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要回答的问题（第2稿）
陆声俊
一，圣道文明的社会制度答疑
刘清泉：请问老师，圣道文明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答：在谈公、私这两字概念时我已经讲的很清楚，公是私的衍生物，是后天文明的产物，没有先天的内涵。也就是说天生人的性命，必有私欲才能过活。但这种纯靠个人私欲的活法又是丛林法则，必然弱肉强食，跟自然界的其它物种没什么两样。当人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产生文明后，人的天然私欲就被后天文明所取代，这才能保障大家的私欲和谐相处，以应对单个没法应对的生存灾害（包括天灾人祸），这就是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群的文明标志。这种标志是集每个人的小私而成大私，此种大私就是公。所以说公是天然之私的衍生物，即后天文明的产物。因此私和欲本身并不是邪恶，而是天地“生生”之善。传统儒道的“性本善”就是这么来的。而这种善，我们每天在生活中使用但并没自觉（即：“日用而不知”）。因此，更没自觉想过不能透支和超过，孔子告诉我们这是天德，叫“中庸”。因为你把这种私欲一旦用过，就破坏了天道的“生生”平衡，即影响他人或他物的“生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私欲之天善，才反过来变成了私欲之人恶。因此老师告诉你们，“恶”和“公”都是后天文明的产物，只有悟道的圣人才能对它进行文明的规范。先秦荀子的“性恶”是把概念搞错，这才使后人无谓争论几千年，造成很多不良后果。这后果主要是侧重工具理性治国，尤以当代为甚。只到今天，经老师几十年细研孔孟之道，方有所悟，因此，才提出正本清源，提示世人再不能把是非老是颠倒论证。这个道理说起来有些费劲和绕口，而我们的祖先那时没有绕口这个词，也不使用辩证逻辑这个概念论事，而是比洋人高明的多，仅用“变易”二字来表述这种哲理。而这个“变易”二字又把天地人道连成一个整体来观察，这就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神圣道义（也就是“易”理的“原始反终”，比今天讲的辩论逻辑更辩证）。这样看来，对于一种制度或者说所有制的本质来说，你无论怎么表达，也并不影响人的天然私欲本身。这就像庄子《齐物论》中“朝三暮四”的寓言，“名实未亏”，只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总喜欢“喜怒为用”而不自知。而号称公有制，才是养猴人（今天的统治阶级）的高明骗术。因此，以丛林文明偏论公、私不但不准，而且十分有害。今天的学术界，根本无需为公有制或私有制作无谓的辩驳与争论，闹得各种理论似是而非。只要用社会主义来做表达，就包涵了公私二字的全部内容。因为，社会就是大众，大众就是“个私”的结合，大众受益就是大私的文明之公。此种大私无论是什么制度都行，前提是保证每个人的私欲天赋平等。即制度必须顺应天地之道，表达人心的亲近与平衡。只要能代表天下人的共同“生生”之利，无论公私都是社会主义（最好的表达是社会文明）。如果这样理解，至少我们也能帮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和其它党）在圣道文明的道德回归上，找到天地人道三重合法性的历史衔接突破口，免得它在治国理论上老“打左灯向右转”，前言不搭后语，不能自圆其说。倘大家都能顺应天则理解，就能让它理直气壮、言正名顺的把治国理论转入承认天赋人性私欲之正轨。也能解决国共两党从五四到文革，政权和文化均不合法的历史困境。把这段被人为撕断的中华文明史承续拢来，明白吗？换一句话说，权经也是合法。这样从短暂的野蛮再转到本来的文明，历史就合法了，这就彻底解决了人心的合法困难。即对国共两党夺权，曾给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恶及其各自理论的误导，向人民用历史的、文化的，即意识形态整体的自然承续──来默认曾经违反道统而道歉，人民可以原谅这个用罪恶传承下来的现政府。从而解决国共两党原有非法理论的过错，使它跟圣道文化接洽没有困难。
刘：按您这样说，治国的理论就很好调整到顺应天地人道上来了，但您不觉得您把话说的太直，国共两党都没办法接受吗？
