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01 15:32:25  来源：山东省情网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之重大变局，但革命后所引起的混乱也是空前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人民生活的恶化，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帝制时代，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孔教”的大旗又被一些封建遗老重新祭起，以作为救世的良方。于是，孔教会应运而生。1912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孔教会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成立。孔教会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欣然为之作会序，称：“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拘彼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未由已。”（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0页）孔教会简章宣称，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可入会。章程规定，孔教会在国内各县市设支分会。规定每年开全国大会一次，同时每月朔望各开常会一次。会务方面，分讲习、推行两部。讲习部分经学、理学、政学与文学四类；推行部分敷教、养正、执礼、济众四类，其功能分别是讲道化民、拜圣谈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从其宗旨看，孔教会明确把孔教当作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圭臬。
　　孔教会成立后，千方百计发展组织，扩大影响，至1914年初，孔教会已有支会联合部、支会、分会140余个，遍及除西部数省以外的绝大部分省区和港澳地区，以及纽约、东京、等地。在积极宣传、扩大影响的同时，孔教会对孔教礼仪也很重视。一方面，极力恢复原有的祭孔、孔诞日庆祝等活动；另一方面，则仿照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增加了阕里大会、来复日礼拜讲经等新的内容。1913年3月17日，孔教会在上海举行丁祭，总支会全体成员恭谒圣庙，行三跪九叩礼。同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令”，1914年袁世凯又发布“规复祭孔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1915年2月，袁世凯又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时尊孔之风大盛。定孔教为国教是孔教会的多年梦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就曾上书光绪皇帝请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15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各地尊孔组织及各界人士纷纷上书，以为声援。但是宪法委员会经过反复争论，“定国教”的议案终被否决。1916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康有为、陈焕章再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并组织参众两院中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100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大力活动。1917年初，孔教会又联合各省的尊孔组织，在上海成立“各省尊孔联合会”，推孔令贻、康有为为名誉会长，作为争定国教的团体，大造声势，但是，定孔教为国教始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同时，社会上对于定国教的批评之声也日益增多。由于孔教会积极参与了民初的两次复辟，使得它的名声愈益受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孔教会虽然仍在各地存在，但已经蛰伏到社会的角落。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反动的南京政府。一时间，孔教会会员及支持孔教的各界人士又看到了希望，开始紧张活动。1927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此讯一传，孔教支持者愤愤不休，其中不乏军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偕副师长及部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取消大学院之通电，恢复祀孔，以顺舆情。四川省东川道儒教分会、中华总商会等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政府反对废止祀孔。1928年12月16日，孔教总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饬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以正人心，以存国脉，声称：“窃民国废止读经以来，国人醉心欧美文化，视国学如敝屣，人心陷溺，邪说横行，暴戾恣睢，灭性绝伦，几如狂澜之不可挽，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故我先总理有鉴于此，特提倡光大吾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德，以图自就，而于礼运一篇，尤所心悦诚服。奈国人不明此旨，反于总理所崇拜之孔子大肆诋毁，其所诋毁孔子者，由不读经故耳，不知孔子集三统通一，乃春秋革命家，其学术为东方文化之重心。孔子由小康进达大同，总理由三民主义而达世界大同，始虽殊，途终归一。致近年来，西人专心研究中华文化，而以吾国人不研究为怪事，长此以往，将来中华固有文明势必反求之于外人矣，岂不大可惧哉。在工业落后之国家，固宜注重科学为物质上之建设，而于精神文化亦宜并重，不能有所偏枯（怙），所谓明庶物察人伦者是也。国府前令，孔子诞日祀孔时演讲孔子言行，若国人皆不读经，其将何以演讲，是直与违背前令无异。当此训政开始时期，亟应恢弘固有道德，固有文化，以贯彻总理革命之精神，以济科学物质文化之穷极，庶上古峻德时雍之盛，将复见于近日矣。特呈请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一节，应毋庸议。”从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总会给南京国民政府的这封函电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陈焕章等人认为民国以来的社会动乱、人心不古、民生凋敝是由于民国废止读经所造成的；2.他们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孔子的儒家道德混为一谈。
　　其实，孔教会陈焕章等人的思想与蒋介石的观点不谋而合。蒋介石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粹派，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再加上出生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对儒学充满崇拜之情。他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传统的道德理念深深地根植于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一有机会便会释放出来。他追随孙中山以后，也一直不忘。他也认为三民主义就是孔子大同思想的发扬，但是他这一误解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他不敢和孙中山争论，只好把自己的真实观点藏得更深。孙中山死后不久，戴季陶率先从理论上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的思想彻底儒化，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蒋介石当时很高兴，也开始兜售他的药方。1925年底，他曾公开宣传“革命之道”就是“大学之道”的观点。在给《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时，他这样写道：“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页］直到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对戴季陶发出“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后，蒋介石迫于这种形势才不敢再宣传这种观点。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只注意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蒋介石的这个序言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流传并未引起注意。此后蒋介石在言论上变得激进和革命起来，特别是在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上，与戴季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然成了实际上的政府领袖，但是他的地位还不稳固。因此，对于孔教会的请求还不敢公开表示同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29年1月25日，教育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事关孔教总会的函中说，“恢复固有道德，以达世界大同，未容混为一谈”，“所有该会‘请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一节，应毋庸议”。但是，蒋介石对孔教会的主张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对孔教会进行了一番奖谕，称“该会引用总理恢复故有道德，达求世界大同之说，具见留心党义”。此后的几年间，孔教会虽然不间断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尊崇孔教的建议，但都无太大的进展。
　　1934年，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牢固，对**党苏区的“围剿”也胜利在望。在对苏区的“围剿”过程中，对于百姓的反抗，他不从国民政府的自身找原因，而认为是由于民国以来儒家思想受到打击，以至于使人们失去信仰，从而被**主义乘虚而入，结果使得百姓的仁爱之心、羞耻之心被蒙蔽，因而起来作乱。同时他也把“九一八”以来的社会危机归结为传统思想的丧失。为了配合军事“围剿”以及解决社会危机的需要，蒋介石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文化建设运动，他开始把他的儒家传统道德的大旗又高高地挥舞了起来。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会上，他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他在会上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就是要在礼仪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知识与道德，要恢复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道德。大会宣布新生活的口号和准则是“守规矩、尚清洁、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大会当场还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并规定，各地各级“新促会”由各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会长、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运动开始了。
　　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如果说蒋介石说得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国民党当局说得就很直截了当了：一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粗鲁、野蛮、卑陋行为，使国民生活艺术化。二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争盗窃乞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三是要让“礼仪廉耻”反乎乱邪行为，求国民生活军事化。
　　虽然新生活运动使得人民生活有了一点现代化意识，也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国际形象，获得了西方国家较多的支持。但是由于新生活运动充满了对人民的污蔑，因而找不准运动的方向，以及脱离当时中国的国情，再加之具体推动者不得力等原因，新生活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在进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也在积极开展恢复祀孔的活动，他与戴传贤、汪兆铭、叶楚伧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的提议”，经决议获得通过。1934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纪念办法，规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发了《孔子纪念歌》明令，在该令中称：“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最合人类社会思想，其伟大纪念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若采为孔子纪念歌，似属佳制天成。该段文字经于委员右任提议采用，定为‘天下为公’歌，由国立音乐专门学校制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
　　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活动。1934年10月5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孔诞纪念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祀典。这一天真可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热闹的一天，整个中华民国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而全国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孔夫子的老家曲阜了。这天，曲阜全城焕然一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达官贵人。对于孔府来说，这个纪念日更是非比寻常，这意味着他们的祖先又受到了最高当局的重视，他们也可以重新获得无上的荣光。是日一大早，祭孔的主要场地孔庙，已经布置好了所需用具。孔庙东门交叉挂着青天白日国旗，门内为来宾登记处。庙内古柏参天，碑亭林立，北行入正门，即望见杏坛，过杏坛即是大成殿，孔子与孟子等人的塑像被安放在殿中。孔子像前已摆好了全羊、全牛、全猪三牲，其前供案上也已摆好了著名的周木鼎、周册卣等商周十供。殿外的古乐器也已陈列完毕，执事人员皆身穿紫花礼袍，头戴黑方巾帽，按部就班地做好了准备。早6时半，国府代表叶楚伧，行政院代表褚民谊、溥倜，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王用宾、林翔，监察院代表郑寿荃，内政部代表傅汝霖，教育部代表雷震等要员浩浩荡荡来到曲阜。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等人早已在衍圣公府大门口恭候，一番寒暄后，把叶楚伧等人迎入衍圣公府休息。7时，祭孔典礼正式开始。众人来到大成殿前分班肃立，第一行为主祭叶楚伧，第二行为各部院代表褚民谊及李树椿、何思源与奉祀官孔德成、曲阜县长孙永汉，陪祭人员列第三行，各界与祭人员列第四行，曲阜县党部及各机关人员共分六行。右旁为军乐队，左为与祭妇女，再前为古乐队，祭坛下为杏坛；左旁为孔氏族人及各界学生民众等5000多人，主祭叶楚伧首先向孔子塑像敬献花圈，然后由中央典礼局股长柴祖荫宣读祝文，继之以行三鞠躬礼，奏古乐。奏乐毕，再行一鞠躬礼，然后礼成，全体与祭人员合影留念。至此，国祭结束。接下来，孔氏家族及孔教会开始进行家祭礼，家祭礼又与国祭不同，完全按古制进行，行三跪九叩大礼，孔氏家族及孔教会皆读了祭文。11时又去孔林谒陵，礼成而返。在国祭时，叶楚伧等人的祝词说，“恭维先师，万事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折衷六艺，譬如北辰，天下为公，大同仰止，货力致用，不必为己，唯（惟）我国父，引喻此旨，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汪精卫在会上做了提倡尊孔的演讲词，他说，国人对于孔子，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欲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至于其二，则恰与其一相反。其一是想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为孔子的学说有许多错误，造成了民族的罪恶，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为孔子的学说已经陈旧过时，不适于现代。这些议论，不但糊涂而且荒谬。我们试想一想，我们今日的所有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哪一样不是导源于孔子呢？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年文化的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知识之父，孔子所提出的仁与礼是万古不易的。戴传贤也在会上谈了尊孔的意义，他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此伟大之纪念日，实中华民国国民永远不能忘记之民族文明复兴的纪念日。
　　1935年的祭孔大典，国民党中央委派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祭，奉祀官孔德成、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教育厅长何思源等陪祭。李、何二人于9月22日晚便由济南到达曲阜，着手准备23日早晨的预行演礼。韩复榘于2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晨5时由韩庄视察完灾区后，乘专车到达兖州，然后与平政委员会代表何其巩、山东省党部代表张竹溪等分乘汽车到达曲阜，曲阜县县长张其绪率各机关全体人员在孔府门前列队欢迎，韩下车后由孔德成陪同入府休息。晨7时整，祭孔大典开始举行。斯年的祭孔与上年不同的是，增加了孔子纪念歌，全体与祭人员齐声高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得气氛热烈了许多。典礼完毕后，韩复榘又驱车赴孔林谒陵，而后又到颜庙拜祭颜子，祭毕便由孔德成陪同到玄武庙等地探望灾民。家祭，孔德成也就没有参加，而由孔教会按古礼进行。同时全国各地也照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1936年的孔诞纪念大典仍由韩复榘主祭，参加者还有李树春、何思源及孔、曾、颜、孟各奉祀官，孔氏族人、孔教会会员及各界代表5000多人，仪式如前。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央国民政府一起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孔子诞辰纪念，礼堂内外布置一新，并把孔子像挂在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前。国民党中委丁惟汾、何应钦等700多人参加了纪念大会。丁惟汾在致辞中说，国府明令全国纪念孔子，是要大家发扬孔子道德学问，以为立国根本。同时，全国各地机关照样放假一天，又过了一个孔诞节。
　　1937年4月13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又通过了民族扫墓办法，规定黄帝、大禹、孔子、明太祖及孙中山的陵墓，每年清明节由中央派员举行祭奠。在谈到孔子时说，孔子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教育家之宗师，为民族文化之代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古代政教之大成；而其授徒讲学，阐明中国之伦理哲学及儒家政治学，至今仍为东方伦理思想之中心。后来之正统派教育家，无不以孔子为宗师，其纪念办法中央虽已特有规定，而于民族扫墓祭典中仍应特为列入，以纪念此民族文化之师。
　　南京国民政府在祀孔的同时，也对孔子陵庙进行了修缮。1934年9月27日，韩复榘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说：“现在道德沦丧，风俗日偷，非发扬孔教，实无以约束人心，非修复孔庙，实无以昭示诚敬。”（吕伟俊：《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于是，同年10月，南京政府组织“修复孔庙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韩复榘为副委员长，着手对孔庙进行修复。为了筹集修理经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颁布了筹资办法。规定经费募集分摊派与募捐两种。摊派以一次为限，中央20万元，各省及直辖市，参照总理陵园各省市分担经费办法。募捐一是从全国学校学生毕业证书中附收捐款：大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1元，高级中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4角，初级中学及相等之学校每人2角，高级小学每人1角，初级小学每人5分，后因人反对而把高级小学及初级小学排除。其二是社会募集。另外，国民政府还给予孔子后裔及四配后裔以优渥，改衍圣公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享受特任官待遇，至圣及四配后裔由国家培养至大学毕业，并于曲阜特设小学，优遇孔、颜、曾、孟后裔。
　　由于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孔教会又开始活跃起来，许多地方的孔教会又开始开展活动。1936年1月7日，中国孔教总会会长孔繁裕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请批准其新修章程的函。然后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委托山东省党部代往视察，山东省党部经过一番调查后，对孔教总会提出很多批评。但是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认为，在此国民政府明令祀孔之际，对待研究与发扬孔学团体之组织，不应该过于严格。于是，民众训练部与内政部、教育部协商制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组织“孔学总会”，设在曲阜，由民众训练部直接指导，内政、教育两部监督，然后呈请中常委讨论。1936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对孔教总会立案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认为：
　　（1）孔教总会之名称应改为“孔学总会”或“孔道总会”以副名实。
　　（2）该会会员应限于中华民国之公民。
　　（3）该会由中央民众训练部直接指导，内政、教育两部直接监督。
　　（4）该会之组织，应限于总会及各县市分会之两级，若为便于承转，得于首都及省会地方设总会办事处。
　　（5）该会工作应注重孔子学说之研究，并将教务部改为研究部。
　　（6）该会章程第一条关于宗旨之规定，应于“昌明孔教”四字之后，增加“并协助文化事业之推进”一句，以资补充，并预防争夺学产之纠纷。
　　（7）根据前项决定而为该会章程之修正，或于前项决定有所变更时，为保持党政机关之密切联络，应由中央民众训练部于决定办法后先行资照内政、教育两部。
　　1937年2月4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批复孔教总会会长孔繁裕，孔教总会应改名为“孔学总会”，并应向山东省党部呈请备案。后来，孔教总会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更名为孔学总会。
　　蒋介石的复古尊孔活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引起了舆论界的尖锐批评。1934年2月，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中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世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胡适则把蒋介石导演的尊孔闹剧讥讽为“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说他“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可恕的，但在一个现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

