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此语出自《诗经·小雅·北山》，全诗共五章，下面引前二章：
第一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译文：登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壮男子，日夜不息。王家差事，无尽无休；思我父母，令我忧愁。]
朱熹《诗集传》解释说：“大夫行役而作此诗，自言涉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壮之人而朝夕从事者也。盖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贻我父母之忧耳。”
第二章：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译文：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大夫失职，行事不公；以我为贤，派遣不停。]
《诗集传》解释说：“言土之广，臣之众，而王不均平，使我从事独劳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独劳而曰独贤，诗人之忠厚如此。”
《毛诗序》说：“《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注曰：“笺云：‘此言王之土地广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独使我从事于役，自苦之辞。”


    由此来看，此诗是针砭周幽王政治弊端的，这就告诫执政者，要注意做事公正。治国不能没有差役，但是，国土广博，官员众多，不能偏劳几个人，鞭打快马，却使有些人只顾享受清闲。从诗中的主人公来说是幽怨之情，但对执政者来说则是借鉴。在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将此语作为重点而加以讨论的是《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在这里，咸丘蒙引此语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天子能不能把父母当作自己的臣子来对待的问题。他认为，既然《诗经》中说“莫非王臣”，那么，天子的父母当然也是天子的臣子，言外之意是，这样也就谈不到孝道了。孟子指出，咸丘蒙的说法是只顾诗中这一句文辞，而不顾全诗的志意，也就是说不顾全诗的重点在哪里；王家差事，无尽无休，但是，不应该不做，因为任何人都有为国家做事的责任和义务，主人公所怨的是天子和大夫不公正，不是因为自己辛苦而幽怨，而是因为这样使自己无法为父母尽孝而幽怨；然后，孟子引《诗经》和《尚书》中的语句说明，天子所承担的是对天下的责任，而不能仅仅是对父母的责任，但是，父母能“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又是天子对父母的孝，父母不能因为亲近子女而凌驾于天下以及天子之上。


    今人误解此语，关键在于，把此语看作是“专制”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凭什么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的？凭什么说天下的人民都是属于天子的？这种误解是把天子与人民看作是对立的双方了。天子不能因为父母而危及天下，一旦危及天下就会失去天下，那么，父母也就不能“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当然，也就失去了“尊之至也”、“养之至”，同时，天子也就违背了“天无私覆”的天道。我们要知道，天下不是属于天子的，但是，天子却要统辖天下，否则，便是天下分裂。当天下的某块土地不服从天子（主席、总统、皇帝）管辖的时候，当天下的某个官员（甚至百姓）不服从天子（主席、总统、皇帝）政令的时候，天下会是什么样子呢？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弊端之所在，弊端的产生在于人们的误解。

    文以载道。
    此语的直接提出，是在宋朝周敦颐《通书·文辞》中：“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但是，儒学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老子》有“道经”、“德经”两篇。“六经”莫非载道之书。《尚书序》中就说过：“三皇之书，名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名五典，言常道也。”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主张“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我们可以说，贯穿于中国的“文章”之中的主线，就是“道”。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开始，我们便开始批判“文以载道”了，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文学”概念之后更是如此。


    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我们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概念，这种概念重视的是“文章”的审美特征和娱乐作用，强调“通俗文学”，但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之名，所强调的移风易俗、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强调“典雅文学”。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文学论丛》，第14-15页，三联书店，2002）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正面提倡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里，“文学”是流行于民间的，政府并不是提倡“文学”。我的两个同事从国外回来，曾经说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根本就没有“文学专业”。其实，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小说、戏剧、故事传说也一直是在民间流传的，都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审美特征，但是，作为引导社会和政治风气的却是典雅的文人士大夫作品，这些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已经做官的，或者是有要从政的愿望的，因此，他们要对社会和政治负责，要提倡正气，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多与政治或政治遭遇相关。如果不是倡导邪恶的，虽然不登大雅之堂，政府也并不多加干涉，但是，也不大力提倡。也就是说，可以“发乎情”，但是，一定要“止乎礼义”。否则，中国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小说、词曲、戏剧作品了。