答：不错，这不光是话说的太直，而是自三代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一直没解决好的病根。从孔孟论道时起，历史就已重新回到丛林竞争的半愚昧社会，尤其近代一百多年更糟。时至今天，如果还没有人敢继孔孟之道进一步揭示真理的话，中华文明再经几代人的颓变就彻底玩完。倘老师只顾自利，发现真理不敢公开、怕开罪，那才是对不起先烈、对不起远古祖先，更对不起孔孟二圣而自作恶。儒道乃天下公器，焉能有所悟而拒为己有带入坟墓。再说，还看现政权最高当局他怎么去想，即近百年而论，上几代人的错误凭什么让今天的政权背黑锅？假如海峡两岸执政当局都能这样想：现在的政权在我手，我要用公平权衡天下，治理国家，学什么洋鬼子，胡扯什么小集团党派利益，让天下永无宁日。我偏不违背天地人道办事，我偏不把自己凌驾于宇宙之上，我偏要效仿尧舜，我偏要从我开始重新王天下，重新王世界，让每个自然的人，他们都能享有充分的自然人权，我要顺应天地人道之天则，现在是我活人说了算，不是早已作古的蒋、毛说了算。同时，我承认政权是你死人交给我的，我照样感恩戴德，当烧的香我照样烧。当我搅尽脑汁都没办法使这个社会安稳的时候，有人重提尧舜的天地人道法则和孔孟之道的社会真理能解决问题，并证明在现代工商时代照样通用，我有什么不敢接受？假如现在的执政最高当局就这么想，就这么做，我敢打赌，天下的炎黄子孙百分之九十九都会从心底敬服，顶礼膜拜，则和谐社会势必生焉。而所有的纷争乱象，只有在这一点上，方能达成统一。因为，任何人都不敢亵渎炎黄祖宗这个根本（秦始皇和毛泽东概莫能外，毛还要“六亿神州尽舜尧”）。从此，就可开万代和谐之基业，人类的历史会怎么记载这样开明的人君，当然还有支持他的近臣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要下这种伟大决心，肯定会有既得利益集团拼命掣肘反对，但天道人心最终会将这种反对碾碎，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历史生动完整。
刘：我明白了，假如胡温政权就有这样的宏伟气魄和理想，您说他们该怎么操作？
答：办法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说过，大致的路径基本交待明白，只有圣道文明的法则才能操作，不能言行不一。要和谐，理论上就必须彻底取缔洋鬼子的斗争哲学，而“以人治人”是孔子阐述的天则，照样可用来解决一切破坏和谐的罪恶，抵御一切入侵的倭寇。可“斗争哲学”跟“以人治人”的道德价值却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即前者弱肉强食，强盗逻辑，后者道德仁义，扶弱济困。
刘：您这套系统研究，倘使能被参考，这在操作上会不会很困难？
答：不错，以今天的理论乱象论，确实很困难，但也是最好的变易时期。这就要靠决策者的政治智慧。而且要正常操作，在十四亿人有半数以上现代愚昧没得到启蒙之前，他们即便心里可以这样想，口里还不能这样说。唯一的办法是放开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不要小看儒者的能量（中国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默认传统道德）。一切與论话语权放开，国家除了重拳打击贪腐，惩治恶意煽动动乱外，对老百姓的善意批评，逆耳言论，皆可骂不还口。而且还要诚心找出骂的原因，责成官僚消除这个原因，让骂者从心底转骂为赞，这才是以德服人。所以，只能先让老百姓自己对自己启蒙，才是最好的办法，最快的办法，社会最稳定的办法，方能水到渠成。这是孔子儒道的最高境界，即“上道”的“无为而治”，“下道的尽力而为。也是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因为老百姓自想自说，他并不代表政府，而是政府代表老百姓。政客利益的腐败集团想干预，一句话就叫他语塞：我们不是三个代表吗？老百姓为社会和谐吐露心声，你让我凭什么干预？让这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想繤取最高权力来整治老百姓，始终找不到借口，这不就逐步成了名符其实的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府吗？况且，政治游戏中为社会稳定，还有一种权经的方法：当年凯撒恨死苏拉，因他专制独裁，凯撒几次想让他下课未成，后来苏拉自然死亡，凯撒顺理继位，按说是件举国同庆的好事，可凯撒颁布的第一道法令是要举国同悲，而且还必须人人流出眼泪。所以当时泪水成河（这叫猫哭耗子），只为政权平稳，才是国人之福，这就是政治的游戏规则。邓小平不恨毛泽东，那是骗你的话，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绝不允许有这种怨恨，因为他脑子里只允许装着国家。毛当年扶持的既得利益阶级，尽管劳动人民心里厌恶，但其势力遍布全国。因此个人恩怨事小，国家安危事大。时至今日，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指责他不按毛泽东的那套荒谬理论治国，即把国家全部变成军队，搞成一个大监狱，至今农民习惯上还称生产队。