摘要：孔教会是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以树立孔子为教主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一度颇具影响力。孔教会主要是由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联合了一些遗老及各种保守人士组成。孔教会本是康有为实现当年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其成立后就介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其兴衰也与时局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至，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时期；二是陈焕章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关键词：孔教会；康有为；陈焕章；中华民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8）01-0000-00

孔教会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个宗教性团体，它以树立孔子的教主地位为目的，在民国前期的社会中影响巨大。然有关孔教会的情况，在各种辞典及近现代史各相关论著中，不仅详略不一，并且存在一些不确实或不正确的说法[1]。而对孔教会的专题研究，成果亦极为薄弱，更多的情况是附属于康有为或民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中[2]。有鉴于目前学界对孔教会的认识存在种种不足，乃至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故本文试图从原始资料中勾勒孔教会的历史过程，至于孔教会的种种在宗教上的社会活动，如树立孔子的教主形象的孔教论、推广宗教的种种办法等，则容另文专述。

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至，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此一时期孔教会出版《孔教会杂志》、召开全国孔教大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二是陈焕章和孔繁朴主持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出版孔教会的报刊《经世报》，筹建孔教总会堂、开办孔教大学等，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一、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初创及兴盛

创立孔教会或类似于基督教会那样的一种教会组织，是康有为多年的梦想。自康有为游历香港后，就对西学及基督教发生了兴趣，康有为创立孔教的设想也油然而生，其创教思想受基督教和传统的佛教影响，已是学人的共识[3]。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康有为明确提出组织孔教会却是在戊戌年（1898）。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桂林“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4]，此圣学会已具有了后来孔教会的雏形。1898年6月19日，康有为上书“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照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并“请听沿边口岸准用孔子纪年”[5]。在康有为的上折中，他对孔教会的组织设计并没有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备。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浪海外，对其孔教主张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鄙人于戊戌之年，开孔教之会，立大同学校于日本之横滨，与门人徐勤，实始创圣诞之纪念大典，祁祁学子，莘莘俎豆，吾华之群商及日本之元老大隈伯、与其大臣犬养毅等，咸来行礼。自是推行于海外，日盛而弥彰。”[6]1899年，康有为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同时兴办义学，“怀故国，思孔教”，“明保种保教之大义”[7]。20世纪初叶，康有为在南洋发起较成规模的孔教运动[8]。1910年，康有为回忆数年的孔教情况说：“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岁月有加，增华滋盛。”[9]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陈焕章则“于光绪己亥（1899）在高要砚洲倡立昌教会，于光绪丁未（1907）在美国纽约亦创立昌教会”[10]。所有这些活动，不是区域性太小，就是远离中国，可以说，康、陈的孔教活动在辛亥之前对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需注意，晚清以来，各地不同的尊孔组织已经零零散散地出现了，这些尊孔组织对以后孔教会的壮大起了支持作用。

面对辛亥巨变，身在海外的康有为对清朝的覆亡及孔子儒学的衰颓痛心不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危机感与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康有为在历经无数次的磨难后，对如何救助中国的策略也早已思考成熟。

康有为在1912年7月30日《致仲远书》中，提出了创立孔教会于国内的想法：“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虽然，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在此信中，康有为又详细指示了操作步骤与方法：“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入会，计必景从。议入会者，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注册……每乡必一会，举讲生讲焉。以来复论孔子而说经，借地为之，不必迁设席。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但以勇猛之力，精切之辨，忧大教之废，伦纪之坠，家人之失，启诱大众，计无不来归者。先行于瀛，徐推行于各省会，不及半年，人心愤激，必可令各郡县皆有孔会焉……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康有为组织孔教会的力量在所谓的“耆旧”：“援引二三耆旧，如吾故人沈子培先生及朱古微之流，自为发起，当可一鼓而成。”康有为以经济物资后援极力促成陈焕章发起孔教会，但是，此信也透露出康有为开孔教会的目的：“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成之，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11]康有为实欲借孔教会之名而在政治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以图实现当年未竟之业。

可以说，正是康有为的幕后策划，直接授意，促使陈焕章[12]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对此，康有为一年之后被推举为孔教总会会长，他接受这一职位并在回复孔教会的电中重提旧事：“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13]康有为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在孔教会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电文中提及“草序例寄门人”一事，康有为在《致仲远书》中也有“日间即寄会章来”的许诺[14]，看来，康有为的确在孔教会的创办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从孔教会创办时期的“会章”、“序例”均出自康有为之手看，孔教会的成立可以说就是在康有为一手策划下产生的，所以，与其说后来孔教会的诸多主张、原则、教义、组织，都能在康有为的思想中找到源头，毋宁说孔教会即是康有为孔教思想的现实版。

陈焕章在上海组织孔教会，也确如康有为所指示的那样，与沈曾植、朱祖谋等遗老取得了联系。他们经过策划，在1912年的孔子诞日（即10月7日）成立了孔教会。“本会之发生，始于去年春间，沈君乙盦（曾植）实主其事，发起诸人开谈话会于沈宅者屡矣。然本会成立之期，实托始于大成节。是日假上海山东会馆为恭祝圣诞之地，到者五六十人，各界人士均有代表，上午十一时，排班行礼，以三跪九叩为节，彬彬济济，极一时之盛。”[15]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也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盦先生（曾植）、归安朱彊邨先生（祖谋）、番禺梁节闇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16]沈曾植与康有为自戊戌之前就有密切关系[17]，作为胜朝遗老的沈曾植对孔教之沦丧也有如同康有为一样的心情，再加沈曾植个人的威望，以至于他成了孔教会创办的实际主持人之一，所以，姚文栋数年后追述：“孔教会之设……沈乙盦主持于中，陈重远号召南北，菊坡与予率江浙人士，以左右之。”[18]另一位遗老、后来成为清逊帝师傅的梁鼎芬则在孔教会成立的那天到曲阜孔庙行礼[19]。孔教会选择在山东会馆成立，固然有上海文庙因驻军不能行礼的原因，却也有其宗鲁崇圣的特殊意义在[20]。

孔教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由于孔教会不能如意地以文庙作为活动场所[21]，陈焕章等人就租赁了上海海宁路西1798号作为事务所活动地点。事务所随即在旧历十月望日（1912年11月23日）[22]成立，“是日，发起诸人毕集，当经公推姚君东木、姚君菊坡（丙然）、李君心莲（宝沅）、麦君儒博（孟华）、陈君重远为干事员，并决定先办《孔教会杂志》以为机关，至陈君所著之《孔教论》，经于是日出版，故即先行发布”[23]。至此，孔教会就开张营业了，随即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公布《孔教会开办简章》，简章初步确定了孔教会的宗旨、组织等事宜。随后，孔教会发起人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姚文栋、张振勋[24]、陈作霖、沈恩桂、麦孟华、陈焕章、陈三立[25]等于12月12日发出《孔教会公呈》，分寄大总统、教育部、内务部[26]，争取立案，取得组织的合法地位，以便开展更大的教务活动。在此之前，陈焕章已经向教育部的人员寄去了自己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诸办事人员的支持[27]。北京教育部、内务部相继在12月23日和1913年1月7日批准孔教会立案[28]。至1913年2月，孔教会的机关刊物、陈焕章任主编的《孔教会杂志》在上海出版，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也日益扩大[29]。3月22日，由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也在上海出版发行。

上海“当海路要冲，潮流最急，识微虑远之士，恒萃止焉，孔教会之设，实于此创始”[30]。上海固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却也是西方殖民者的乐园，但上海毕竟不是当时政治的中心，因此，孔教会在开办简章中就已有总会事务所“将来或迁于首都”[31]的设想。虽然上海的孔教业务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江浙一带及全国各地的支会也不断地新生，其他一些尊孔组织也不停地并入孔教会，但对于孔教会的全国性教务拓展来说，最佳的地点还是首都，即北京。这一活动空间的变化，似乎也说明了孔教会与政治之间的某种联系。