      第二，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之后，文学家以及研究文学的学者都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实际上，当“文学”把对政治与社会的引导、关注撇开，而把主要内容用来宣泄个人情感和追求娱乐的时候，不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恰恰相反，是对文学地位的降低。从文学作品来看，由文史哲合一的特点所决定，中国的许多文学、史学、哲学作品便都具有关注社会、政治、人生这种“务实致用”的特点，因此都以“正己、正人”为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则又以“天地之道”作为根本原则。“六经”、“诸子”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说：“《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这是说当初“六经”本来即非“私言”，而是“为治为察”之作，怎能不讲究“文以载道”？因此，“书契”——广义的“文”具有政教性，“六经”就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性的著作。又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也就是说诸子与“六经”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而是站在个人和学派的立场来试图参与政教的创制，是臣民议政的体现，但终归还是表现为政教性。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说，其意是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此说深得文史哲合一之理，亦即“六经”皆以往古之事或言来作为当世乃至后世的为政、典、策，就其语言文字之表达来说谓之文（能表情达意的文字记载），就其所用之事来说谓之史（往古之言与事的记载），就其思想内涵来说谓之哲（所谓哲，是说体现天地之道而用来正己正人的智慧之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内涵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能把“六经皆史”理解为“六经”都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历史著作”。“文史哲合一”的目的是为了“正己正人”，亦即“载道”以“致用”。在过去，士与士大夫担负着传道、守道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那么，他们就可能会陷入个人喜怒哀乐与个人享受之中，“文学”就不可能用来引导正气、参与政治。正是这种责任感，催生了许多可以传世的伟大作品。


'     第三，对“道”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文以载道，何者为道？华夏文化之中，“效法天地之道”是其根本精神，“天地之道”是包括君臣民在内的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摆脱的，正如孔子所说：“何莫由斯道，谁能出不由户？”其次，“道”是可以认识和表达的，但是，它超出任何具体的学说之上，对“道”的认识与理解却是无止境的，所有文字所承载的“道”都并非“道”本身，《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在却误认为“文以载道”的“道”是与人的情感对立的、枯燥的说教，是各个时代的君王或政府的声音，这是导致人们否定、批判“文以载道”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知道“道”是超现实的，同时又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朱子曾经用“月映千江”来形容，用“理一分殊”来解说，我们可以说，各种文章所载的“道”，好比千江之月，是一理之殊，如果说“江月非月”，是个错误，如果说“江月即月”，也是错误。如果士与士大夫在文中所载的“道”只是官方一时的政策，甚至是君王或作者个人的意见，那么，便不能说是符合“道”的，甚至违背“道”的根本原则。“道”本身是“无为无不为”、“自然而然”的，因此，它是情与理的合一，绝不是枯燥乏味的，更不是反对情感的。“文以载道”不是提倡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强调“道”对“文”与“政”的引导与参与，强调“文”的责任感。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十三经注疏《孟子·离娄上》，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我们现在却只知道“无后为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了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要对历来重视“传宗接代”的“无后为大”说法口诛笔伐，这属于政治上的一时利用，而不能说此话原来就是错误的。


     在“三不孝”之中，第一不孝就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也就是说，当子女发现了父母有错误的时候，只管顺从而不加以指出，不加以劝说，不想办法避免使父母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情，这就是第一不孝。但是，现在我们把“阿意曲从”常常当作“孝”加以批判，把“孝”等同于“顺”，这是对儒学的歪曲或误解。《孝经·谏诤章》说得很清楚：“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第二不孝是“家穷亲老，不为禄仕”，这个有错误吗？我们来看一看。父母把子女生育下来，抚养成人了，现在，父母年老了，家里很贫穷，做子女的却不想办法去解决父母的生活问题，而是好吃懒做甚至游手好闲，却使父母生活在穷困之中，这样对得起父母吗？当子女幼小的时候，是父母的辛勤劳动使子女长大成人，现在父母老了，子女却不能使父母衣食无忧，这既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当然，如果自己尽力了，却无法得到足够的财物来养活父母，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叫“孝”？我们从这个字的构成来看看就知道了。它的上半部分是一个头发很长的老人形象，下半部分是一个张开两手的孩子想象，很明显，这里所表示的只是两辈人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关系：当长辈年老的时候，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应该照顾年老的父母；当子女还幼小的时候，父母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子女赡养自己年老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在我们常常把“家穷亲老”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只顾自己的幸福快乐，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也就是不孝的体现。