你以为邓小平不是胸有成竹知道改革开放好，可当年和他资格相等的遗老遗少，他又能怎么说服的了？因此只能劝他们：我这是“摸着石子过河”。你以为这样说，那些遗老遗少就不继续反对了？但邓还可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看你还拿什么“将军”？话语不多，哲理丰富，因此，后来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事实，这就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必须具有的胸怀和冷静。假如不是这个事实，你以为他们会让邓小平有好果子吃，明白吗？这就是政治伟人的风度，必须冷静处理国是的权经策略。
刘：这道理我已基本听明白，可今天的左派大骂邓小平，理由是贪腐和两极分化全因邓小平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造成，您怎么解释这样的非难？
答：左派骂邓小平你以为是今天才有的事，自从邓小平重新上台，这些人天天都在骂。我记得最让人民感恩的事，不光是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天天有人在大庭广众下，公然骂邓小平，他都不管不理（除非像六四太过分，国家差点大动乱）。一般的时候，他只想先让老百姓怎样把肚子填饱，然后怎么富裕，怎么分配（应该说邓公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包括战争年代也一样）。至于贪腐和两极分化，那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在设计改革时他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这分明是带领人民打一场消灭贫困的恶仗。假如他本人在世，根本不可能搞成今天这种情况。他去世前就一直操心两个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是他临终前与弟弟邓恳的谈话。通过这叚谈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一生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而理论上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前提。为什要用这个大前提，怎样从天地人道，即社会人性来论证这个前提他没讲清楚，因为用马克思的斗争哲学那套自相矛盾的理论根本讲不清楚。所以说他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这种实干正好体现他骨子里流淌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因为具体的办法他在不断的权经调整，跟共产党的经典理论总难对上号，比如他给出的办法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样才能保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其实，这些道理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权经，更有意思是他想出一个“一国两制”的办法顺利收复香港，又把“社会主义”前面加个“中国特色”四字，所以左派站在教条的立场上，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攻击。
刘：那毛和邓比较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左派念念不忘毛？
答：可毛泽东恰巧相反，他是理论家，也是专制狂。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教条凌驾于天地人道之上，任何人都不准违背，否则就是“俢正主义”，就要受到专政。换一句话说，在这一前提上允许过正，但不准俢正，一辈子喜欢剥夺人民的人权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动不动就血醒镇压，生命轻如草芥。整死一个大活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还不如枪杀今天的二极保护动物有人过问。当年路边一张废报纸，只要上有毛图像，如果你走路不小心，无意踏上一脚，假如有人看见，他想踏你的身子往上爬，那时机会多多，跟你上纲分析，轻则批斗，重则反革命，叫你有口难辩，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毛泽东的酷法独裁时代。