此时的北京，各种尊孔组织已经纷纷出现，孔社已成立，孔道维持会也在活动，至于外地成立的尊孔组织如孔道会、宗圣社会也陆续进京谋求更大的发展，孔道会更在北京极力组织全国性的总会机构。在此情况下，希望组织孔教会北京支会的也是大有人在。“北京支会担任组织者，原有多人，分途并举，以为预备之地步”，“本月十二日（上海孔教总会）接姚君碻端阳节后三日来书，言今春大学毕业后，经营此事，又得黄孝觉、罗掞东、刘洙源、丁静斋、唐天如诸君之赞助，草拟章程十条，号召同志，海内名流应和者二百余人，乃具呈教育、内务两部……先后批准在案”[32]。北京所谓的名流二百余人的孔教组织，即由严复领衔，学界、政界名流如廖平、王式通、曾习经、刘廷琛、马其昶、汤化龙、姚永概、陈黻辰、杨增荦、陈国祥、夏曾佑、林纾、安维峻、宋育仁、吴道镕、赵熙、屠奇、吴之英、梁鸿志、郭立山、梁启超、杨度、蔡锷、蓝公武、徐佛苏、张履谦、郭人漳、姚永朴、丁世峄、陈衍、蒲殿俊等260余人发起成立的孔教公会，并颁布《孔教公会章程》，规定公会以“阐扬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北京设立总会，各省设支会，各道、县及海外设分会，不分国界、种界，凡信仰孔教者，均可经会员介绍入会[33]。于是，在1913年夏天，孔教会决定派陈焕章北上北京，“自总会创始于沪，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各省支会纷纷成立。惟尚有意存观望，或另立旗帜者，经同人公议，以为将来总会必须移至首都，庶北京人士有所观感兴起。前接黄孝觉君、姚君悫君等来函，曾有组织支会之举。兹特由本会委任陈君重远至京，以便联合同志，筹备一切”[34]。陈焕章至京，一是组织成立孔教会在北京的组织机构，二是联合各种尊孔势力对国会施加压力，力求在即将起草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为国教。

陈焕章在7月初到北京后受到了尊孔同人的欢迎，并决定在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设立孔教会事务所。伴随着陈焕章在北京社会交往上的拓展，一场孔教定国教运动如火添油一样猛烈高涨起来：“由陈君及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诸君，为本会全体代表，上请愿书于参众两院请定国教，其介绍人皆一国之彦。在参议院则由朱兆莘、宋桢、朱家宝、王人文、赵成恩、王鸿庞、王家襄、彭建标、黄锡铨、周廷励、范樵、李英铨诸君介绍，在众议院则由赵炳麟、萧晋荣、蒋可成、朱文劭、翟富文、罗增麒、钟业官、徐象先、丁超五诸君介绍。闻两院之明达议员，皆极赞成此举，普通社会，亦极欢迎。从此国教一定，而长治久安之局基此矣。”[35]各地函电交驰，不同的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经过激烈的论争，国会在1913年10月31日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的第十九条第二项中有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条文[36]。

早在孔教会成立时，孔教会就确定了每年大成节在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的计划，为了顺利地召开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陈焕章多方与济南的孔道会联系。而孔道会在创立之初也有组织全国孔教徒在曲阜开会的设想，并为此早已与衍圣公孔令贻联系过[37]：陈焕章还委托顾道根借南下之际顺便调查曲阜事宜，随后陈焕章向上海孔教总会报告了届时去往曲阜的有关事项[38]。

陈焕章在北京的教务活动，八年后孔教会的追述主要有以下几件：“癸丑六月朔日（7月4日）陈君焕章由沪到京，是月之望（7月18日），即立孔教会事务所于西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当时请定国教，全国一致；仲秋上丁，乃在国学举行释奠礼，礼毕讲经于辟雍，至大成节开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于阙里。凡此诸事，皆数千年来特创之盛举。”[39]可以说这些教务活动都取得了孔教会如期的目的。虽然定国教最终没有如期的结果，可毕竟鼓动起人心来了，这成为孔教运动中最有声势的事件之一。

经过孔教同人多方的努力，1913年9月24至30日，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在曲阜顺利召开。在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上议决一事关孔教会组织变迁的大事，即“将上海暂设之总会迁入北京”[40]。上海孔教总会事务所自陈焕章入京后，“沪上一切事务，均由沈乙盦、姚菊坡、姚东木诸君主持；至编辑部之事，则当陈君未入都之前，曾亲至苏州，特请张尔田、孙德谦两君来沪担任。又有沈修、狄郁、顾震福、黎养正、姚明煇、顾薰、梁士贤、曾学传、李时品诸君竭力支持，而海内耆硕，复时以高文宏著饷之，故本会杂志光焰万丈，为中外人士所欢迎。张君尔田以担任杂志之故，敝精疲神，且因沪上水土不宜，扶病从务，其用力盖独勤矣，而往来苏沪，皆出自费，不取会赀，尤属为人所难能。孙君德谦则馆于沪间，日必至会所，撰作之外，兼理编纂，勤勤恳恳，劳瘁不辞。若张、孙两君，诚本会杂志之柱石哉。……至陈君郁章，常驻会所，凡一切文牍、会计、编辑、校对、经理等事，皆一身任之。……本会创办未久而成效卓著，固皆诸君子心力之所为”[41]。随着孔教总会迁到北京，1913年11月23日，北京孔教会开会议决将《孔教会杂志》移至北京出版[42]。

自孔教会成立至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孔教总会会长一职一直空缺，对此，孔教中人多属意于康有为，恰在此时浪迹海外十多年的康有为回国了。早在本年的6月12日，北京姚君碻在致上海孔教总会的信中就说：“公举孔教巨子一人，为全国孔教会长，奉南海为之魁。”[43]康有为多年鼓吹孔教，久为人知。梁启超十余年前就称康为“孔教之马丁路得”[44]，陈焕章则称之为“孔教巨子”。于是，1913年11月23日[45]北京孔教会在事务所开会讨论推举会长之事：“陈焕章宣布会长所应具之资格：一道德、二学问、三阅历、四闻望。所谓道德，不独私人之道德，必须有任道之热力、救世之气魄，而学问、阅历尤须博通诸教，淹贯中西，其闻望亦必须为中外人士所敬仰者，方为合格。自孔教会发起以来，会长一席，久已属意于康南海，阙里大会之时，亦经询谋佥同，今日南海已回国，各处纷纷来信，催促早日举定……于是，全体一致，皆赞成举南海为会长。”并随即拟定电稿发电致尚住在香港亚宾律道三号的康有为，请他早日来京主持一切教务[46]。康有为随后复电，同意出任孔教会会长[47]。可以说，康有为出任孔教会的会长实在是名至实归。不过，康有为一直没有到北京就任。也就是在此前后，袁世凯加强了与康有为的联系，接连三次电请康入京[48]，颇有茅庐三顾的风度。但是，康、袁之间的旧怨宿恨并没有完全消除，康有为也始终没有去北京。于是，袁世凯又制造康有为与革命党人的联系，使康有为大为恐慌，向袁世凯表现出了求助的姿态，这也使袁世凯对康有为略有了放心[49]。虽然康有为一直没有进京，但是，也不能就此说康有为没有重蹈北京名利场的可能。他就职孔教会会长后，就接连运用会长的权力，派代表主持会务[50]。后康有为又致电梁启超“谓将来京主持孔教会，惟不愿与闻政务”[51]。只是由于北京政治局势的变化，才使康有为终于没有来京主持孔教会。

曲阜作为孔子林庙所在地，即孔教的圣地，对孔教徒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北京孔教总会决定在曲阜设立孔教总会事务所。“曲阜为吾国圣地，故本会特于该处分设机关，直隶于总会，名曰孔教总会曲阜事务所，以示隆重。”同时,曲阜孔教支会的组织工作也大致完成，“曲阜孔教会定期十一月望日（1913年12月12日）开成立大会”[52]。届时，孔教总会曲阜事务所兼曲阜支会如期召开成立大会，会员共到335名，县知事贾廷琛参加会议，会议推举“名誉会长为张少轩、靳翼卿、田焕廷、田韫山、邹申甫诸公，所长兼会长为孔君祥霖，副会长为孔君繁朴”等职员[53]。张勋等人恐是孔教会曲阜支会的名誉会长，而不是总会的名誉会长[54]。

在此前后，陈焕章也成了总统府的顾问[55]。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已经步入实施阶段了，北京的政治空气愈加浑浊。因此，在1914年的春丁（3月2日）之后，陈焕章似乎有意远离北京，去香港向康有为汇报教务情况，并希望辞去孔教会北京总会干事及《孔教会杂志》的主编，却未得到康有为的允许。时值南方大水，陈焕章就在家乡投入了救灾活动，直至1915年秋才返回北京主持教务。

大约陈焕章的汇报，使康有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袁世凯的面目。在1914年春，他就以会长的专断，决定将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往圣地曲阜。孔教会的编辑员纪景福说：“今春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注）函令总会移于曲阜，景福此时主本会编译，孔先生委赴香港欢迎先生，并禀承一切，先生特请孔先生总理会务，又特派景福赴各省宣布会章，筹办进行事宜，以期推广，爰由港粤汕以历沪汉湘鄂，适欧战事急，波及青岛，行旅戒途，拟暂息肩，乃先生邮函曲阜专电，以大会早经召集，命即北来襄办其事。”[56]康有为的专函命令，孔祥霖后来表述得更清楚：“前奉先生专函，谓为一国计，总会似宜在北京，但教非为一国，实为天下计，应以曲阜为总会地址，此一定不易之办法等因”[57]。当然，孔教总会由京迁往曲阜，一定有北方形势的影响。当时的北京有不利于孔教会的种种传言，以至传言流行数千公里而到了康有为的耳中。为此，康有为曾质问北京[58]，以致惊动了大总统[59]。袁世凯下令内务部查询事由，内务部则复大总统府秘书厅函件说明情况：“接准函开：奉大总统谕：据香港康有为君电称：顷闻内务部禁孔教会，并撤各学圣牌，乞饬勿发此令，已发收回等语……本部于邪詖横流之际，一以扶翼圣道为归。第惩于泰西教祸之蔓延，故提倡尊孔，良不欲涉及宗教范围，所以赞高深而昭溥博。查孔道、孔教等会，凡经本部核准立案者，随时令行地方行政官查照保护，从无禁止之说。至撤销各学圣牌，尤无其事，自系讹传。”[60]看来当时的确有种种不利于孔教会的举动，袁世凯电复康有为的“传闻失实，殆非其真”，及内务部“自系讹传”的答复，均有不能让康有为放心的地方。据《中国报》记者的调查，“据该会干事李时品君语予云，康南海电文所云，并非无根由。因山东民政长高景褀曾训令曲阜孔教会另改他名，又山东聊城即墨两县知事，或不许开孔教会，或不许孔教会所办学校读经，湖南省各学校之圣牌闻均撤毁，此外各省亦间有此事，至于禁经、焚经、毁折圣庙、废灭祀典各情形，时时得自外省之报告，此等举动之所由来，实根据于内务部第二百一十四号训令，该训令又本于第一流人才内阁时代以国务院名义呈大总统（孔教不能定为国教国教不能定于一尊撮陈大要请备案——原注）一文，此呈文（即国务院呈大总统文——原注）大致极力阐发宗教之优点而谓孔教无一类于宗教，又云孔教不能定为国教，国教不能定于一尊（此二语极费解——原注）；又云若今日之孔道会、孔教会等诸立名目，广设会场，不免多所冗费，失孔子正经明伦之旨；又云无庸别立会场，更无庸在各学校设牌祭奠，盖学校非说教之地，学生非信教之人，此等举动殊足淆观听而滋误会各等语，奉大总统批示准其备案存查，夫备案存查云者，不过姑备一说而已，非即以其言为尽是也。乃国务院竟越大总统批示范围之外，将原呈咨会内务部通令各省查照办理，各地方官间有自以为迎合意旨，变本加厉，遂有禁开孔教会与学校撤去圣牌之事，而大总统不知也”[61]。孔教会的国教主张与共和政体之不合，在此已有了严重的对立。经过康有为诸人的努力，事情似乎有了一线转机，这可从康有为致曲阜孔教会的信中得知一二：“少霑贤兄先生执事：前得书即发电，旋得总统复电，即将来往电钞呈，并钞电函告山东行政公署，令其知照，即日再得总统第二电，钞白呈览，则内务部已改其禁孔教会之意矣。政府改过不吝，事已转圜，鄙人并钞白来往电，遍函各省都督民政长，令其转饬地方官，保护孔教会、孔道会矣。山东人心，想可安定，望并知会孔教会。再者，正发函间，得书知高省长回文，已有转圜，当必接政府电饬而改易矣。”[62]然而，孔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加严重。

