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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不断对外扩张，一心想称霸中原。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的夏天，吴国挟迫鲁国在鲁国的鄫城（现在山东峄县境内）举行了一次会谈，子服景伯为鲁哀公的相礼。在这次会谈中，吴国恃强凌弱，任意摆布鲁国，向鲁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吴国要求鲁国拿出一百只牛，一百只羊，一百只猪作为献礼，当时称为“百牢”。这显然是在以强国凌辱弱国，以霸主役使诸侯。鲁国不从，子服景伯说：“先王无此礼制，鲁岂敢逾越！”
　　吴相礼说：“宋已献我百牢，鲁不得在其后。况且昭公二十一年，鲁曾献十一牢与晋大夫范鞅，难道今日献百牢与吴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子服景伯忿忿地说：“晋之范鞅贪而弃礼，以强晋凌我弱鲁，鲁不得不从。吴王乃仁义之君，以礼命诸侯，鲁则应以周礼之限为数。奉天子之牢不过十二，此乃天之大数也。今吴弃周礼，强索百牢，这难道是君子之举吗？”
　　吴国本来是贪婪成性，暴虐无道的豺狼之辈，子服景伯跟它讲这些，纯系是对牛弹琴，所以，争执了半天，问题终未得到解决。
　　回到住地，景伯对鲁哀公说：“当今时势，吴强而鲁弱，若执意不肯献百牢之礼，吴必出兵伐鲁。小不忍则乱大谋，依臣之管见，以屈从为上。”
　　鲁哀公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国家弱小，就是要受强国的欺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嘛，这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只好点头应允，以百牢之礼献吴。
　　可怜的鲁哀公，只看到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却没有想到如何富国强兵，不为他国所鱼肉。
　　吴国在会谈桌上取得了胜利，得意而归。消息传开，诸侯各国议论纷纷，有的称誉吴国强大，君臣英豪；有的则骂吴国弃礼不仁，有如虎狼。身居高位，手掌重权的人，多是些聋子，他们只能听到溢美赞誉之辞，有谁肯将贬抑之言灌入他们的耳骨呢？吴国君臣自然也不会例外。太宰伯嚭没有参加吴鲁会谈，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没有他的功劳，他很觉懊恼。伯嚭是个贪婪的佞臣，一向嫉贤妒能，不甘在人之下，便以大国之居，派人到鲁国去召季康子来吴禀见。他想借此机会露一手，捞一把，为自己涂脂抹粉。
　　季氏宽大的议事厅里，季康子一人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只有三十八岁年纪，但由于整日山珍海味，吃得脑满肠肥，加以无所事事，因而过早地发福了。圆而大的头几乎是粘在肩上，中间似乎并没有脖子。脂肚挺得高高，像七、八个月的孕妇，连那宽大的袍子也遮掩不住。稀疏的胡须，淡淡的眉毛，黄而参差的牙齿，灰白的脸皮，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宣告，这是个酒色之徒。他的长相与其祖父、父亲颇相似，但性格却绝然相反。季平子、季桓子虽贪婪、阴毒、凶狠，但却善动脑筋，一向不露声色，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正在运筹一个什么新的阴谋，喜欢一个人在这间大厅里盘膝危坐，面前的几案上摆着一杯浓茶，一边品茶，一边静静地想心思。季康子则不同，他本来就不学无术，又圆又大的脑壳里仿佛堆满了肉与脂，连半点缝隙也没有，加上脾气大，火性急，所以哪怕遇有针鼻大小的事，便这样热锅上蚂蚁似的坐卧不安。自从接到了伯嚭的邀请信，他就一筹莫展，食不香，睡不甜。他倒是有点自知之明，无论从学问上、韬略上、口才上、外交礼仪上、应变能力上，自己都与子服景伯相距甚远，子服景伯与哀公尚且受辱，见笑于诸侯，自己此番应邀前往，现场不是更加狼狈，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吗？他接受了冉有的建议，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到卫国去请子贡，但至今仍没有来到……
　　子贡奉季康子之请赴吴辞谢，拜见了伯嚭。伯嚭将子贡安置到馆舍安歇，来日于太宰府详谈议事。
　　第二天巳时，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来到了太宰府，车上走下了一位穿着丧服的人，这就是子贡。早有门官报知了伯嚭，伯嚭出府门一看，大惊失色，怒火中烧，正想发作，又克制了自己。因为子贡的外交才能闻名于诸侯，八年前他来说吴救鲁困齐，二人就曾打过交道，领教过他的厉害。伯嚭将子贡迎入正厅，二人分宾主坐好，问道：“先生为孔夫子高足尽知礼仪，请问国君长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其门，此为何礼？”