所以，邓、毛从骨子里两种秉性不同，就决定着各自的待民态度截然相反，人民感恩邓小平更在这点上。不然，今天你还敢谈个性无限张扬，依毛的时代，那是罪该万死，其实不需要万死，一次就性命玩完。这些情况都是事实，让你自己去比较，左派要想干什么，你就知道了。倘你问左派，你让他跟自家的孩子说，假设毛和邓今天仍活在世上，让他的孩子选择是愿跟毛走，还是跟邓走，我想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的孩子坚决跟毛走”。所以，我也懶得得罪这些人，因为天生的心术有毛病。这毛病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他想再度挑起社会动乱，让别人帮他夺权。且年轻人好斗这是自然的生理过程，正好趁社会腐败，贫富两极分化，此时不挑，更待何时。但问题是他们不明白，当年孙中山和毛泽东如果没有“俄毛子”有瓜分中国的野心相助，不但毛起不来，甚至蒋也成不了气候，这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历史。况且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大部分没有文化，挣扎在不是生就是死的贫困线上，因此有奶便是娘。今天是什么时代，最贫困的家里都有肉吃，最低等的文化都在初中以上。你以为仅凭这些贫富相对悬殊的心理不平衡，就能操纵年轻人起来造反，那无疑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况且今天的后生懒惯了身子最怕死，我真忧虑面对外辱（包括今天有学者称的“八国联军”用金融和文化扫荡中国），子孙后代谁肯拼命抵御？但左派即毛派这一点非常可取，这些人大凡都有（自己也没弄明白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就善用这点调动他们。毛本人这点也没人否认，只是爱国跟爱民他从不接合（骨子里也从没想过要结合），老想为个人的利欲而杀人，主张掌权用酷法，杀人不眨眼，不知道德为何物。你再看看左派的嚷嚷，他们主张仇富、杀富，用酷法惩治官僚权贵的贪腐，殊不知今天所谓的富人，官僚和权贵，也是昔日的书记厂长和队长，曾经比他们更左派，否则他也当不成富人和权贵。这些人的钱的确有很多来的不干净（大发体改财），但我总觉得他们大多数人，要比昔日完全的指鹿为马管理社会的窝囊废强，首先他会搞钱是事实，问题是如何逼他道德良知返朴归真，减少此生及其后代子孙应该受的报应。而现今落伍的左派如能重新掌权比他们强，只有鬼才信。既然如此，干吗不用中庸之道逼那些富人和权贵，只要他把财富不带进棺材，不携逃国外，有必要鼓吹仇富，恨不得将他们分光杀光吗？当然聚敛财富不用或外逃该杀除外。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干吗就不能顺应天则用本民族经世济国的办法，把所有的社会财富调整到正常循环的轨道，用国家的税收杠杆将它相对褽平，使之最大限度的替社会造福。而这种造福是国家说了算，制度说了算，如果邓小平在世，他一定会想到这个办法。这不比仇富劫富和谐的多，提高财富的质量和速度快得多，改善两极分化，改善人民的福利实在得多。同时也让那些懒汉过得相对贫寒一些，逼他们向勤劳致富靠拢。邓小平去世已经十年，左派想让死者背黑锅，这是凭什么？子不及父，只会怨天尤人。共产党起初的斗争哲学不改，教出来的子女永远都不肖。如果说邓公有什么失策，就是生前没把理论直接跟祖宗的文明历史接洽，不晓得后任没有他的人格魅力，使得今天人的价值观全面崩溃，这才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朱元璋借白莲教的理论得天下，治天下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人民心中的这一邪教，林彪打仗很少败，治国也知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所以我说邓公的遗憾，就此点不及林彪。但历史仍然会永远记住：他是一位伟人。
二，圣道文明的经济制度答疑
章东生：老师，首先请问圣道文明的金融体系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因为您不是经济学家。