此时的孔教会活动因资料缺载，我们已不能勾勒出一个令人较满意的图像。转眼间，一年一度的孔子诞辰又要来临。在1914年的第二届全国孔教大会上，康有为的代表、堂弟康有田转达康有为的意见，并向全体与会教徒说明了总会迁移曲阜的决定及孔教总会的人事安排：“大教凌夷，人能宏道，惟在诸公以为己任，教为天下之公，不限于一国，故日本、高丽、安南亦多尊圣者，故当以曲阜圣地林庙所在，移为总会，北京虽为京师，然限于一国，故今年议定改以曲阜为全国孔教会总会，以孔君少霑[63]为总理，以北京及上海为孔教会事务所，今将章程奉上。”[64]同时康有田又宣读康有为提出辞去会长一职信，“去年谬承公举，忝任会长，猥以久病之躯，茕茕在疚，百事不办，愧歉不任，虽宏道有心而推行无自，实负重任，有愧初心，敬望诸公妙选名德，以宏大教，谨具函辞职，伏惟采察，仆于大教沦胥，夫岂敢忘，他日如有可致力之处，必谨从诸公之后。”“宣毕，全体绝对不承，公推总理登台报告力留，佥谓照章会长三年一任，今会长就任不及一年，海内外物望攸归，断未有如南海先生者，无论如何决不能承认辞职。总理允代表全体函复力留，始一致鼓掌。闭会后，南海仍函辞于孔总理。”[65]在此届大会上，公布了康有为新修订的《孔教总会章程》，“先生遂据原有简章逐节增易，口授纪君笔述，详密章程，经先生两易稿，核定为今章，都八章二十六条，以期推行妥善，并加状特派纪君由粤、澳、港、汕、香山等处，赴各省宣布会章，扩充教务，以谋大教之普及”[66]。康有为成为孔教会实际主持人，亲自修订了新的章程，又派纪景福到各省宣传，并为第二届大会的召开募集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入圣地曲阜，这体现出了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设想，也反映了时局的紧张。

时局的变化已在向着帝制的方向大步走去，孔教会中人士对此迷乱的时局也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与孔教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前清遗老如劳乃宣、宋育仁、刘廷琛等在1914年5月后为清室复辟大造舆论，致使袁世凯使出打击手段。就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孔教会安徽支会会长马其昶在一片复辟声中向袁世凯写信，指责袁世凯“名不正则言不顺”，再由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潘若海等及徒孙蔡锷都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阵营中，虽然梁启超、蔡锷与康有为反袁的目的不同。但这一切反对活动毕竟不利于袁世凯的帝制大业，终于使袁世凯大怒，下令内务部逮捕了孔教会的两名干事，并勒令孔教会曲阜总会改名。这迫使上海的康有为于1915年3月去“自游西湖”以避风，就在康有为游西湖期间，康有为受到了袁世凯特务的严格监视[67]，而身在北京的陈焕章也“韬光养晦”，闭起门来写《孔教经世法》[68]。孔教会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寒冬，此时的孔教会除了全国孔教大会继续如期举行外，几乎各地的支分会都处于低迷状态，以至于在外人的观察中，几乎看不见孔教会的任何活动[69]。

当然，就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陈焕章在1915年的秋天回到了北京，继续主持孔教会的工作。在本年的第三届全国孔教大会上，康有为再一次向大会提出了辞去总会长的要求：“鄙人以病躬不任，恐致陨越，去岁已腾书力辞，请诸公公举。诸公未行，经托总理孔少霑太史代理。今兹诸公咸集，鄙人既未任会事，敬再申请，请诸公妙选硕望，以任会长，以振会事。”[70]康有为此时提出辞职，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即不要因为其不与袁世凯合作并反对称帝而影响孔教大业。至这年的年底，康有为派弟子潘若海赴南京，劝江苏都督冯国璋保持中立，又电蔡锷举兵攻四川、武汉，弟子徐勤则去广东讨袁，以至于康有为的张夫人则以香港的房产抵押了二万金资助讨袁义军[71]。

袁世凯称帝闹剧过后，随着国会的恢复，孔教会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国教请愿活动。同时孔教会的活动也因时局的变化而呈现兴盛状态，康有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孔教大会，这也是他参加的唯一一次，并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孔教总会的会长[72]。康有为在1916年9月亲自上书总统、总理，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污莱，勿得以他职事假赁侵占。且令议员有司，永不提议”[73]。在另一电中又说，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并一再要求总统以总统的权力对国会施加压力[74]，同时，康有为又分别致电、书于内务部、国会议员，提出同样的要求[75]。在孔教会等尊孔团体的鼓动下，社会上也大起波澜，各种拥护孔教会的组织大量出现，定孔教为国教，以孔教入宪法的呼声成了那时的强大声音，以致在宪法会议中，孔教问题成了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以孔教入宪法定为国教，孔教会及诸尊孔团体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作为总会长的康有为一直有着强烈的政治欲望，种种机缘使民国史上第二场复辟丑剧在1917年由张勋拉开帷幕，康有为满怀希望与信心地参与了。可是丑剧仅仅进行了12天，甚至说，在它尚未开始时就已注定失败了。天予不再，人无帝心。作为文圣人的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辞去会长之职[76]。但是，康有为作为孔教会的精神领袖，其形象在孔教徒心中并没有多大改变。

陈焕章接手孔教会教务之后，我们看不出此时的康有为对陈焕章及孔教会还有什么控制力。在1922年的孔教大会上，孔教会同人受外界之压力继续推举康有为为会长，但康有为回信拒绝了：“六年以前，鄙人承乏，虽欲竭力，无补涓埃。孔教会之创始也，鄙人为之，望孔教会之广大也，不待言也，为此与袁世凯争，至束装而避于日本，又与人多决裂，皆无所补，只有自惭德薄能鲜而已，虽欲再肩大任，然已无效，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敬辞大命。然仆努力于孔教，无论为会长与否，同是心也。”[77]虽然，在康有为人生的最后十年，他依然在为孔教而努力，1921年万国道德会在泰安开成立大会[78]，举康有为为副会长，后为会长，并将万国道德会的总会迁往青岛；1926年在上海开办天游学院。但是，康有为的孔教宣传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为了儒学的宗教化，而是为了其政治变革的需要[79]。因此，晚年的康有为继续着他当年的梦想，为清室复辟而与军阀们打得火热。

二、陈焕章时代的孔教会

在1917年的这个多事之秋，孔教会面临一场重大的人事变动，不仅总会长康有为辞职，总理孔祥霖也在孔子诞辰前的9月27日去世[80]。因此，在本年的曲阜孔教大会上，“廿五日（10月10日），衍圣公及同人先开职员会，公推职员，群谬推焕章为会长，勉强备至，焕章坚辞之，而衍圣公及同人，亦皆让而不居，其焕章在京时所函请担任会长之人，又皆先期辞谢，故议决会长一职，暂不设立。继推定孔君繁朴厚菴为总理，厚老以既不设会长，自不必存总理之名，故仅允称为主任而已”[81]。会长之不能产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孔教会在历经风雨后已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从此，孔教会由北京总会事务所主任陈焕章[82]及曲阜总会事务所主任孔繁朴两人低调主持。

孔教会在国教运动失败及一系列的风雨之后，如何继续发展，不能不是陈焕章等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1917年的孔教大会上，“大会议决之事：第一，国教务须继续争持；第二，国教未经新宪法规定以前，全国文庙，皆当极力保全，有侵犯者，务必全国一致，抵死力争；第三，除遵照现行学校章程外，并实行本会在内务、教育两部立案章程，于小学拜圣读经，万不能受地方官非法之干涉，有妄加干涉者，当与全国共弃之；第四，定祀孔配天之礼，立昊天上帝神位、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而并祀之，凡祠庙公所原奉别神者，皆可加立两神位而崇奉之，其在家庭，亦可与祖先同祀；第五，定大成至圣先师六字为念圣辞，藉以存心养身、集福免祸，念时拱其手，男尚左，女尚右；第六，每年大成节，各支分会当量力捐助祭费，不立定额；第七，除曲阜大会时期外，平日各省会务，皆报告北京总会，以利推行；第八，集股办报，各支分会应尽力募股及销报”[83]。大约在此后不久，随着陈焕章领导能力的加强，孔教总会的重心由曲阜渐渐移回了北京。孔教会的诸项行进计划也以大会议决而次第展开。

于是，中断了数年的孔教报刊宣传就首先启动了。1917年12月1日，陈焕章接管《北京时报》，至22日，改名为《经世报》[84]。1918年8月，陈焕章由中央学术团体的代表身份成为新国会的参议院议员[85]，大约在此前后，陈焕章等人又发起筹建“孔圣堂”，并得以立案[86]，孔教会由此得到了北京政府指拨的一块地基。“总会堂之地基，由北京政府拨给，坐落在北京甘石桥大街路东灵境西口，交通便利，中外具瞻，实为京师内城最繁盛之地，面积约十四亩，价值十余万元，此孔教会发达之始基也。”[87]1919年春，孔教会在“该地东偏建立事务所一座，一连三进，共房二十三间。……己未秋丁落成，所有孔教总会事务所、国教维持会、经世报社，皆已由衍圣公府迁设于其中”[88]。至此，陈焕章与孔教会来京七年，寄人篱下的日子终于结束，陈焕章传教创业的成就感油然而生[89]。在随后的数年间，陈焕章及孔教会建设孔教总会堂，开办孔教大学。孔教运动又一度颇有起色，各地的支分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在康有为之后大约新出现了一百多个支会，使孔教会支会的数量前后总计近三百个[90]。而且，在陈焕章的领导下，各地孔教支会做着推广教务的基础工作，即广泛地开办孔教学校，提倡读经讲经，这一切使得孔教会的活动又有点生气勃勃的样子。

