺，第二是诸子，第三是诗赋，第四是兵书，第五是术数，第六是方技。六艺就是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易》为六艺之原，群经之首，研究六艺的学问叫做经学。诸子共有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研究诸子的学问叫做子学。诗赋属于文学。兵书属于兵法之学。术数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学。方技主要是医学。  
　　  
    魏晋时期，对全国的图书重新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到了隋代和唐代，把这四部确定为经、史、子、集，甲部就是经部，乙部就是史部，丙部就是子部，丁部就是集部。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经过中国人的引进、吸收和改造，已经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的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排斥在外，所以《隋书经籍志》把佛教的图书归入集部，《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到子部类中。  
　　  
    隋唐以后，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成为定式，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按照这种分类编排了一套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部。由于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逐渐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所以《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艾儒略、南怀仁、利玛窦等人所写的一些有关西学的著作。  
　　  
    从汉代的《艺文志》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国学的内容真正是包罗万象，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扩展，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广泛地吸收外来的文化资源，把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西学也纳入到国学的范围中来。如果把国学简单地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闭僵化顽固排外之学，显然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于国学的内容，用经史子集四部来概括，是一个既符合实际又反映全貌的最为完整的说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有人把中国的学问区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科技之学。有人着眼于学术思潮的演变，按照朝代的更替，区分为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有人着眼于文学的体裁，区分为先秦诗骚、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有人根据汉唐以后的历史情况，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合流。  
　　  
    总起来看，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所产生的名词，也叫做中学，虽然外延宽泛，包括了中国历代一切的学问，但是并不笼统，而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类编排所指对象是明确的。
[/ALIGN][/SIZE][ALIGN=center][SIZE=4][B]三、国学的核心价值[/B] [/SIZE]


[SIZE=4]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大则内涵小，外延小则内涵大，此二者大小关系是反比例的。比如人这个概念，外延极大，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它的内涵也就很小，只能说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能运用符号的动物。如果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外延缩小了，内涵则要相应地扩大，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属性之外，还要加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属性。前面说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外延极为宽泛，凡是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一切的学术，被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登录的，统统包括在内，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缩小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派对国学的批判，往往是出于逻辑的混乱，弄不清国学的外延和内涵，他们一方面把国学的外延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同时又把国学本身并不具有的内涵强加在国学身上，认为全是负面的东西，必须打倒。当年梁漱溟先生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大作，对激进派的这种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照梁先生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大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外延包括中国所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外延包括西方所有的文化，印度文化的外延包括印度所有的文化。至于这三种文化的内涵，则是它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就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可以通过世界性的交往，取长补短，会通融合。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界定国学的外延，用中国的精神来界定国学的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激进派的逻辑上的混乱，消除了许多对国学的不必要的误解。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说法，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梁先生为这个问题苦苦探索了一生，直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本《新原道》，副标题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先生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说明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同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制定校训所提出的说法，叫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这八个大字来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再恰当不过了。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清华从美国人手里移交过来，变成中国的国立大学，作为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高学府，文化重镇，必须要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就请梁启超先生题了这八个大字，当作校训，勉励清华的学人继承这种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毕业以后，好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作出贡献。照梁启超先生看来，这八个大字既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的这个说法着重于从核心价值和人格理想的层面进行概括，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底蕴，而且在青年上身上找到文化发展的希望，为他们指出了修养的目标。这种文化精神并不是复古，而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相连，基本的宗旨是朝向未来的。
　　
    这八个大字出典于《周易》，也就是《汉书•艺文志》列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源头。《周易》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在源头上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中国哲学的精神。乾为纯阳之卦，卦象为天，坤为纯阴之卦，卦象为地，乾坤、阴阳、天地，组成了整个的宇宙，照古人看来，“天行健”，天道的运行刚健有力，“地势坤”，大地的形势柔和宽顺，因而宇宙的精神就表现为刚健和柔顺的精神。这种宇宙的精神同时也蕴含着人文的精神，君子观察乾卦的卦象，接受自然法则的启示，应该把天道的刚健有力转化为自己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观察坤卦的卦象，应该培养自己具有如同大地那样宽广涵容、承载万物的胸怀。由于整个的宇宙是由两大对立的势力所组成，不能有天而无地，也不能有阴而无阳，所以人文的精神必然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完美的结合，如果搞单边主义进行片面的发展，光是自强不息而不厚德载物，或者是厚德载物而不自强不息，不仅不符合这种人文精神，而且也违反了天地之道的宇宙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刚而能柔，柔中有刚。从宏观的角度看，一部中国文化史也就表现为由阳刚与阴柔的变奏所谱写的光辉的乐章，并且凝结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精神，既是勤劳勇敢，又是仁爱善良。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我们学习国学，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到21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成功的转型，在传统的和谐理念中，我们加进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崭新的现代内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从事人格修养，提高人文素质，最为基本的仍然是清华校训的那八个大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