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约在30岁时开始做教师，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大教育家。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进步口号，对学生施行“因材施教”，从而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的风气，破除了门第观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多方面都是公认的，它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但过去许多人都认为孔子重礼教，对孔子重德教探讨甚少。重新探讨孔子重德教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对当前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教育方向的确定是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代的要求来决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而人才观尽管各个时代、各个阶级有

所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要求德才兼备，不仅要求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有高尚的品德。正如我们现在培养人才首先把德育放在首位，评定人才也是要德才兼备。孔子创办私学，重德教，正是按照时代的要求来确立这一教育方向的。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天下无道。周天子失去了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还出现“自大夫出”。这样，政治实权逐渐下移，宗法制度日益涣散，庶人议政，国人暴动，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混乱状态。孔子认为这是“礼坏乐崩”，“天下无道”。怎样来改变这种局面呢？孔子主张大一统，反对“犯上作乱”，以便恢复和平、统一、安定的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免受灾难；在教育战线上，从教育下一代入手，重视德教，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

同时，孔子之时，也是经济关系处于大变革时期。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先王之制愈来愈行不通了。私田开垦越来越多，私田主人不向国家纳税，直接影响了国君的收入。于是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实行“初税亩”。这样，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井田上原有奴隶也逐渐转化为自由农民。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此时，奴隶制的旧道德观念已经腐朽，而新的封建道德观念正在开始产生，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有一套为自己服务的道德思想。孔子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创立儒家学说，力图用儒家的道德观去取代奴隶制的旧道德观，用儒家的道德观去影响和教化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民众。为此，孔子广收门徒，传播儒家思想，重德教，以培养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才。如他的弟子冉有、季路曾做过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帮助推行封建剥削的田赋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教育方针确定之后，教师是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主导者。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教师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又是塑造新一代人的“灵魂工程师”。孔子自身修养很高，尤重德，这就为他重德教提供了保证。《论语》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对孔子的形象、言行作了许多记载。他作为一名教师，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以身作则是做好教书育人的重要条件，孔子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我们知道，学生的成长受家庭、社会、学校教育诸方面的影响，其中在学校教育方面，影响最深的是教师，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学生直接观察的对象，效法的榜样。常言说：“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这个道理。董仲舒曾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要做好一个教师，既要有丰富的知识，高超的教学艺术，又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操和生活作风，一言一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孔子就是这样，时刻都能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和感化学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自己做表率于说话之前，然后才照他做的去要求学生做。因此，他对学生的要求能使学生信服，照着去做。

孔子把“仁”看成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仁”乃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意，如果人心中没有这种真情厚意，则虽有礼乐，亦无可用。人虽然没有超阶级的人，但孔子认为人则“性相近”，“习相远”，完全可以教化，即用“仁”为标准来教化他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什么是“仁”呢？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对象，对“仁”作了不同的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近仁”等。孔子有这样高的道德标准，在教育中必然重德教。

再从孔子的形象来看，《论语·述而》中记载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既对学生和顺，但又极严厉，既对学生严而有威，但又不粗暴；极为恭敬，但又安舒。对学生和顺，易于接近，自然容易接受他的教育，但一味和顺，对学生要求不严也教不好学生。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教师必须在学习上、思想上、作风上和品德上严格要求学生，要严而有威，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和信任。如果态度粗暴，学生就会产生畏惧、反感，不易接受教师的教育。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真是一位品德修养很高的好教师，不愧为“万世师表”。这样的教师办教育，必然会以德为重，把德教放在首位。

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贯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教书育人首先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们教师应该象孔子那样，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对学生要温而厉，威而不猛，给学生以爱，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严格要求学生，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为国家培养出优秀的四有人才。

《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是孔子之教的四项教学内容，这四教中，除文教外，皆属德教，且文教中亦包含有德教的内容，可见孔子之教最重德。孔子培养人才，把德行放在首位，如他赞扬其弟子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特尊德行，把德行修养好的学生放在第一。颜渊死后，孔子十分悲痛，哭得伤心过分。孔子重德还可以用他评论马为证，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一匹好马并不是看它的力气大，而重要的是看它的德，如果一匹马力气再大，能日行千里，但无德，不听人使唤，那么，这匹马就不成其好马。人亦如此，如果一个人只有文才，无德，同样不成其才。

孔子四教，从内容方面来看，对周代的设教是有所损益的，可说是进行了教学改革。周代“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中虽有德教方面的内容，但仅限一些贵族礼节。孔子之教虽也有六艺在内，但“文，行，忠，信”四教才是其核心内容。

在文教方面，孔子之教以德为重主要表现在重视教材的思想教育性。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大教育家，不可能有现成的教材，于是搜集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孔子编六经完全按照他的标准审定的，因此教育意义就很大了。现仅以《诗》为例，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特别重诗教，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诗十分重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综观古今中外，教材的内容无不包括知识性和思想性，这是教书育人的要求所决定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也曾说：“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正是孔子重视教材的思想性，“六经”之教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在行、忠、信三教方面，全系德教内容，这是孔子之教以德为重的最重要的表现。“行”，即德行。《论语》中记孔子言德之语甚多，他常叹“知德者鲜也”，“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最忧虑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因此，他在教学中最重德行教育，并以君子的标准要求学生，要学生做君子，不做小人。他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有三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有三戒，即戒“色”、“斗”、“得”；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最称赞子产的君子之道四大品德，这就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忠、信”，即是人之心性，为立“行”之本。它是言对人讲忠诚、讲信用。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之两省言忠信，并放在前面，可见人与人讲忠信是最重要的。在家敬孝则忠，与朋友交要言而有信。但在孔子看来忠君则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主忠信，十分强调忠信在对人处事中的重要性，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正因为孔子主忠信，才使中华民族以讲“忠”、“信”闻名于世。在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提倡“忠”、“信”，只不过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三忠于，五热爱，守信用之类，便是如此。

总之，孔子四教，以德为重，再兼以习文，其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怎样才算合格人才呢？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人”，即“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培其智，修其德，养其勇，习于艺，再加上礼乐之文，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备的人了。孔子还指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孔子强调成人主要是德，德是成人的起码条件。这一思想对我们当今学校加强德育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孔子重德教，贯穿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特别值得赞扬的是他围绕培养目标—“学而优则仕”加强德教。首先，加强为政的道德教育。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德政，对民以德教为主，统治者要取信于民，然后才使民。他总结了历代治民的经验教训，最称赞尧舜禹的美德，周文王、周武王之德。他教育学生要“尊五美，屏四恶”。他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尊五美”，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屏四恶”，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尊五美，屏四恶”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进行为政前的职业道德教育，它对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其二，教育学生不谋私利。孔子之时，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都重势利，贪婪凶残，利欲熏心，对名利看得很重，孔子对此十分鄙视。《论语·子罕》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说明孔子教育学生时很少谈利，只赞同命与仁。孔子不计较名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因此，他教育学生不要只见小利，而忘了大志，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进仕得禄后，也要先敬其事，而后其食，如果只见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其三，教育学生要爱民。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说明孔子设教以前，学者学习文化知识完全是为自己，而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提出学者不是为己，而是“为人”，即相当于现在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学者既然是为人，所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对待劳动人民，“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治民应先进行教化，等百姓信服了然后才劳其民。劳民要不误农时，赋役要有一定限度。孔子反对暴政，曾公开谴责“苛政猛于虎”。

孔子重德教的教育思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光大，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