答：孔子的儒学所代表的圣道文明既然是天地人道的运行规律，那么，我们干嘛不能用同样的悟道方法来应对今天的市场金融？说工商社会跟农耕经济在经世济国上不是一码事，那是洋人的说教。首先生活的本质是同一个目的，只是生存的劳动分工复杂一些罢了。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哪种社会形态，仅有日用商品的品种增加不同，没有生存的目的不同。而现代金融体系，只对现代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起媒介作用，并不改变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说，它不能改变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就让人想到：金融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理应为社会的公平来进行设定，即它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帮社会调节平衡？于是细细一想，仍然可用天道回答上述困惑，严格依天行事，保持阴阳之道的运转平衡。这就跟中医治病一样，要首先知道国家机器是社会的免疫机制。而社会的任何乱象，不管发生在哪个局部，都因免疫机制失衡。所以，所有的阴阳运转道理完全相通。比如中医治病利用这一原理，重在湿热调补，首先改善人的免疫机制。而西医总只注重局部炎症。炎症利害，西医就分科手术。虽然都是治病，西医往往只重治标，不重治本，而中医恰巧相反。因此，中西两种文化认道根本不同。对市场金融，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的经济危机，就跟电脑病毒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结果，一方面是有钱人把财富垄断，百分之九十的人没钱买商品，二方面是有钱人有堆积如山的产品卖不出去，宁可毁坏也不贱卖穷人。于是，只能让更多的穷人没法就业，因此忍饥挨饿，最终起来革命。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危机，完全是人为的灾祸。既然是人为的灾祸，为什么不能主动克服和避免，皆因洋人的文化基因本来如此，哪有我传统道德教化开明，使得私欲让良知泯灭，金钱把灵魂障蔽，才使人类相互残杀，财产毁坏，土地荒芜，非要生灵涂炭而甘心，这就是不俢人性的历史怪圈。
章：这样说来，只有圣道文明的金融体系，才能破解这个怪圈。
答：可不是吗？面对今天的金融市场，我们只要改变纳税的办法，就可从制度上克服这个怪圈。我不管你制造什么商品，你必须要购原辅材料，当你买原辅材料时，你付款就得交税。税由国家掌控，因此，国家就是经世济国的免疫系统。只有这个系统，即国家所收的税款调节到机体的每个部分，才能使社会的每一个构成部分普遍健康。你可称这种税为消费税，但我叫它阴阳调节税。社会不是两极分化吗？外资不是大量流进中国市场吗？这没什么好怕，你老外那套人为的资本盘剥和金融危机，我叫你在圣道文明的社会害不到人，你只能乖乖赚点良心钱。这道理十分简单，但说清楚相当复杂。
章：这是为什么？
答：还是从钱说起吧！钱在远古是农具名，可以用它换东西，故最早仿其形状铸成货币，加上钱的本意又是泉，取其流水周遍的意思，这在《说文》中有明确记载。因此，钱是用来流通交换商品的，它是我们祖先8000年前的远古时代就形成的经济原理，哪里还用今天去向洋人学。当钱进入物质流通领域后，又大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谋生职业的拓宽，于是我们的文化中又有了经世济国的理论。所谓经济建设，其实就是加速金钱的流通，这跟“天行健”，“生生之谓易”讲得道理完全相通。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我对钱的金融认识有了更简单的结论，钱是什么？钱就是一张纸，一张物物交换的诚信证明单，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人和人之间没有这张诚信纸，他就不会轻易把货给你。这样，就为这个诚信证明单，妻子可把老公难住，老公也可把妻子难住，其实都是人造的一种游戏规则。当这种游戏规则大家都觉得设定的有缺陷时，为什么不能将它改一改，可见国家养那么多经济专家，他们都是鱼目老袋，只有跟着洋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屁股转。怎么改呢？我们举小学生都能听懂得道理来说：现在两极分化，城市高楼鳞次栉比，皆因老百姓没钱买，资源被闲置，究其原因，经济的流通渠道被一张诚信纸堵塞。我跟你把这张诚信纸拨开，你说它又要拉动多少产业，让多少闲置的机器开动，多少闲置的劳动力有事做。可这恰巧是从洋人那学来的资本垄断，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怪胎。