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人，不是神。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理性济世学说，不是神性救赎宗教。 八十年代中期，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重现“民间”和半官方的“祭孔”活动，近年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地方。2004年起，发展成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祭；2005年9月28日，孔子第2556届诞辰，在曲阜举行号称第一次全球祭孔大典，声势浩大，奢华糜费，愈演愈烈。 宗教巫魅色彩浓郁的“祭孔”活动，本与孔子儒家学说不相为谋。溯根问源，“祭孔”其实是专制王朝与“伪儒”联手，神化孔子、封神立教、“政教合一”，愚弄百姓的大戏。 孔子真版儒家学说讲的是“为人之道”，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 这个“正道”，是在肯定“人之所欲”――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的正当性的前提下，善用人类特秉“灵性”思维功能，感悟、传承、培植、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藉以反馈调控利己私心，实现“两心调谐”化，防范、克制“贪欲”――损人利己的自私倾向（Selfishness），树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性共处行为规范，进而形成一个利于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驱动人类社会“其命维新”，发展进步不止，经由比较合理、富裕的“小康”阶段，臻至“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世界。 可惜的是，孔子以后两千余年，真儒蒙尘，伪儒当道。神州大地所谓“儒家思想统治”，应该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伪儒讲的也是“为人之道”，但与真儒大异其趣。伪儒压抑、否定人欲，造就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愚忠唯上、空谈心性，实则“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虚伪矫情生存方式，几乎扼杀了万物之灵至可宝贵的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一切通途，陷中国社会于长期滞进、落后的悲惨境地。 上世纪五四运动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以至文革“破四旧”和批孔斗争，都是连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分真假是非，全盘否定孔子儒家学说，直至炸翻中华“第一马鬣封”（指曲阜孔子巨墓），挖尽孔林八十代坟丘。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陆转而重新评价孔子，不少人寄望儒学历久弥新，重放光芒，以利纠治“信仰真空”，解救道德危机，支持先进文化建设。 重新评价孔子，应从去伪存真，拨乱反正着手，但事实上至今依然“假作真时真亦假”， “黑房子里捉黑猫” ，不得其要领，一笔糊涂帐；除了几句老生常谈道德教条，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对于孔子思想、学说、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惘然无知。与此同时，借尊崇、恢复传统优秀文化之名，一股不胜虚矫的“孔子热”则已如火如荼蜂拥而起。“祭孔”就是其中一项非常抢眼的大手笔形象工程。 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看那“祭孔” 与伪儒的共生关系如何。 西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後世两千馀年的重大决策，实则根本纂改儒学，借儒家令名美誉为外壳，揉合刑名法术，“霸王道杂之”，重新塑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特别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了。 董仲舒把原来儒家思想中君王和臣民之间的上下合作、制约关系，变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关系。曲解引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确立君权、族权及夫权神圣的不可侵犯性；另外还请来了孔子一贯期期以为不可的神权，于是形成了牢牢束缚神州众生的四大套枷锁。 董氏学说重新宣扬商周时代的崇天神学，认为人间一切都由天意决定。吹捧皇帝为天之长子，奉天顺运君临人间；以“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之说确立君权的永恒合法性；并像巫师一样求雨、止雨，倡祥瑞灾异、五行循环、黑白赤三统和赤统代白统等迷信虚妄邪说，把清正的儒学搅和得妖气十足。从那时起孔丘被说成先知教主、君主政权天然合法性的守护神；理性儒学被蒙上了浓重的神学目的论色彩，以借助宗教化神威魔力推销其反人性的假儒学。後世比照神道设教，设立诫约，使人崇拜信仰的宗教，称儒学（实为伪儒）为“儒教”或“孔教”。 如果说董仲舒是伪儒开山祖师，那么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将伪儒推向了一个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高峰，因此明清两代伪儒为害尤烈，几乎就此断送了中央天朝之国的国运。 西汉以还，“儒教”成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国教”。