为筹建孔教总会堂，陈焕章发起了一系列的募捐活动，登广告，发文章，派出人员去美洲宣传孔教拉赞助等。为了加强孔教会的组织能力，1920年7月10日，在孔教会的发祥地且交通便利的上海“复设一总会事务所，以为南北之枢，会所在爱文义路门牌八十四号，即吴兴刘君承幹字翰怡之公馆也”，住所干事两人，一即刘承幹，一为原《孔教会杂志》编辑、现在为《亚洲学术杂志》编辑的孙德谦[91]。原来的上海孔教总会事务所大约随康有为会长的辞职而自动消失了。同时，孔教会为总会堂建设费用在上海发起了声势颇大的募捐活动，“孔教会在沪募捐得全沪各界人士之赞助，设立会堂建筑筹办处于江苏交涉使公署，推杨交涉使小川为主任，旧历十月十八日（11月27日）经在署中开筹办处成立会矣”[92]。在此次活动的176人的发起人名单中，我们可见到许多比较熟悉的名字，如杨晟、王赓廷、徐绍桢、王揖唐、关炯、朱佩珍、李国杰、郑观应、盛伯颐、盛升颐、唐文治、姚文楠、钱新之、徐寄庼、许葆初、狄葆贤、刘仁航、姚明煇等。孔教会在沪的募捐收捐等事宜，则托茶商番禺陈兆焘经理[93]。

广州为南部的大都会，与外洋相接，不特得风气之先，又是华侨观听所系，全省尊孔的热情高涨，而南方革命政府的形成又以广州为中心，自南北对峙以来广州的地位益加重要。所以，陈焕章“于庚申（1920）年回粤，联合全省绅商学各界，将原有之孔教会广州支会改组，特设一总会事务所于广府学宫明伦堂，在二月望日（3月16日）开成立会。”聘番禺谢祖贤主讲，每来复日必开讲会，干事则有新会林福成[94]。

南京则是六朝古都，地处长江下游，又曾是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孔教会为此也加强了总会对南京一带的管理，“北京总会以南京地方重要，特于庚申六月公推上海姚君明煇字孟壎为南京主讲兼充孔教总会驻宁干事，以便与支会诸君共策进行”[95]。

孔教会在陈焕章的领导下又有新的起色，与陈焕章新制定的孔教运动发展计划有关。他在《行教方针》中明确地提出，要实行孔教会“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的宗旨，孔教运动的发展，“首在得人，此征求会员所以最要也。”为了能够得人，陈焕章提出了具体的进行方法，其一，“以年龄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少年也”，现在孔教的衰落是因为中年以上人信教不笃、传教不勇所致，要振兴孔教就“不得不青眼高歌以望诸少年”，“苟能善诱少年，相与扶翼孔教，则得人者兴，孔教之隆计日可待耳。是故学校拜圣读经之事，实为孔教之生死问题，吾孔教中人万不能不出死力以争之者也”。其二，“以职业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农工商兵者也。”指出“吾儒之弊，弊在自隘其途于士人”，士人只知博取功名，“视孔教为敲门砖耳，既开则弃之”，这类士人对孔教的兴衰漠不相关。而农工商兵“质直好义”，不曾反对攻击孔教，因此“务使农之田家，工之工厂，商之商店，兵之兵营，随所在皆成一现成之孔教堂，祀孔配天，念圣念经以崇奉孔教，庶几家弦户诵，经正民兴，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其三，“以男女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妇女也。”占人口半边天的“妇女之宗教思想本远强于男子，其地位亦较宜于宗教，且有妇权以牵制其夫，母权以模范其子，实非男子所能及”，因此吸引妇女入教是孔教根本之所寄。其四，“以地方言之，当特别加意于乡村也”。“今中国社会败坏已极，都市为欧风所鼓荡，非驴非马，不中不西，诚难以旦夕之功挽救之。惟乡村尚有古朴之意，此中国元气所在也”[96]，“五四”之后，社会运动的走向趋于发动社会下层，陈焕章的行教方针也受到了时代趋向的影响。

孔教会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开办孔教大学，并成为北方私立大学联合会的龙头[97]。在1926年曾得到北京教育部的试办批准，其后又一度合并过郁文大学，迎来了其最后辉煌。随着南方势力的北扩，陈焕章于1929年自海外载誉归来后，已发现自己不能得到新政权的青睐，于是他在此年底或次年初即南下香港，并在香港创办孔教学院。1930年孔教会在曲阜召开了自1913年以来的第十八届全国孔教大会，孔教总会曲阜事务所主任孔繁朴在会后不久去世[98]。其后，孔教大会遂成绝响。孔教运动在新的国家统一大势下，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寒冬。

三、20世纪30年代的孔教会及其终结

自南方革命军政势力兴起之后，国共合作之下的革命军北伐取得了连续的胜利，一个即将统一的政府隐隐出现。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来临的是从政令、军令到教令的统一，即是说，国家由军政统一而来的是意识形态的统一。这也预示着孔教会活动空间的日益狭小，并最终导致了孔教会的终结。

国民政府的政令、教令统一对孔教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废止传统祀孔及孔子纪念新式样的开始。虽然自民国初创时代，政府就已明确地废除了传统的春秋祀孔礼及跪拜礼，可是孔教会诸人却一直呼吁施行春秋祀孔及跪拜礼，并在祭祀孔子的时候一直实行跪拜礼。北洋政府在袁世凯称帝前后曾一度恢复了春秋祭孔礼典及跪拜礼，随着帝制的失败，春秋祀孔或因战乱而有中止过，跪拜礼这一倒退行为也随即更正。到1919年，“八月，内务部通令各县，自本年秋丁祭祀孔仍用跪拜礼。盖自民国以来，祀孔即改行鞠躬礼，至本年春祀，尚沿用如故”[99]。这种情况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学院于1928年2月18日发布第一六九号训令，通令各大学、各省市教育厅、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100]。虽然此一训令也曾受到孔教会同人及一些守旧人物、组织的抵制与抗议[101]，可政府的强力却是难以动摇的。春秋丁祭不再举行，孔子毕竟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因此，政府总得有纪念孔子的新形式或举动。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孔子诞辰日为阳历8月27日，全国学校应各停课二小时，讲演孔子事迹，以作纪念[102]。孔子诞辰本来是夏历八月二十七[103]，这种阴阳不分的规定立刻招致了许多尊孔人士的反对，致使处于民间的尊孔活动继续使用夏历祀孔。但是，民间毕竟抗拒不过官方，所以民间的祭孔就处于十分晦暗的状态[104]，而见于报章记载的还是官方的活动和话语。因此，教育部在1929年6月22日，针对守旧势力的反扑，只好废止孔子纪念办法[105]。随后数年，社会上连如何纪念孔子也不存在了。可古老的孔子也不能任其被遗忘，新的纪念孔子式样也终于在争论中形成。至1934年6月，国民党政府又一次明令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是为国定纪念日，此次明令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三次常委蒋中正、戴传贤、汪兆铭、叶楚伧四委员提议的[106]。国民政府再一次坚持了20年代后期将孔子诞辰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改为公历8月27日的老办法。因此，从1934年开始，8月27日的孔子诞辰纪念遂成为纪念孔子的新形式。

第二，孔庙庙产归属问题的终止。在传统社会，孔庙遍布于省州府县各地，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各地的孔庙据有大量的庙产[107]。辛亥巨变，致使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随后的社会动荡，却使各地的孔庙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孔教组织纷纷在其会章中规定孔庙就是孔教组织的财产与活动场地。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教育部也要求各地教育机构将各地的孔庙庙产补助当地的教育经费，教育部的措施随即招来孔教会的反对[108]。由教育部令引发的各地孔教会人士对孔庙财产的争夺的记载，更是广见于《孔教会杂志》各期之中。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来临，各地孔教会与政府对孔庙财产的争夺战也告终结。挟带着军事上与政令上的胜利，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内政部、财政部公布《孔庙财产保管办法》，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孔庙财产均应拨充地方办理教育文化事业之经费，不得移作他用。”关于孔庙财产的保管则规定：“甲、省有者由大学区或教育厅保管之；乙、旧府厅州所有者，由大学区或教育厅保管之，但其财产应办理旧府州范围内之教育文化事业；丙、县有者由各县教育局保管之，其未设教育局者；由县政府职掌教育行政者保管之。”又规定孔庙房屋应由各该保管孔庙之教育行政机关以时修缮，原有的大成殿，仍应供奉孔子遗像，在孔子诞辰时开会纪念；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其第六条特别规定“地方绅士不得藉故占用孔庙财产，其原设有礼乐局等机关者，应视其有无价值，分别存废。其存者应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管辖之，所有经费并应按照预算实报实销”[109]。地方绅士显然包含孔教人员而言。这里的孔庙显然没有包括曲阜孔庙，其实早在1928年底，南京政府就有人及机构提议取消衍圣公封爵并没收曲阜孔庙的祀田，这一动议虽然最后在孔府、孔教会及政府中同情者的反对下于1929年底不了了之，可是，政府在此所表现出的对孔庙财产的控制力量却是强劲的[110]。至1930年6月1日，南京政府下令修缮曲阜孔庙大成殿，并定名为孔子纪念堂[111]。连曲阜本庙都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此后，孔教会的活动就陷入了低谷，孔教会人士再也不能为保卫庙产而有所作为。

第三，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加强。民国成立后，教育大业就提到了事关民族振兴的重要地位，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临时教育部也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要求各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小学废止读经、小学男女同校等[112]。蔡元培随即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对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修改为符合共和民国精神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教育宗旨。为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各种新式学校纷纷成立，从大的趋势上推倒了传统的教育体制。但是，教育之除旧布新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可完成的，种种私塾依然苟延，不仅如此，各地私学也是蜂拥而起。孔教会为弘扬孔教，总会于北京创设孔教大学，各地支会则创办了众多的孔教学校。这些孔教会下的学校虽也尽力迎合着新教育的趋向，可尊孔读经是它们不变的宗旨。在孔教会及尊孔人士的呼吁下，以至于在北洋政府时代的教育规定有数次要求学生读经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孔教总会继续旧调重弹，于1928年11月5日上呈国民政府，要求“令饬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113]。1928年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函复国民政府，不同意孔教总会提请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的意见。复函云：“我国学校，修身之本，仍宗儒经，虽无习经之名，尚有习经之实。……该会果诚心卫道，则宜尽心研习，将其不背党义与时代精神之资料，用语体文演为浅说，传播全国，以教全国民众，不必令在校学生一律肄习也。”[114]现代教育培养的是现代国家公民而不是教徒，因此，学校不仅不能读经，就是一些宗教团体设立的学校也必须纳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中。1929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布告《取缔宗教团体私立各学校办法》4条。《办法》规定：凡以宗教团体名义，捐资设立学制系统内之各级学校者，应遵照私立学校规程办理。凡宗教团体为欲传播其所信仰之宗教，而设立机关，招致生徒者，概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115]。1930年7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明定各地私立学校立案期限。立案期限：首都于本年第一学期开学前一日为止，各地至迟于1931年同日为止。“逾期不立案者，应由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酌量情形，饬令停止招生或勒令停闭。”[116]1930年7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查禁教会学校图书馆陈列之宗教书报及画片。并规定：“所有宣传宗教之图画，应予一律禁止或悬挂；其关于宗教之书籍报章及杂志等，除在大学及高级中学限于与选修科目有关及堪备哲理上参考者，得酌量陈列外，其余并应一律禁止。”[117]193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严令取缔各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宣传教义[118]。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这几道命令，虽然说不一定专对孔教会及孔教学校而言的，却也是孔教学校所不能逃脱的约束。此后，孔教会的学校合法化就成问题，孔教会开办的学校遂鲜有其踪迹。