怎么盘活自己的经济，我凭什么让你洋人摆布，老祖宗提供的智慧浩如烟海，所以，我给出的主意就是每人一张诚信卡外加一张银行卡，取消人民币的国内流通，取消所有税种，独设消费税，除非你不在我国境内消费。至于人民币，本身就是纸，对十四亿中国人，我甚至可按美国佬的人均年消费来配置，按人头国家给每人卡充同等消费值，这样大家就都有钱消费了。但你必需用诚信回报国家，即用勤勤恳恳的劳动来赚钱，来支付国家为你开出的空头支票，如此则国家实际财富便可在较短的时期巨增起来。而该空头支票也只准在国内消费，除非你卡上有超出国家给你的钱，这超出部分才允许你取款国外消费，而且取款时就扣下了你的消费税。倘政府能接受这套天地人道的金融方法，我敢说超美指日可待。且一切社会问题（包括环境保护和资源贱卖）都会迎刃而解，皆因诚信法是每个人的第二生命，对法律和制度的执行，比什么权力制衡都人性，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灵魂是随人的生命时时刻刻存在的，各自自觉维护，哪要多少社会约束成本，这就是我们祖宗的圣道文明今用。
章：您这虽是谈经济，其实也是哲学论道。当然，我们更需要您多告诉一些道理。
答：好吧。你知道GDP值是什么意思吗？
章：我当然知道。GDP值是国内生产总值，指一年内一个国家全部行业的总生产和经营成果。
答：你知道GDP值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转正常与否的真实情况吗？
章：这我确实不知道，还请老师告诉我。
答： GDP值根本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运转是否正常。因为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是把外企包含在内的。换一句话说，外企是借你的地盘和资源生产产品，可产品和价值的支配权全属人家，而不属于你的国家所有。只有GNP值，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在一年内新生产的产品价值总和（也包括在国外的投资）。这个数字才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转的真实情况。不然，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GDP值每年都居世界首位，可人民依然相对贫穷。原因就在GNP值增长太低。换一句话说，所谓GDP值增长很高，其实有绝大部分是人家的，而且还是消耗的自己家当，也就是今天专家学者们说的，大量消耗了子孙后代的养命资源，贱卖了祖宗留给咱们的家当。
章：这种消耗家当，即贱卖子孙养命资源，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答：你的老师是研究儒学经世济国治国原理的，不是现代经济学家。也懒得留意经济学家的那些枯燥数据。就以摩托罗拉投资中国市场作比（当然，我没有它的具体数据）：假如当初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1亿美元建厂，折算人民币8亿元，这个投资对天津来说，当年实在很合算。如果摩托罗拉公司以这分投资在中国用3年时间生产手机1亿部，这些产品资源（包括劳动力）肯定都是从中国就地取得，如果1部手机卖1000美金，那么1亿部就是1000亿美金，折算人民币8000亿，扣除原有资本8亿人民币，再扣150亿所得税，打他其他费用20亿，折合总投入178亿人民币。你说，用8000亿减去178亿，他三年时间是不是净赚7822亿人民币？当然，我这是假设，事实上他可能远不止赚这多。然而，该7822亿人民币几乎可以买得起整个天津市。买矿产，能源和食品，大家可以计算，他可买咱们多少东西？起初投资一个亿，几乎是四两拨千斤。换一句话说，子孙养命资源，就这样被咱们这代人透支和贱卖了。这里仅只举一个摩托罗拉为例，如今，中国民族企业的所有行业前五名，几乎全部被外资吞并，即跨国公司收购。这些跨国公司在本行业内它就是大鳄鱼、大托拉斯，中国的同行小企业，打个呵欠他都可以把你吞吃光，没人敢同他争。所以，行业内产品定价就成了他怎么说就怎么算。民族企业要生存，只能打他的假牌子，以便食其牙秽。因此，中国假冒伪劣商品就因这种生存环境而层出不穷。久而久之，洋人在中国投资一美元生产的产品，然后以1000元卖给中国人消费，你敢说他定价太高吗？除非你干脆不买。想买没钱怎么办？那就只能出卖土地和矿产资源。因此，环境破坏不堪，矿产渐被掏空。这样恶性循环，中国成了什么？人民成了奴隶，国家成了殖民地，政权成了买办代理。这才使思想界和学术界极少精英如梦初醒。应该说这些精英至今仍是极少﹑极少，他们开始重视问题，忧心忡忡，探讨解决的办法。要不及早想对策，再过几代人，中华民族彻底玩完。  
章：我明白了，原来老师的呕心沥血，远不止徒儿尊敬您知识丰富那么简单。