按诸正史《礼志》，从东汉开始把孔子列入国家正式祀典，享受和社稷神同等待遇，以后不断提升规格，到清朝升为大祀，和最高级神祗天公地母同级。与此相应，由孔子诞生地曲阜为始，在全国各州县造起了数以千计的文庙（孔庙）以“岁时奉祀”。为此建立了祭孔大典，制订了复杂的祭孔礼仪，在各地文庙和主要学堂定期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按明清定制，每年春秋两次祭孔，主祭场由皇帝亲临或指定大臣率领文武百官和儒生学子行礼如仪；每逢祭日，子夜过后，参祭人员聚集孔庙门前，丑时仪式开始，钟鼓齐鸣，香火缭绕，在乐声中举行一系列迎神、跳八佾舞、跪拜、进俎，献牛羊猪三牲祭品、送神、焚祝版、祝帛等繁缛礼节，直至拂晓方告成礼。 祭孔不惜劳民伤财，乐此不疲的目的，就是神化孔子为伪儒张本，彰显伪儒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精神统治地位，支持专制王朝特权统治体制千秋万代永世其昌。 满清进关后，开国统帅多尔衮在扬州大屠杀、“留发不留头”之余，深知利用伪儒愚民手段的重要性，很快恢复了“祭孔”大典。有清一代，以及蒙元时期，都和汉族王朝一样十分重视利用伪儒作为一抓就灵的奴化治国法宝。日本侵华期间，伪政府也在一些地方举办祭孔活动，用心昭然若揭。 当年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谋划称帝之际，为确立帝位道统，发布“祭孔令”，恢复了帝制时代的祭孔大典。随着袁氏皇帝梦迅速破碎，那倒转历史的“祭孔令”也成了笑柄。 儒教，是伪儒附庸皇权，篡改孔子理性信仰体系之余，后天补行神化的特殊产物。儒教有封建王朝的绝对权力为强势政治后台，有传统的天地崇拜观念为神性信仰基础，虽奉孔子为教主，确立了顶礼膜拜、立庙祭祀等神性宗教特征，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谋建一套教主名下专用的神学体系，也用不着在包罗万象的行政体制之外设置独立的宗教组织；因此就现代通用的宗教定义而言，儒教的宗教结构要素很不完整，可说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准宗教”。在西方的世界性宗教论著中，通常列有中国儒教条目，但大都指出，这是不同于常规宗教概念的另类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或称之为“中国特色宗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儒教作为“政教合一”君主体制下“国教”地位的根据彻底消失。皮之不存，毛也焉附？往日的祭孔大典，自然成为尘封的历史陈迹了。 现在中国官方认可全国性宗教团体共有八个：即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分别代表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在黑龙江省和新疆自治区也承认东正教的合法地位。过去存在的散布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具有组织性的民间宗教教派，均已非法化处理或被视为反动会道门予以取缔。从来没有过什么儒教的合法名分。 根据2004年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办法》，非宗教团体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条例》第二十条），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应予取缔。 “儒教”在中国已成历史名词，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学者们尽可为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甚至该不该复兴“儒教”这样的题目争得不可开交，但不存在开展“儒教”宗教活动的法理依据。 现在有人借重新评价孔子的机会，再兴“祭孔”之风，其宗教仪式之隆重繁琐超过了一切合法宗教，规模宏大，场面奢侈，可称空前绝后，而且涉及政府行为，地方行政长官甚至亲自充当主祭。大家知道，现代宪政共和国家即使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也都讲究“政教分离”；中国执政党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政府领导人如此大张旗鼓支持非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并大肆宣传、电视直播之下，执法、纪检、审计部门居然视若无睹，岂非咄咄怪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批评“目前条件下高声喧哗的祭孔活动”违反了儒家关于“正心诚意”的教诲。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儒家学说衰败不彰，国人对儒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不把功夫用在基本知识的补救和普及，以及出版、研究工作的推进方面，搞规格高、场面大的祭孔活动，不免让人感到华而不实，试问，那些出席盛大庆典的衮衮诸公中有几人真正尊重和懂得孔学？”而且“如果我们把祭孔活动搞成国祭，从宪政的角度看是不对的。”（引自《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新京报2005-09-27） 孔子原已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的“摇钱树”。所有针对上述现代“祭孔”的批评，多指出“醉翁之意”不在于什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之类虚文俗套，其实完全着眼商业目的，变着法儿开财路，可称“孔子搭台，经济唱戏” ，为了“促进旅游观光事业”、“搞活经济，招商引资”，进而树立可以大肆夸耀的政绩工程。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毕生不涉迷信活动；但不反对民俗祭祀祖先之礼，夫“慎终追远”（慎重悼念死者，追忆死者事迹），利於“民德归厚”，教化人心也。