第四，对各地社团组织的控制。在民国初年，孔教会的立案归属于内务部和教育部。至南京政府时代，孔教会及其各地支会的立案，地方政府由省党部或省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政府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此会后改为民众训练部）负责，并由内务部和教育部监督[119]。孔教会就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下民众运动中的一员，其宗教的色彩大为消退。

可以说，国民政府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将尊孔的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排除政府内部有一股反对孔教的势力，政府之尊孔与孔教会的尊孔有着主义与宗教的差异，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孔教会的活动空间。因此，至1935年11月，据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的观察，孔教会在北伐后无疑早已烟消云散：“在民国十七年以前各地设有支会，共有会员约三千余人，持有相当力量，惟当时之孔教总会设在北平，曲阜则为支会。自本党北伐成功后，该会已无形解体，总会既经消散，各地更无支分会之组织。”[120]这种说法虽然相当武断，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孔教会在当时生存状态的严重危机。

北伐之后，孔教会的活动就已大为减少，从现有的资料看，从1927年至1930年，孔教会在曲阜依然继续召开了四届全国孔教大会，但是，其中1927年、1928年的孔教大会情况，我们却因文献有缺而不知其情，1929、1930两年的孔教大会，我们也只能从县志中得知一点微弱的信息。即最后两届的孔教大会确实召开了，孔教总会的北京事务所主任陈焕章（未参加1930年孔教大会）和曲阜事务所主任孔繁朴都参加了，至于大会的其他情况则只有付之阙如[121]。此后，再也不见大会情况的有关记载，恐怕孔教大会至此而终止。而且孔教总会北平事务所因陈焕章的南下、曲阜事务所则因孔繁朴的去世，似乎都已经处于蛰伏或停止状态。至于上海、广州及南京三处总会事务所，则恐怕在战争中早已销声匿迹。其他各地支会也恐怕正如山东省的复函一样，多已自行消失于社会的激荡之中。当然，各地呼吁尊孔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可问题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尊孔。

因此，进入30年代后，虽然国民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尊孔活动，1934年8月27日举行了全国性的孔子诞辰纪念，且政府各部院纷纷特派专员至曲阜祭孔，各中央要员如汪精卫、戴传贤先后在中央党部举行的纪念会上发表讲演[122]，后成为定制。1935年7月，国民政府将衍圣公的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到南京受职，随后赴上海，受到上海孔教青年会的欢迎[123]。各地残存的孔教会又有了一丝希望，然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义宗教”已与孔教有着巨大的鸿沟，以至于在国民政府的尊孔活动中几乎看不见孔教会的影子，就是所能看到的孔教会零零散散的活动身影，那也是已经十分稀疏且零落了。1935年，在南京政府第二年举行大规模的孔子纪念活动中，各官员在曲阜纪念孔子之后，孔教会还依据古礼举行家祭[124]。1936年底，孔德成结婚时尚收到北平孔教总会的贺礼冷金联一副[125]，表明北平孔教总会并没有关门。各地支会的情况几乎没有文献记载可寻踪，而新出现的几个孔教会的支会似乎也与当地原有的支会没有直接的人际关系，如1931年8月河南省有曹锡侯、李锡三等组织河南省孔教支会[126]，1936年7月南京有王铎、范伯鸣等发起南京分会[127]。但是，伴随政府尊孔新潮而重新活跃的孔教会，其保守倾向却依然如故。虽然在1928大学院令已经废止春秋祭孔，而丁祭活动却是孔教人士心中的不能抹去的盛典。1935年8月29日，即旧历八月初一丁丑，是传统祭孔大典的日子，杭州孔教会在孔庙大成殿举行盛大秋祭祀孔[128]：孔德成因在8月27日陪同韩复榘谒陵，而没有参加由孔教会举行的家祭，也定于29日举行大祭礼[129]。这种举动无疑是对抗着南京政府的命令。

就在形势复杂严峻的30年代，在日本势力控制的东北地区，种种的尊孔活动也上演着荒诞剧目，并成立了由日本人控制的孔学会。曲阜孔教总会更是希望借助国家尊孔的有利时机，重铸往日的辉煌，于是，沉寂数年没有活动的孔教总会在会长孔繁裕的领导下，便于1935年10月、12月两次上呈国民政府申请立案[130]。面对孔教总会的呼吁，政府也有尊孔的某些倾向，但是，现有政府的立国精神与孔教主张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为慎重其事，中央民众训练部遂委托山东省党部调查曲阜孔教总会的情况，山东省党部于1936年11月24日复函民众训练部，详述孔教总会的情况：第一，该会的组织方面，民初组织的孔教会自北伐之后，已经无形解体，现在的孔教总会虽欲恢复过去之盛况，但在社会上已失去号召力。曲阜总会会员数百人，各地毫无组织可言。总会长孔繁裕年老家居，对会务甚少主持。第二，该会的性质，孔教总会会章规定教务部设讲习、宣扬、编纂三组，考其实际，则毫无工作可言，既无讲习会之举行，亦无编纂的刊物；孔教会以儒术为宗教，推演所及，难免流入盲目的宗教信仰。第三，地方对该会的舆论方面，地方人士对该会的批评均少赞许，多谓发起人等多非知名之士，当地士绅因不明该会组织真相，少有加入；据县长谈，县政府几不知有此团体，更少见其活动；至圣奉祀官府方面，对该会没有批评，不愿参加合作[131]。孔教总会虽缺少人望，组织不健全，但孔教会毕竟是适应当下政府尊孔大势而重新出现于社会的。因此，中央民众训练部也就加强了对孔教总会的控制：“迩来强寇压境，伪匪刁横，每有利用吾民众尊孔之心理，多方勾引孔氏后裔及研究孔学之士，以遂其亡我家国之阴谋。本部邀集内政、教育两部代表会商时，咸以为严夷夏之防，并郑重其组织，决定该会由本部直接指导，内政教育两部直接监督。”[132]至1936年2月1日，中央民众训练部再一次与内政、教育两部就孔教总会立案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关于改组孔教总会的决议性纪录七条，其中，第一，孔教总会应改名为孔学总会或孔道总会，因为孔子与一般宗教根本不同，以孔子学说比拟于佛耶各教之经典，以教主地位尊奉孔子，实属不伦；第二，该会会员应限于中华民国之公民，“防杜非本国籍者之参加，致肇反客为主，大权旁落之祸；该会会章第四条关于会员资格有无分国籍之规定，际此敌人利用尊孔心理，多方勾引孔裔，以遂其阴谋之时期，自应特严夷夏之防，以杜乱萌，故有所纠正”；第三，重申民众训练部等三部对孔教总会的指导、监督；第四，该会组织分总会及县市分会两级；第五，孔教总会的工作应注重孔子学说的研究，将教务部改为研究部[133]。这一强力改组孔教总会的纪录，自然引起了部分势力的反对，而中央民众训练部却基本没有放松口气[134]。1936年11月8日，孔教总会再次上呈中央民众训练部，以“道势在我”的心态要求越过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直接申请在中央立案，也不理会建议其改名孔学会的事项[135]。中央民众训练部在同年12月23日的批答中坚持己见：“该会名称，应改为‘孔学’，仰以地方文化团体之组织，向山东省党部呈请备案可也。”[136]至1937年，孔教总会会长孔繁裕病逝，孔教总会于8月24日开会，响应中央民众训练部改名的要求，决定改名为中国孔学总会，同时选出孔昭曾为会长、颜振鸿任副会长[137]。至此，孔教会在中国大陆，除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外，就从名义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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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教会作为辞典中的条目，可以《辞海》为代表（其他一些哲学类辞典、儒学类辞典、历史类辞典、社团类辞典等，大致没有超出《辞海》范围），其介绍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尊孔社团。1912年10月在上海成立。次年2月发行《孔教会杂志》，9月总会从上海迁至北京，并在曲阜、上海、广州先后分设总会事务所。主要人物有陈焕章等，总会会长为康有为。五四运动后日趋瓦解。1937年9月曲阜孔教总会按国民党的命令，改名‘孔学总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缩印本，第1120页）在各种近现代人的论著中，如儒学通史、中国通史、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康有为研究或传记、及各种思想文化方面的论著中，虽然对孔教会的研究介绍各有千秋，然从整体上也没有超出《辞海》的框架。至于近年来的相关论文情况，大致亦不越此范围，文繁不赘。

[2] 目前所见较早研究孔教会的专题论文是夏良才等的《评孔教会》，见《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此文初稿名《孔教会》，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74。此文因配合当时“批林批孔”运动而出现，时代特色鲜明，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或忽视。然此文却是研究孔教会的第一篇论文，相比于后来的许多相关论著，此文在孔教会的史实梳理上却有后来者不及的地方。又，近数年有数篇硕博论文对孔教会及孔教运动有所研究，这些未刊论文无疑代表了最前沿的研究状态，然亦多有可商榷之处。

[3] 参阅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见康有为著，罗岗、陈春艳编：《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253页。后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如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0－99页，等等。

[4] 《我史》，第31页。关于圣学会的组织、宗旨等情况见康有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190页。

[5] 《我史》，第41页。此折即《请商定教案法律厘定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7－292页。此折在康有为自己的叙述中作《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念而废淫祀折》，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79－284页。依据当前的文献，此两折都是同一天上奏的，后者却在孔教会的组织上多有不同于前折的论述，同一天，康有为不会上奏两份大同小异的奏折，后者显然有康有为虚构的成分，而学人对此两折的异同却鲜有考析。看来，康有为的自述历史的确构成了以后的戊戌变法历史的主要叙述模式。

[6] 康有为：《曲阜大成节举行典礼序》，《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7] 康有为：《域多利义学记》，《康有为政论集》，第401页。

[8] 参见颜清湟：《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孔教复兴运动》，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此文又见中外关系史协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钟小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孔教复兴运动的缘起和性质》，《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孔志远：《印度尼西亚华人孔教的兴衰》，孔教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编：《孔子思想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9] 康有为：《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62－463页。

[10] 《孔教会纪事·澳门支会》，《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说：“康有为曾梦想在西方开办儒学学校。这方面的工作则由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完成了，他在纽约创建了‘孔教会’。该会成立后，颇为兴旺，后来迁往上海，再后又迁到北京。”（尹庆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5页）史景迁此说误将陈焕章在纽约创立的昌教会混同为后来的孔教会。陈焕章在纽约创立的昌教会，于1912年孔教会成立后，改为孔教会纽约支会。

[1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9－370页。

[12] 在当代的一些论著中，陈焕章往往与陈汉章相混。如《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守旧的陈焕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此处的陈焕章当是陈汉章之误。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陈焕章的《中国民族发达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76页），误，陈焕章应作“陶焕卿”；至于书名，钱氏自谓有误，当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见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13] 《通信·康南海先生来电》，《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此电又收入《康有为政论集》，作《致北京孔教会电》，见第921页。

[14] 康有为所拟定的《孔教会章程》，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书局，1978年，下册，第476－481页。纪景福：《曲阜孔教总会正式大会述要》：“壬子之夏，先生居日本，忧大教之陵夷也，手撰章程寄沪，劝开孔教会。”《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15]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误将孔教会成立时间后延一年，作1913年9月27日（第544页），所以后面的一些史实亦均致误，兹不一一指正。董强《康有为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也以为1913年9月27日孔教会成立（第287页），同样是错误的。干春松《康有为和孔教会：民国初年儒家复兴努力及其挫折》（《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谓孔教会在11月成立，误。