答：这不是知识丰不丰富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个人的能力会有多大呢？但倘能启蒙每个人唤起同样的良知，你知道中华民族的力量有多大吗？那可是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呀！
章：这我当然知道，可那又应该怎样去做呢，这世道人人都为利欲竞争，有几人能静下心来想想，不光为金钱而活。
答：你说得的确不错，如果没有政府的高度意识，不尽快取消党争，不及早归位民族意识形态，然后关起门来打狗，民族要想翻身很难。所以我建议对所有入境外资，必须逼其依法纳税，然后才能允许撤资逃离。因此，只能及早启动圣道文明机器（这机器本来就是祖宗留给子孙的，让它闲置了几千年），刺激国内消费，方能复兴民族产业，我前面讲的办法你知道能解决多少问题吗？我要让你外企跟我民族企业平起平坐，没有那么多充裕劳动力让你贱收，也没有那么多廉价资源让你贱买，既可逼你增加制造成本，又可逼你降低产品销价。对国内制造出来的产品，无论内资外资企业，洋鬼子愿不愿买都无所谓，首先变国内民众消费稀缺，为产品制造平衡。如果现政权的治国理论接受本人的建议方案，解决理论合法的平衡过渡，主动投入祖宗灵魂庇佑的怀抱，使圣道文明的历史承续展开，则期以三十年时间超美，已是绰绰有余的估计。所谓用5年时间取消人民币流通，同时将所有税种全部撤销，仅收国民消费税，就是从体系上保障了圣道文明，金融理财的“生生”法则。即让天下的父母，共同养育天下的子孙。倘你是亿万富翁，那么，你每天的消费则至少也在5000万之间，因为你要制造产品，你要购买原辅材料，这5000万你一旦向社会支付，也就等于你付了当天的消费税（当然你也可把它称为购进税，这就是一种阴阳体系的金融政策），你说国家每天能收多少钱，国库永远有钱供血社会机体。反过来说，穷人钱少，他只有工资收入和国家补贴，于是消费相对少，因此承担的消费税赋也极少。而洋人在境内投资，税赋也概莫能外，除非它不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至于贪官要把钱从中国人民银行转出境外，现在是没丁点办法截住他资金外逃，一旦立法消费税后，任何金融出卡，全部视同消费，程序就跟你把它堵死，由不得你不愿交税，如果贪官觉得将聚敛的财富转出不合算，则资金外逃就会有所遏制，以前的事也可既往不咎，免得这帮汉奸老想办美国户籍，把中华民族的财产往外转。
章：您说的这套金融方案估计左派能够赞成，右派是既得利益派，他们不会听，再则，就现今情况而论，您说仅用消费税遏制贪官聚敛财富外逃，既往不咎，左派恐怕不会依。
答：我知道，这个道理左派始终想不明白，假使一个贪官贪了一个亿，我告诉你，他生不能带来，死又没法带去，这一个亿只要留在国内，依然是中华民族的财富，而问题仅在他把人心带坏，所以查出来就必定该杀，这完全是道德规范的需要，而不是其它。倘携款潜逃国外，办人家的户籍，那就是罪该万死，包括很多高官。所以，这个社会第一可怕的问题不是贪官的多少问题，乃是道德价值彻底崩溃的问题，赶快放掉斗争哲学，及早重塑道德良知才是关键，左派这一点始终想不明白。
章：我读过很多左派文章，他们都主张用酷法解决问题，所谓乱世用重典。
答：标准的言过其实，至少现在还不能算乱世，再说酷法立的再多，执法犯法仍然只害老百姓。
章：按照上述的金融办法，还有一点您是否想过，如果洋人不在国内采购原辅材料，这样他就可逃过消费税。
答：那好，我也巴不得，你在我境内制造产品，原辅材料由他国提供，正好没有消耗我子孙的养命资源，但你产品出国，我立法规定，必见出口产品的货款国内进账单，海关方准放行。倘你违反这条，我立法规定让你破产。这样，我允许你外资仍可逃过国内消费税，即你在国外付款进材料我不管你，运到我国境内，我也不管你付款与否，海关照样放进。但你把产品销往国际，则钱必须进入我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逃避消费税，除非你老不取款，反正你有钱嘛！正好我可用你巨额储蓄投资我民族企业，你又不怕我还不起你的钱。你在我的国家造产品，用我的相对廉价劳动力，我又没有收你一分钱的税。你也合算，我也会算，这才叫双赢。这就是我们祖宗的《易》学，孔子诠释我们明白的道理：“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谓之长女”，无论你怎么做。男女都是我中华民族的孩子。因此，我把它叫阴阳金融政策，你说用这种圣道文明金融政策怎么不好治国？
章：我和很多学者一样，仔细思考过您这套救国方案，估计迟早会被执政当局认可。