（见《论语．学而》）孔子主张祭祀要合于礼，反对僭越礼仪的祭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而且“礼，与其奢也，宁俭。”今天的所谓“祭孔”，不是“家祭”，而是“公祭”；不是“宁俭”，而是“豪奢”；不仅把孔子当成子不语的神，或非其鬼之鬼，还当成了“孔方兄”、“财神菩萨”。如此伪礼，夫子有知，能不大呼：“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种虚情假意的演出，尽管力求逼真，但无法掩盖“假、大、空”的实质。装模作样的祭文总是一派气吞山河的大话，“时空错位”的祭礼充斥滑稽突涕的笑话，批评者贬之为群魔乱舞、庙会杂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还要让全球华人、各国宾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来凑热闹。据说自去年四月起，曲阜旅游旺季将祭孔大典改成了周祭，有些地方的孔庙索性每天有好几场祭孔乐舞表演，真是“越闹越欢”了。 今年6月13日﹐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9月在孔子诞辰2557年的祭孔大典上，将正式向全球发布孔子标准像系列；并宣称该孔子标准像版权归于中国孔子基金会所有。意味着一项匪夷所思的教主偶像标准化和垄断化生意经将为这场超大型宗教活动增光添彩？ 祭孔最大的危害所在，其实远不止于胡闹敛财。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祭孔所隐藏的倾向并非一般的学理不通、文化悖谬乃至政治荒唐，甚至也不是商业动机。祭孔不是文化学术活动，不是儒学研讨会，甚至也不是和世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宗教仪式（如寺庙里拜佛，教堂里做礼拜），它是试图将某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发了霉的意识形态模式再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塞给国人，造成新的统治思想、禁锢精神的信仰体系。它是在复活我们曾经特有的政教合一，将文化资源化为愚民的利器。”（引自《“祭孔”的忧思》，粤海风2006年第6期）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对此惊呼，“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警告：“‘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 （《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南方周末》2004-07-08） “文化保守主义”者把祭孔看成推行“政教合一”的“投石问路”，不仅出席祭孔活动，还身着儒服亲致祭辞，发表演说。其代表人物俨然以当代董仲舒自居，倡议“儒化中国”，主张“把儒教（孔教）确立为国教”，相信“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其中人民被定义为无可救药的愚民，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利；所谓“仁政”就是“人治”加“奴化”，等于王权、御用官僚和伪儒体系相结合的專制政治翻版，鼓吹的“儒化”实质上就是古往今来行之有效的“伪儒化”。批评者认为其乃“复古倒退”、“痴人说梦”，言词激烈者直斥之为“妖言惑众”、“阳光下的僵尸乱舞”。 伪儒是一种扼杀自我意识的诛心术，抑制以至消灭人的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匐伏于专制统治集团脚下听凭使唤和宰割的奴才，借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绝对性和永久性。因此伪儒思想体系无法导致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可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不可能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这样的进步文明观念，而且同它们势同冰炭，水火不容。 尽管中国深化改革面临很多不定因素，当代董仲舒们的“伪儒”复活出奇制胜之想，与民心、党心、执政党指导纲领，改革开放前进方向，以及人类大家庭浩浩荡荡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估计其可行性不大于零；但会像滚滚乌云，一时遮蔽真版孔子学说的真理光芒，像一切蒙昧的复古主义，干扰现代中国的信仰体系重整和先进文化建设大计。当下“祭孔”之风不期而然为之提供了一个气味相投的天然大舞台。 证伪至此，基于学理、法制，良知，建议上述“祭孔”发起单位和有关政府领导人及时踩刹车，有所检讨，有所不为，有所作为，把纪念孔子的活动转辙导向健康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今天纪念伟大思想家孔子，建议善用后工业化和讯息时代的理性精神、科学方法和简朴务实形式，从区分真伪、去伪存真、拨乱反正入手，重在认识、开掘真版儒学学说“不可毁也”、历久弥新的固有价值，与时俱进，重新诠释，普及大众，并借鉴、融合人类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文明成果，服务社会、经世致用。 建议政府大力引导、鼓励和资助民间力量，把纪念孔子和重新评价儒家学说的活动，作为重整道德伦理，贯彻“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的重要环节，视同一项中华“文艺复兴”系统工程，推向“返本开新”、大见成效的历史新阶段。 至于各地化了不少本钱搞起来的“祭孔”节目，可经精选、加工，提炼，严肃的严肃，插科打浑的插科打浑，名正言顺地作为纪念孔子活动的余兴，或是旅游观光地
的文娱演出内容，也可制成影片、光碟和纪念品一起销售中国和世界各地。生财有道，夫子怎不抚掌嘉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