[16] 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引文括号内的字在原文中是小号字，下类似引文同。

[17] 《我史》：光绪十四年（1888），“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第14－15页）。随后康有为有《广艺舟双楫》之作。

[18] 《讲坛·孔教会追悼姚菊坡先生演说词》（姚文栋），《宗圣学报》总第十七号（第二卷第五号）。

[19]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20]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陈焕章在《孔宅诗序》中讲得更明白：“焕章创立孔教会，以壬子大成节开成立大会于上海之山东会馆。夫吾人之所以不会于他地，而会于山东会馆者，以虽未能亲至阙里，犹可以寄向往之诚也。”《宗圣学报》总第十六号。

[21] 《申报》1912年10月7日，第七版之《尊崇孔祀之审慎》谓：国民公会因文庙驻兵，是日不能祭祀。

[22] 黄岭峻：《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谓：“1912年11月12日，……陈焕章会同麦孟华、王人文等在上海海宁路正式挂出‘孔教会’的招牌。”（第31页）此语恐无据。

[23]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24] 张振勋，往往被误作张勋，如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734页；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3页；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64页；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吕明灼、王钧林等《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209页等。大约此误的源头出自汤志钧。

[25] 陈三立作为孔教会的发起人，名字不见于《孔教会杂志》，亦不见其在孔教会中的活动，但在陈焕章《孔教论》所附的《孔教会开办简章》后的名单中则列入，且仅此一见。事颇有可怪。

[26] 《公牍·孔教会公呈》，《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此公呈后有原注说：“公呈系上达政府之文，故发起人中二三遗老不列姓名”，遗老即指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

[27] 《鲁迅日记》1912年12月4日记载：“午后收陈焕章著《孔教论》一本，上海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25页。鲁迅当时仅是社会教育司的佥事兼第一科科长而已，孔教会诸人就如此下力地结交，看来，教育、内务两部人员多有陈焕章赠送的《孔教论》。

[28] 《公牍·教育部批》、《内务部批》，《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此两批文后来多次在孔教会的刊物上公布。又，《政府公报》第650号《内务部临时政府期内教会立案一览表》谓内务部批准立案时间为1912年12月21日。二说不同，则不知原因何在。

[2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孔教会杂志》，于民国二年二月发刊于北京，由陈焕章编辑。”出版地为北京，显然有误。又，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544页，谓《孔教会杂志》共出12期，显然是未见《孔教会杂志》的第二卷第一号。

[30] 《讲坛·孔教会追悼姚菊坡先生演说词》（姚文栋），《宗圣学报》总第十七号（第二卷第五号）。

[31] 《公牍·孔教会开办简章》，《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32] 《本会纪事·北京支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33] 《庸言》杂志第一卷第十四号，附载《孔教公会章程》。孔教公会之本意即组织为孔教会北京支会，因此，其发起人员一直与孔教总会有书信联系，《庸言》发表的《孔教公会序》既康有为的《孔教会序二》。惟在立案时，继续沿用孔教会的名义，致使内务部提出了质疑。姚君碻的信中说：“乃具呈教育、内务两部，其章程核与尊处所拟虽有出入，而大致亦略相同，教育部以宗旨正大，应准立案；不意内务部故意挑剔，谓不应与尊处名称相混，若命名同，则章程不得丝毫出入，同人等以此间情形，与沪上不尽相同，章程何能划一？”（《本会纪事·北京支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又，严复作为孔教公会的发起人，往往被误以为是孔教会的发起人。

[34]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35]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36] 有关孔教问题在当时国会及社会上的种种意见，容他文另述。

[37] 《王锡蕃、刘宗国致孔令贻信》、《孔道会致孔令贻信》、《王锡蕃致孔令贻信》，见曲阜师范学院辑：《孔府档案》卷8031，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手抄本。

[38] 《通信·陈重远先生来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39] 《孔教会纪事·北京总会》，《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引文括号内的日期是笔者所加，下类似引文同。

[40] 《孔教会纪事·北京总会》，《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41] 《孔教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

[42]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

[43] 《本会纪事·北京支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44]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我史》，第249页。

[45] 此日期原作“本月二十六日”，按《孔教会杂志》的书写习惯，自应是旧历，则此日之公历应是11月23日。

[46]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

[47] 《通信·康南海先生来电》，《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此电又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21页，作《致北京孔教会电》。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第303页：1913年“康被山东孔教会推为总会长。”“1913年9月在曲阜举行全国孔教大会，一致举康有为做会长。地方官僚军阀亦响应明定孔教为国教，于各地设立孔教分会。但是这一切犹如昙花一现，随即消逝。”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一、康有为未被山东孔教会推为总会长；二、康有为不是在孔教大会上被推为会长的，三、“昙花一现随即消逝”的评价与史实不符。

[48] 袁世凯三次电文，请参阅《康有为政论集》第923、924、925页。

[49] 参见张华腾：《辛亥以后的袁世凯与康有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亦可参阅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537页。

[50] 康有为电天津《庸言报》先派徐勤、龙泽厚代办孔教会事，徐勤有事南下，又派罗掞东代替徐勤。见《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康有为对总会接连派代表，可能引起了弟子陈焕章的不满，所以，陈焕章不久就南下并脱离孔教会一年半左右。

[51] 《北京电》，《申报》1913年12月7日，第二版。

[52]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

[53]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安作璋、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通史》，魏建等著之近现代卷，中华书局，2004，第218页：“1912年11月，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山东曲阜遂即成立孔教会支会。”此语有误两处，一、孔教会成立不在11月；二、曲阜支会成立于1913年年底。

[5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之《孔教会会务机构一览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页），及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之《孔教会会务机构一览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92页），均以张勋为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之名誉会长，显然是错误的。其他一些论著也多以张勋为孔教会的名誉会长，也是有问题的，兹不悉举。又，此两《一览表》大致一样，且后者有抄袭前者的嫌疑，都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错误，如：以上海总会事务所成立时间为1912年10月7日，当为11月23日；北京总会事务所成立时间为1913年9月27日，当为7月18日；曲阜总会事务所成立时间为1913年12月11日，当为12月12日；总理孔祥霖任职期为1913至1916年，当为1914至1917年；孔繁朴曲阜总会事务所主任任职期为1916至1930年，当为1917年9月至1930年；广州总会事务所成立时间为1920年4月3日，当为1920年3月16日。此两表还有其他一些错误，无须一一指陈。对此，本文相关论述已经予以证明，行文中即不再说明。

[55] 参见郑则民《陈焕章》，见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卷，第395页。

[56] 《述要·曲阜孔教总会正式大会述要》（纪景福），《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57] 《报告·正式大会报告概略》（孔祥霖），《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58] 康有为致大总统电云：“大总统鉴，得阳电，感深明察，何以报公，昔承电告，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复国动魄惊心，许以大力赞仆明教，以培国本，仆方居庐，愧一未奉行，深负明公敬教盛意，顷闻内务部禁孔教会并撤各学圣牌，果行则败五千年政俗，失四万万人心，自公为之未能媚外人先以酿内怒（拟当作患——原注），夫禁教事大，专制所不敢为，况共和议院所无权，何况曹部，且与公前电矛盾至极。国民惶惑，从违罔措，窃度必非公意，乞饬内务部勿发此令，已发收回，庶为公不失民心，窃用为报望公翼教，仆病杜门，日咏德化，有为。”引自《纪载·孔教根本问题之要闻》，《宗圣汇志》第一卷第七号。又见《康有为与袁世凯往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8－59页。

[59] 袁世凯复康有为电为：“香港康长素先生电悉：孔教会经部立案，断无禁理，各学圣牌，尤无撤理，大教陵替，只存几希，愧未昌明，何忍摧陷，传闻失实，殆非其真，已饬部查究，先此纾念，袁世凯号电。”引自《纪载·孔教根本问题之要闻》，《宗圣汇志》第一卷第七号。按：“号”指20，则此电发于1914年4月20日。又见《康有为与袁世凯往来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卷，第59页。

[60] 《内务部为保护孔教会事复大总统府秘书厅函》，《政府公报》第708号，1914年4月27日。

[61] 《纪载·孔教根本问题之要闻》（录中国报），《宗圣汇志》第一卷第七号。

[62] 《致曲阜孔教会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610页。

[63]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集刊》第12期）谓：“元年，孔教会‘遍数百县’，以孔祥霖为总理。”这显然是错误的。陆氏致误的缘由在于征引的康有为《清故二品衔河南提学使孔君墓志铭》：“壬子吾与君哀孔教之微，同任孔教会，公为总理，会遍数百县，公之力，吾多主持。”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511页。康有为在此的追述也是错误的。孔祥霖为孔教会的总理是发生在1914年的事情，不是民国元年。民国元年的孔教会支会尚不多见，没有数百，尽多有十数个。康有为与孔教会往往有自我夸张的大言，这是不可信赖的。陆氏一文承马洪林教授提供复印件，谨表谢意。至于孔祥霖为总理，康有为为会长，在孔教会自己的追述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1935年12月13日，孔教总会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备案呈请中说：“本总会设于曲阜，自民国初年成立，曾公推孔祥霖、康有为二人为正副会长。”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65页。

[64] 《函启·公推临时主席康有田君》，《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65] 《函启·公推临时主席康有田君》，《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66] 《报告·正式大会报告概略》（孔祥霖），《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67] 舒芜等编：《康有为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68] 参见夏良才等：《孔教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第7－8页；郑则民：《陈焕章》，《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395页。

[69] F．C．M．Wei：The Present Status of Confucianism，Editor-in chief：Frank Rawlison：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Christion Literature Society，Shanghai，1924，p71。

[70] 康有为：《辞孔教总会长书》，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644页。蒋贵麟编排此封书信时加了“民国七年”这一错误的时间，但是，原信后有康有为的书写时间“孔子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此一时间排印有误或手民之误，当作“二千四百六十六年”，表明此信作于1915年。因蒋氏之误，导致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549页所叙亦误。蒋贵麟、马洪林先生谓此书作于1918年之误，本不待辨明矣，惟其说影响较大，特辨如下：康有为在1917年复辟失败后，名声大受影响，就已成功地辞去了孔教会总会长，因此在1917年的孔教大会上，与会孔教徒们曾经推举陈焕章为总会长。由此看，在1917年孔教中人也不再以康有为为会长，是十分明显的。再者，孔祥霖在1917年9月27日去世，是年的孔诞则在10月份，显然，孔祥霖是等不到参加本年的孔教大会了。这与康有为信中所谓“诸公未行，经托总理孔少霑太史代理”事显然矛盾。若以此信为1915年事，则可与康有为1914年辞职事正相呼应，并与1918年的情况不冲突。因马洪林之误，又导致吕明灼、王钧林等《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拙文《〈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引文及史实订补》（《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等等，均误。再，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一文也径引蒋贵麟所编此信，未加考辨而以为是1917年复辟后事，也是错误的，但他却正确指出了康有为是在1917年辞孔教会总会长职的。其他众多的论著涉及到康有为此信之辞孔教会总会长职，均误作复辟后之事，兹不悉举。又，康有为此书信承马洪林教授提供复印件，谨表感谢。

