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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a]../images/upload/2004/01/18/211846.jpg[/imga]2001年，亚行四任中国执行董事相聚在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左起）：赵晓宇、孔繁农、车培钦、李若谷
南浦大桥：亚行“纪念碑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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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年会，是亚行继1989年在北京举行第22届年会后在中国举行的又一届年会，而这届年会在上海举行可称之为亚行与上海合作的又一“纪念碑式工程”。

1986年4月，中国完成了正式加入亚行的全部程序后，首次派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亚行年会，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会后，当时的亚行行长藤岗真佑夫应邀访华，在与我国领导人会见时，就积极探索如何启动亚行与中国的合作。从北京到上海，他表示：希望亚行在中国办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国际大都会上海建设一个与交通有关的基础设施。1987年4月，经我国政府推荐，我在亚行第20届年会上当选为代表中国的首任执行董事。同年7月，我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亚行总部常驻，就任执行董事职务，在我到任拜会藤岗行长以及亚行领导层其他成员时，他们都谈到：现在中国是亚行最大的发展中成员，由于中国的加盟，亚行现已成为覆盖世界一半人口的国际金融组织，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服务于世界一半的银行”。因此亚行与中国的合作起点要高，首先要寻觅一个有永恒纪念意义的“纪念碑式工程”的合作项目，希望亚行与中国双方为此共同努力。横跨黄浦江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之所以当时在亚行内部传之为“纪念碑式工程”，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藤岗行长的授意下，亚行高层人士以及有关部门专业人员在与我接触时，不断地探讨由亚行牵头融资修建第一座黄浦江跨江大桥的可行性。1988年3月，我回国述职，见到了上海市领导，通报了亚行当局有融资修建黄浦江跨江大桥的积极性。其实修建黄浦江大桥早已列入了上海城市规划，如何开辟融资渠道实际上也已提上了日程。但有关部门正在考量各种可能性，尚未下最后的决心。当时正在北京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上海市领导，听取我汇报后，立即召集代表团内计委、建委、外资委、金融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当场议定：该工程的融资，亚行方面既有意愿，我们也有需要，就不要再犹豫了，可优先考虑亚行。事后不久，有关领导又正式批示：“还是使用亚行贷款”。至此，对于浦东开发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工程、黄浦江上第一座跨江大桥———南浦大桥就此开始立项启动了。

回忆往事，我能作为当时任职亚行代表中国的首任执行董事，为这一亚行在上海的“纪念碑式工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沟通工作，深感欣慰。现在，亚行年会在上海举行，我又能为躬逢其盛，亲自目睹亚行与上海合作的又一“纪念碑式工程”而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