'    第三不孝是“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它在顺序上排在第三位，但是，却又被孟子称为“三不孝”中“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华夏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效法“生生不息”的天地之道，人类的繁衍无穷，也就是效法天地之道的体现。天地生育了人类，人类理应按照自身的本性不断地繁衍下去，而不能自我毁灭。假如某人自己不婚不嫁，那么，从家庭来说，是让某个家庭从此断子绝孙，无法再繁衍下去，这个家庭从此也就画上了永恒的句号。事情还不仅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祖先与子孙之间的中介，他或她承担着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的双重责任和义务，他或她自己并非只属于自己，个人的不婚不嫁，所导致的是使祖先灵魂成为孤魂野鬼，从此，使“孝”字的下半部分消失了，“孝”也就不存在了，这不是最大的不孝是什么呢？如果说过去的时代曾经有某些人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现在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男女都是承担着祭祀祖先和繁衍后代的双重责任和义务的人，所不同的是，男性承担的是自己家族的纵向责任和义务，女性所承担的则是人类的横向责任和义务。男女两性的结合则是人类的繁衍成为现实。所以说，独身和不生育，是永远不应该提倡的，那是自私的表现，也是不孝的表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意出自《汉书·董仲舒传》，但原文并没有这么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这里，所用的词语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很清楚，“绝其道”不是“绝其书”，“勿使并进”不是“勿使并存”。实际上，此时以及此后，百家之学并没有断绝，只是没有被列入官学，却流传在民间而已。从历史事实来看，武帝是尊儒的，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后来，汉朝曾几次搜罗天下之书，也不是只搜罗儒学之书。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有简短的董仲舒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孝武本纪》对此事也只字未提，所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太夸张了，由此而推论出主张“专制”，就更不合乎事实了。其实，汉武帝本人虽然喜欢儒，却并没有完全接受儒学主张，奉行了几朝的黄老学说没有那么容易被儒学完全取代，他自己那样酷爱神仙之术也是一例，这对华夏历史并非好事，对儒学更不上好事。如果汉朝及其以后各个朝代真正完全接受儒学，并按照儒学治理国家，而不是夹杂上黄老、法家等学说，也许那一段历史会更少一些弊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但是，却不能没有一种作为主导性的思想。只有一种思想，便是专制；没有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却必然无法使人心凝聚在一起，关键在于所用的这一种主导性学说是否符合道义、有益于百姓和民族。所以，确立千古相传的儒学作为主导性学说，允许其他学说存在于民间，没有什么错误。

最後，我只是個轉載者，如果您有任何意見與批駁質疑反對批判，不要找我，您可去儒教復興論壇去找原作者，趙宗來老師本人，便可得到答覆，謝謝

先引用趙宗來老師的話：
     如今的问题，第一是在位的当权者绝大多数不谙儒学，第二是国内学者绝大多数未学（更不用说系统学习）儒学经典，第三是国内百姓更是绝大多数不懂儒学甚至误解儒学。尤其是，百年教育，使得国人极少有能直接阅读文言文能力的，愿意阅读文言文（尤其是“四书”、“六经”）的人更少。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呼吁读经，另一方面需要儒学的普及，从这两方面来说，都不适合于采用清人“经学”的做法，所以，饼干女士转贴的在下的这些拙作侧重于使众人能看懂，而不侧重于考证、训诂。

   瑜萱的話：世俗人對儒家的誤解、批判實在是太多了！就其根源，餅乾認為最核心的關鍵在於：現代人與古人的生活背景都大不相同，古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從現代人的角度，是被視為封建、糟粕、迂腐、的！如果我們不把儒家經典作一個重新的、符合現代人觀念的詮釋，黎鳴之流是不會主動消失的

儒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
在多数现代人看来 过去一切旧学 都是落后的 其中包之儒学
无后 后传人 女子也是后传人 要么也成子来
儒学有多数对的 按时代要求 当然就有不对的 什么理也不可能千古正确
对儒学只抓其不对的不放 尽意批 这合理吗
应当学好的选取精华去其糟的就行了何必用文革那一套 全不要传统文化

     讀經感言：「讀經有害論」可以休矣
      方  芳（網名「天涯在小樓」）（天津編輯）

         2006年7月10號東方早報載《上海全日制私塾：學生背經典，看三國》的報導，一石激起千層浪，又引發一場關於讀經教育的大討論。其中的反對者無不義憤填膺、慷慨激昂，但筆者觀其反對理由，卻覺只有四個字可以捧出——可以休矣。