[71] 《我史》，第170页。

[72] “丙辰八月廿七日，先圣生日，吾谬被推会长，谒祭阙里。”见康有为：《清故二品衔河南提学使孔君墓志铭》，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511页。康有为出任或辞孔教会会长一事，情况颇为复杂，本文已有大致的勾勒，更详细的研究，可参拙文：《康有为孔教会会长任职考》，《孔子研究》2007年第4期。

[73] 康有为：《致北京书》，《康有为政论集》，第957页。

[74] 康有为：《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8页。

[75] 康有为：《致内务部电》、《致国会议员书》，《康有为政论集》，第959、960－962页。

[76] 凡是涉及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后辞孔教会长职一事，自蒋贵麟、马洪林之后，均定于1918年。由于他们对依据的史料作了误读，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其实，康有为辞职事在复辟失败后就发生了。故在1917年的曲阜全国孔教大会上，孔教徒们推举陈焕章作会长。此事还可从1922年的《孔教大会复刘雪亚省长书》中得到印证：“南海德高望重，癸丑年曾经北京总会公举为总会长，丁巳年，南海辞职。”见《经世报》第一卷第九号。只是康有为具体何时辞职的，则待考。此前已有人正确指出康有为辞职是在1917年，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第30页。对此结论，学人往往以其时代特色而忽视之。其后，韩华依此为据也谓是1917年，见《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78页，却未加论证。

[77] 《康南海请辞会长书》，《经世报》第一卷第九号。

[78] 万国道德会是历城人江钟秀（字寿峰）于1918年偕子江希张在山东济南成立万国道德会筹备处，经张临安、周文聘等赴北京京师警察厅核准成立，呈请中央政府备案。1921年9月28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在山东泰安召开成立大会，公推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美国李佳白博士为副会长。孔氏家族以孔德成年幼推辞，复举康有为任会长。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182页。又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云：1923年，“五月，过济南，……旋赴青岛，游崂山，并在青、济两地成立孔教会，以后改为万国道德会”。见《我史》，第221页。康同璧在此所谓成立孔教会一事，恐于史无据，亦与康有为早已脱离孔教会相矛盾。

[79] 刘海粟《忆康有为先生》载康有为语：“遍览经籍，中国向无宗教，佛教来自印度，耶教来自欧洲，伊斯兰教来自麦加，均非吾土所出。儒教乃教化方式，并非宗教，所言者为政治及处世律己之理想，无佛耶等教参拜仪式。道教浅薄，愚弄愚夫愚妇，与老庄无涉，李渊父子标榜，亦借此维系人心，而收效甚微。余囊昔大声疾呼，君主立宪，旨在宪政，君主不过维系人心之一大教主，供人顶礼而已。若宪政雷厉风行，清末国事虽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然未尝不可为也。”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如此，康有为似乎不以孔子学说为宗教，他之所以以孔子为教主，从一开始就有政治动机。

[80] 《纽约孔教会追悼孔少沾先生》，《经世报》1918年7月31日，第三版。

[81] 《丁巳大成节第五届曲阜大会报告书》，《北京时报》1917年12月3日，第五版。

[82] 由于在本届大会上曾经选陈焕章为会长，所以，多有称之为会长者。后之研究成果也往往习于成说，谓陈焕章作过孔教会的会长或副会长。如宋仲福等：《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页：“1912年10月7日，……成立了孔教会，陈焕章任会长。”陈旭麓等：《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陈焕章……任主任干事、会长。”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1912年10月，……陈焕章任会长。”古棣：《孔子批判》，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186页：“孔教会副会长陈焕章”。这些说法显然没有可靠的依据。

[83] 陈焕章：《丁巳大成节第五届曲阜大会报告书》，《北京时报》1917年12月3日，第五版。

[84] 作为日报，《经世报》一直发行到1921年终，因经费困难，从1922年始，《经世报》由日刊改为月刊。

[85] 新国会的存在时间，1918年8月12日成立，1920年8月30日闭会。

[86] “中央通讯，学界志士陈君重远等，集同人发起孔圣堂一举，前已呈请，奉批允准设立。该发起人等又将简章暨开办情形，呈报京师警察厅查核，并请照准备案，饬区派警保护云。”《纪事·孔圣堂成立》，《宗圣学报》总第二十一号。按：此处所谓的“孔圣堂”即后来孔教总会修建的孔教总会堂。

[87] 《论说·孔教总会堂之重要》，《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88] 《论说·孔教总会堂之重要》，《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同期杂志之《孔教会纪事·北京总会》记载得更详细：“己未四月八日，甘石桥自建之事务所既成，乃由衍圣公府迁入其中，至仲秋上丁，乃行事务所落成礼，并行总会堂经始礼。”

[89] “孔教总会自由上海迁于北京以来，七年之间，均寄居于衍圣公府，当时开创艰难，得立会于孔氏大宗之家，以明正统之所在，诚为美事。但既作寓公，无土地之主权，则一切建设事业，无从开办，种种困难，不言可喻。”《论说·孔教总会堂之重要》，《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0] 对此，凡是涉及孔教会支会情况的论著中都说有一百三十余处，如：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545页、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3期，第203页）、黄兴进《作为宗教的儒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亚洲研究》第23期，1997年7月；又见氏著《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50页）、颜炳罡《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黄岭峻《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第31页；张昭君《传统的张力》第14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等。此一说法来自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其支会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225页）卢氏是康有为的弟子，其话语当然有相当的权威性，可事实不然，卢湘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估计卢湘父的来源是《孔教十年大事》卷七纪事之《孔教支会人名地名一览表》，此表仅列举了民初几年之内的孔教会支会，遗漏甚多，且成立时间多有误。依据笔者的新考，仅仅在民初几年，孔教会的支会就已经超过150个了。黄进兴文谓来自邓浩然《印书缘起之二》（见陈焕章《改革曲阜林庙办法驳议》），此文未见，不知邓说是否同样出自卢湘父之说。后人对此一数据的引用多是省事了，并未有详细的统计过。据笔者的统计，孔教会的支分会近300个，就是剔除支会下的分会，其支会数量也有240多。见未刊稿《孔教会支会地名人名一览表》。

[91] 《孔教会纪事·孔教总会上海事务所》，《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2] 《孔教总会募建会堂上海发起人》，《经世报》1920年12月25日。

[93] 《孔教会纪事·孔教总会上海事务所》，《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4] 《孔教会纪事·孔教总会广州事务所》，《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5] 《孔教会纪事·南京支会》，《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6] 《行教方针》，《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

[97] 《孔教会纪事·北京总会》，《经世报》第三卷第二号。

[98] 陈焕章：《曲阜孔教总会会长孔厚菴先生碑文》，孙永汉修、李经野纂：《续修曲阜县志》卷八，济南：济南同志印刷所铅印本，1934年，52b。

[99]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88页。

[100] 《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

[101] 《四川省东川道儒教分会要求读经崇圣反对废止春秋祀孔电》、《中华总商会反对废止祀孔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19－521页、521页。

[102] 《教育部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65页

[103] 孔子诞辰一般是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或作八月二十八日。历史上对此一直争论不断，历代学者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研究，至今学界也没有一致的结论。

[104] 任黎福：《乙亥夏历孔诞祭祀纪念册》，1937年孔道学校印，第12页。转引自罗玉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第10页。

[105] 《教育部公报》第一年第七期。转引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

[10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请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祀孔办法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30页。

[107] 这里所说的孔庙仅仅指官府设立的孔庙，有别于曲阜本庙及各地孔子后裔设立的私庙。所谓的孔庙财产，“系指孔庙之房屋、田地及其他一切产款而言”。见《孔庙财产保管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49页。

[108] 孔教会：《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109] 《孔庙财产保管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49页。

[110] 有关文件请参阅《一九二八年酝酿取消“衍圣公”封号及没收祀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15－723页；《十八年教育部长蒋梦龄以衍圣公孔德成请免收私产……咨山东省府调印缴部核办》，程淯编：《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上海：中国道德会，1933年，第一版，第45a－46a。国民政府成立后，孔德成在1928年8月就呈请政府取消爵号并拟具整理林庙计划。其呈及计划，见《孔府档案》卷8151，《孔德成》册，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又见骆承烈等编：《孔府档案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3－185页。

[111] 《大成殿保存改孔子纪念堂》，《中央日报》1930年6月2日，第二张第二版。

[112] 《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2月1日。

[113] 《孔教总会致国民政府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21页。

[114] 《教育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23页。又见《教育部公报》第一年第一期。

[115] 《教育部公报》第一年第五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179页。

[116] 《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28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210页。

[117] 《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27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210页。

[118] 《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47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第213页。

[119] 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56－576页。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改组中央党部案》，取消1924年1月设立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各部，代之以民众训练委员会，另于组织部、宣传部外，增设训练部。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取消训练部，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改为民众训练部。

[120]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复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69页。

[121] 陈焕章：《曲阜孔教总会会长孔厚菴先生碑文》，孙永汉修、李经野纂：《续修曲阜县志》卷八，52b－53a。

[122] 详情可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34－548页。更详细的报道见《举国庆祝孔诞》等，《申报》1934年8月28日，第三版、第十版、第十一版。

[123] 《孔德成参观大同乐会》，《申报》1935年7月15日，第十版。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上海孔教会举行热烈欢迎活动，德成发表讲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柯兰《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孔德成“去上海，孔祥熙又为他举行了盛大宴会，还有孔教会的欢迎活动”（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此两处孔府后人的记载，恐怕是将上海孔教青年会混为孔教会了。

[124] 《曲阜举行祭孔大典》，《申报》1935年8月28日，第三版。

[125] 《孔德成结婚国民党军政头目致贺礼簿》，《孔府档案选编》上册，第38页。

[126]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检送孔教总会申请备案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56页。早在1913年国教运动起后，河南即由武陟王士杰、省教育司史宝安等发起孔教支会，见《本会纪事·河南之部》，《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

[127] 《王铎等发起组织南京孔教分会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备案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6－577页。早在1913年春夏之际，南京已有人组织孔教支会，见《通信·姜曙东先生来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20年又在南京设立总会事务所。

[128] 《各地热烈纪念孔诞》，《申报》1935年8月28日，第三版。

[129] 《曲阜举行祭孔大典》，《申报》1935年8月28日，第三版。

[130] 《中央民众训练部关于孔学总会呈请备案的笺呈·签呈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0页；《孔教总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同上书，第564页。

[131]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复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69－570页。又参见《中央民众训练部关于孔学总会呈请备案的笺呈·签呈二》，同上书，第571页。

[132] 《中央民众训练部关于孔学总会呈请备案的笺呈·签呈一》（1935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0－571页。

[133] 《孔教总会立案问题讨论会纪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2－573页。

[134] 参阅《中央民众训练部致教育部公函》（1936年3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3页。

[135] 《孔教总会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呈》（1936年11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4－575页。

[136] 《中央民众训练部批答》（字第5611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76页。

[137] 《中国孔教总会改称孔学总会》，《孔府档案》卷8755，《其它》册。又：“中国孔教总会嗣于二十六年八月，经大会定名为中国孔学总会，议决改组，订定简章。”见《孔府与孔学总会来往函件》，《孔府档案》卷8915，《其它》册。但是，当前学术界最权威的说法，自《辞海》以下诸种辞典及相关的论著均以1937年9月孔教会改称孔学会。不过，笔者并没有得到有关史料的直接印证。

此文刊发《文史哲》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5期《论著精华》栏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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