答：假如胡温当局能好好推敲我这个研究成果，我敢断定，他就能够创造当今的世界奇迹。老天既然能让他从口中说出“构建和谐社会”六个字，我想：只要是天下的儒士，肯定都可支持他，但愿他没对天下儒士撒谎。而那些死守斗争哲学的小丑（包括左右两派顽固之徒），才是中华民族的永久罪人。但是儒者应该心里明白，尽管他们罪恶滔天，让社会永无和谐之日，也只是中了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流毒，人人都要做将军，所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杀将军，都去当将军，谁肯当士兵，大凡也只过过心理瘾，这个社会皆因这套心理扭曲而变坏，而尔虞我诈，而坑蒙拐骗，而传统道德崩溃。因此只有老天有权惩罚他们，执政当局倘用儒道治国，根本不必斤斤计较。因为圣道文明告诉一个不变的哲理，天道之“善”永远“生生”，既然你想生不想死，干嘛不让人家生？总有一天他们都会主动忏悔，因为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炎黄也是他们的祖先，一个连祖宗都不认的人，老想让社会同情和尊重，只有阿Q愿意相信他。

顶,收藏了,有空一定认真读.

    请问这是陆老师本人的大作吗？
    第一段写得很好啊！给我很大的启发！谢谢您。
    不过后面谈到经济的那部份不敢苟同。从发行诚信卡那一段再往后，我就不怎么看得下了。如果真像您所想象的，发行什么所谓的诚信卡，最终的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吃亏”、没人愿意干活，大跃进的情景必将重演。
    圣祖描述的很多社会状态中，我认为我们目前应该处于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经济单位是以家为单位的，而不是以社会为单位的。如果忽略了这个特征，就很不妙了。
    根据圣祖的想象，在“小康”这一个阶段，首先是要倡导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只有把小家照顾好了才能谈得上大家、只有小家富了大家才会过得好。其次是要建立社会的礼仪准则、道德规范甚至是法律制度，使民众在这些准则、规范和制度之下生活和工作。第三步是倡导“讲信”，就是做事要讲信用。第四步是“修睦”，就是要使人们跳出赤裸裸的、冷冰冰的金钱世界，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使弱势群体得到尊重。
    试想想看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国家走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圣祖的设想走下去的：首先是“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老鼠是好猫”，进行了第一波的“思想解放”，好了，大家都从什么公社啦国营企业中走出来了，大家开始“货力为已”了。我国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第二步，建立了一系列扶助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把经济给控制住，避免了类似于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第三步，问题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出来了（还记得80年代末的温州鞋吧？臭名昭著啊……），人们为了赚钱不讲信用了，偷坑拐骗样样来了。老鼠是抓着了，但把花瓶也给打烂了。怎么办呢？开始倡导“诚信”啦。第四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好多人眼里只有钱，不讲道义、不讲道德、没有人情味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法律能控制得了的。于是政府就开始倡导“和谐社会”了。
    前述种种，圣祖在礼记的“礼运”篇里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我们应该相信，从邓小平开始，我国中央政府一步一步走来，奉行的正是圣祖给我们描绘的蓝图啊。

    以2500年前的见识，预知到2500年以后人类的生活，古今中外也只有圣祖一人能做到了吧！对于人性的理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圣祖更高明、更深刻的了！只有不断学习圣祖的思想、不断修正国家的方针政策，才是我们国家唯一正确、唯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对于这么好的帖子,我的特点是先顶然后再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