  「糟粕論」可以休矣。一般人認為不可全面學習儒家經典，因為裡面有精華也有糟粕，什麼“愚忠愚孝”“歧視婦女”“扼殺人性”“吃人禮教”“八股取士”，如數家珍——可是要他說出什麼是其中的精華，立刻閉口不言了。從未讀過，說不出來呀，而那些所謂的“糟粕”呢，也只是道聼塗説，何曾考證過？筆者以為，儒家經典與封建末期被“扭曲的儒家思想”有著本質不同，現在的私塾教育正是一個正本清源的過程，目的就是更好的傳承優良傳統，摒棄其變質部分。我們都知道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說三個人裡面必定有我的老師，看到他們的優點要學習，看到他們的缺點要避免。曾子還說：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說，這一天下來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要檢視一下自己的錯誤，儘快修正。可見，儒家學說本身就是教人如何“取其傳統文化的精華，去其傳統文化糟粕”的，孩子們從中學到的是如何分辨善惡，這不正是我們今天的教育所欠缺的嗎？

 「實驗論」可以休矣。如今讀經教育在全國遍地開花，但其學習方式往往為人所詬病，雖然讀經教育的宣導者一再指出，要在孩子們記憶力最佳的時候盡可能發掘他的潛能，這是順乎人本性的教育方法，也是最佳的學習之道。但因為現行教育理念與之相悖，因此無論怎樣苦口婆心的呼籲，人們仍然認為這是在用孩子們的前途做實驗。筆者要指出的是，傳統教育模式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到上個世紀初才逐漸廢止。傳統教育中的初等教育即私塾教育，講究“因材施教”，就是根據孩子的性情、智力來引導他們走上正確和適合的道路。傳統教育中的高等教育為書院教育，講究的是“問難辯論”，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就某一個論題發表自己的觀點，學生也可以指出老師的錯誤，與老師辯論，每個人都進行大量獨立思考，從而獲得真知。這與我們今天不分青紅皂白“填鴨式”的教育大相徑庭，卻與中國人嘖嘖稱道的西方教育何其相似！故此筆者想反問，一百年和幾千年相比，哪個更具權威性？我們到底是用上海的12個孩子做實驗，還是用全國12億人民在做實驗？十年的素質教育下來，生產了多少“殘次品”？讀經教育實驗失敗，12個孩子尚留滿腹經綸，現行教育體制實驗失敗了，12億人誰來負責？

 「非法論」可以休矣。義務教育法規定，每個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可是我們看看，中國尚有多少兒童沒有獲得受教育的權利，說到非法，這個法律責任該由誰來負？所以說教育法與一般硬性規定的法律是有區分的，人民有受教育的權利，還要有選擇什麼樣教育的權利。現在連我們的主流媒體、專家學者都在疾呼，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然而當民間的有心人做了某種改革的嘗試，卻處處人為的設置障礙，導致無法通過正常管道獲得辦學資格，這不是很荒唐嗎？法律是人定的，只要對國家發展有利，均應以開放心態對待，而非一味打壓排擠。幾年前，一名叫孫志剛的大學生，以生命為代價換回了有關收容法的改革；幾個月前，許多小動物慘死在高跟鞋下，才引發對小動物保護法的重視，至今未果；現在，我們的公民在接受正常教育的過程中遭遇非難，是以“非法”為由斷然取締、生生扼殺，還是本著民本思想，出臺更加可行的、能適應更多受教育者需求的新政策？在前車之鑒面前，有關部門應當三思。

 教育固然不是用來做“實驗”的，但教育也絕不是用來“抹殺人性”的，為什麼如今有這麼多兒童患上“自閉症”，為什麼有這麼多青少年“叛逆”“憤怒”“偏激”，為什麼有這麼多“國家的棟樑”選擇自殺、殺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崇尚天人合一，我們的傳統教育是教人“沖淡平和”“道德高尚”的，難道我們的教育部門不該用儒家的思想“日三省吾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嗎？

我全都看完了，感觉很有启发。作者还是很有水平的，佩服佩服。

有点看不懂的感觉，呵呵，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