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不容质疑的是:这确实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但他的后果一直在被争议着.费正清在《剑桥历史》中认为“五四”有一些弊端，其一是：“五四”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的时期，他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 其二是：这种解放是激进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
做为这次事件中的“五大领袖”之一:罗家伦先生（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无疑也是当年多中国传统文化抨击的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罗家伦为《新潮》杂志社的发起者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5月4日当天唯一的印刷传单，"五四运动"一词，即有他在宣言中提出！[/B]
[B]五四学子,不仅拒绝祭奠孔子,而且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甚至,另一学生领袖傅斯年主张“去除国医”,反封建是对的,但当礼仪廉耻,仁爱道德也被随之破坏以后,当中国的各类文化也被随之否定以后,“文化破坏，道德沦丧”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B]
[B]当今的一些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不讲秩序，固然和当今我国的经济落后，文教落后有关，但也和传统道德的失落有关。一些文化的遗失，尤使我们难以面对东亚文化区域的民众，包括海外华人。如：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竟然不如韩国和日本，韩国竟想把“仲秋节”纳入本国文化的专利。又如：大量的北京四合院被拆除，原先占地为1300万平方米，现在仅有300万平方米，挂牌保护的只有600多处。再比如：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气节和民族凝聚力，体现在韩国，日本，海外华人身上的多，而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少，我们是“不讲礼貌，民性涣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B]
[B]值得欣慰的是,罗家伦先生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明确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他写下了宏扬民族文化的文章<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重新论述中国文化的价值。
在此文章中，罗家伦首先提出了一个现实，即当今还有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中国并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没有思想家了。罗先生把中国的哲学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先秦的诸子时期，汉朝的儒学奠定时期，汉末至唐朝的佛学时期 ，唐宋的理学时期，以及明朝末年的朴学时期。[/B]
[B]所谓朴学时期，是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与西方接触，耶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传道，罗先生提到，那个时代中国产生了“革命思想”，他认为“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
但是，这些思想仅仅是“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罗先生列举了黄宗羲的原君原臣，说他的思想乃是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由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很讲究考据，故称为“朴学”。[/B]
[B]在文章的后半部，作者总结了中华民族思想的特质，这位曾提出“五四运动”这一名称的学者，开始大力的赞扬孔子和儒家。由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思想，变为继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诚然是一个不小的转化。[/B]
[B]关于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第一是尚人伦。[/B]
[B]罗家伦认为：“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而着一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
文章谈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的本质意义，绝不是目前一些人歪曲的“封建余孽，保守思想”，而是“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日本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便推行“君臣父子”，各守本职）。
那么，孔子讲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也不是有的人所说的：“顽固的维护奴隶制度”，或者宣扬“剥削压迫思想。”孔子是为了“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B]
[B]第二，是去玄学。[/B]
[B]罗家伦认为：“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但是孔子也“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孔子所指的天命，也不什么听天由命的命，算命的命，认命的命，乃是指“真理”！
第三、是集大成。[/B]
[B]罗家伦认为：“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
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外来事物？文章指出：“因为这样（集大成主义），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
罗先生还列举了西方的事例来比照，他说：“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B]
[B]第四、与自然融合。[/B]
[B]作者探讨了几个不同文明区域的思想特性，说：“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那么，中国有没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呢？有。“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中国自然科学不能发达的原因是“但此说未盛行。”
五是主容忍。[/B]
[B]当今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激进思想，没有宗教战乱，是中华民族没有活力的表现，这种“不很正常”的呓语，竟然也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许。罗家伦则不这样认为，他赞誉“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发生过的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屠杀僧侣的事件，是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韩愈、李德裕排斥佛家老，也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作者提到当时的西北回教问题，认为“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六是爱大同。[/B]
[B]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罗家伦对此很是赞赏，说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换言之，偏激，狭隘的东西，已经被中国文化所排斥了。[/B]
[B]罗家伦认为：“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
那么企图破坏这种文化的行为，该叫做什么呢？作者毫不客气的称之为“反动”。“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
让我摘选此文的三句结语，来作为我文章的结束吧：
“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
“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
“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罗家伦先生早年欲“砸烂孔家店”，其后却提出了“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的口号。”身为五四运动学生的五大领袖之一，能这样重新看待中国文化，我劝那些名为给中国文化“看病”。实为给文化“找病”的人，不要再道听途说，执迷不悟了。因为，你们那些反传统的言论，恐怕还是罗家伦先生早年所说，而后来抛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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