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1925年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情节虽有些荒诞，却不失正题戏说：文庙中的孔子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场欢迎远道而来的马克思——这句话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隐喻；经过交谈，孔子发现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与自己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也发现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孔子“ [TABLE][TR][TD][/TD][/TR][/TABLE]完全相同”；最后，马克思慨叹：“我想不到在两千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个老同志！”     当然，说马克思与孔夫子两者思想“完全相同”未必准确，但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如哲学上的唯物论倾向和辩证法色彩、政治上的以民为本诉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主张等，尤其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含有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始因子却是事实——毛泽东曾把东汉末年汉中道教治下“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现象称为“社会主义”。所以清末民初的许多人，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派的孙中山和朱执信，当然也包括像郭沫若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定“社会主义本是中国自古有之”。孙中山不仅把马克思称为“西方的圣人”，还认为自己的“民生主义”上承大同理想、外同社会主义，而康有为写的《大同书》甚至“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     瑞士哲人布克哈特说：“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是无数经验的结晶，是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命运的反映。”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性的一种稳定而又持久的文化反映的话，那么直到如今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和孔子思想学说的相通性对现代中国道路的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伯纳尔却在《1907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敏锐地提出：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开来，和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提供的学理铺垫、心理预期、情感基础是分不开的。同样也可以说，社会主义之所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屹立不倒，甚至安然渡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共运危机，也和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然的相通性不无关系。     毛泽东深谙传统文化，抗战期间曾在短短一句话中接连运用“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等典故来阐明自己的军事思想，还曾亲自撰写祭文并派员代为致祭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也正是他告诫人们不要“言必称希腊”，更不能教条化理解马克思，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革命和建设。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是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无形的、精神的要素，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遗产，所以毛泽东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泽东的观点无疑符合马克思的主张，也符合孔子“因革损益”的历史文化观。即是说，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后人对历史文化传统都要保持一份温情和敬意，都要继承和发展之，而不能断然割裂和抛弃之——马克思需要如是对待孔子，今人也需要如是对待马克思和孔子。     抛弃了对传统的温情和敬意，必然会导致菲薄古人和盲目自大。“文化大革命”不仅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人为制造了一个“文化荒漠”。就此而言，改革绝非单纯地向西方学习和与世界接轨，而必须包括重新认知和续接中国自身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在经过了一两代人的猛烈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后，人们对它的陌生程度并不亚于对西方的陌生程度。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潜存在人们心底的传统意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的是农民勤俭持家的传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则体现了家族本位的伦理传统。上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的75％以上来自华人资本，因为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安土重迁”传统和“落叶归根”意识，华人华侨虽然身处异国，但心念旧邦—印度人和俄罗斯人对此羡慕不已。香港学者甘阳说：中国传统本身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中国陆续把“小康社会”、“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传统理念应用于现实政治时，没有人再怀疑中国正在回归传统和孔子正在回归中国。如今，国学热风靡华夏大地，党的十七大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而就在30多年前，“红卫兵小将”还曾试图对孔子挖棺鞭尸！今昔对比，不禁使人感叹！     改革开放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要求也必然导致客观公正地重估中国自身的传统。很显然，把凝结着千百年来古人经验和智慧的巨大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既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也容易身陷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更为主要的是，如果缺乏传统的支撑，会使改革的思想资源和视野变得过于单一，即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这恐怕既非马克思所情愿，亦非孔子所乐见。     中国传统本身蕴含着强烈的变革意识。基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中国传统非常重视变革求新，所以《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所蕴含的变革意识，启迪并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把改革开放纳入中国变革传统的历史谱系之中。     虽然历史积淀传统，但传统并不完全等于过去，而是必须活在当下并必须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孔子云：“如有所誉，必有所试。”改革开放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令人忧虑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官吏贪腐、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精神空虚等，而天人合一、贫富均衡、德法兼治、修身养性等传统思想资源无疑对于诊治这些弊病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需要的是今人创造性地转换而不是盲目地复古，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斯之谓也。     改革开放使中国踏上了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业已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中国人走出百余年来“事事不如人”的心理阴霾，从而极大地恢复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民族自信心。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正是通过与他者的辨异，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等生理特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独具特色，从而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王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