　　子贡回答说：“此乃畏大国矣，并非礼也。倘若君臣虚国尽行，强国岂不乘虚而入吗？”
　　伯嚭很感兴趣地问：“大国乘虚而入，合礼与否？”
　　子贡说：“大国不以礼待诸侯，遗害无穷，必将亡国。”
　　伯嚭反驳说：“大国民富兵强，横行天下，臣服诸侯，岂有亡国之理！”
　　子贡冷冷地笑着说：“太宰岂不闻井娃观天，鼠目寸光吗？吴今虽强，然不久将焚宗庙，覆社稷，亡君臣，死万民，故赐特依礼着丧服，先来吊孝致哀。”
　　伯嚭再也忍耐不住了，拍案而起说：“孺生休得胡言，小心割掉你的舌头！”
　　子贡泰然自若，边品茶边说：“太宰休动雷霆震怒，请听赐陈述利害。若言之有理，当谢赐之美意；若出言悖谬，赐甘赴汤镬！倘先割掉舌头，赐则不能言，吴将危矣……”子贡是那样平静，那样风趣。
　　“先生请言其详。”伯嚭像泄了气的皮球，重又坐下。
　　子贡又呷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赐随夫子居卫，亲眼目睹一事，太宰可有兴致一闻吗？”
　　“先生但讲无妨”。伯嚭说。
　　子贡说：“卫有岭邑，处于重山峻岭之中。近年来常有猛虎出没，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一邑百姓纷纷迁徙逃亡……”子贡说着，突然停住了，在津津有味地品茶。
　　伯嚭竟等不及了，追问说：“后来如何？”
　　子贡见问，接着说：“后来卫相国孔文子组织全国著名猎手数百名进山，捕获猛虎十八只，百姓方得以回归故里，重建家园，勤于农桑，安居乐业。”
　　伯嚭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子贡转移话题说：“昔者，周大王命其三子大伯、仲雍、季历俱适荆蛮，拥有一方民众。长子大伯身着周之礼服，以周礼化民，民皆依礼行事。大伯无子，死后其弟仲雍继位。仲雍生性怯懦，国势渐弱，吴则挟持其废弃周礼，效法吴俗——剪断长发，裸露上身，刻上花纹作为装饰。仲雍之举，非为礼也，以避灾害。近者，吴鲁会谈，吴不以礼待鲁，强索百牢。吴强而鲁弱，鲁不得不从。吴伐楚灭越，侵凌中原诸国，此与猛虎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何异？吴虽强大，岂能胜过百兽之王吗？虎不知礼，恣意横行，为害甚广，最后群起而攻之。终成鼎镬中之佳肴。吴不以礼待诸侯，侵弱暴寡，肆无忌惮，结怨甚多。如今又侵凌鲁国，鲁乃周公封地，文明礼仪之邦，与齐为甥舅，与卫系兄弟。卫与强晋比邻，亲若手足。鲁、卫、齐、晋、楚、越以及为吴所害之诸国联合起来，犹如数百名猎手进山，虎再猛，岂能免于死亡？吴险如履冰，危若累卵，故赐特着丧服提前来吊，以尽故友之意。
　　孺生话已叙完，请太宰割舌平怒。”
　　“万望先生恕嚭鲁莽之罪！”伯嚭为难地说，“先生不愧为天下辩士，外交豪杰，一席话令嚭茅塞顿开。嚭当奏明吴王，改弦更张，以礼待天下诸侯。
　　一个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哪里是一席话所能改变得了的，更何况伯嚭是个毫无信义的奸佞小人。但无论如何，子贡这次受聘出使，没有受辱，维护了季康子和鲁国的尊严。


    来源:天涯在线书库  （小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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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
    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卫国人。他口才很好，雄辩滔滔，又能料事。见于《论语》中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的问答之言，属他最多，孔子器重他次于颜回。曾担任鲁国或卫国之相，最善于搞外交活动，曾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孔子对子贡的利口巧辞，有时也加以劝戒。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和颜回相比，你自认为如何？"子贡谦逊地答道："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他听到一分，可以了解出十分；我听到一分，只能领悟到二分。"子贡与子路一文一武，犹如孔子的左右手，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子贡很善经商，家境非常富有，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师生之情胜过父子。


 

2005年02月16日 《财经》杂志
 
　　如今的机灵鬼都深谙“得势而益彰”的诀窍，当然不是子贡那样为了替老师扬名才去聘向诸侯，而是专为自己抬高身价，以曾经被大人物接见、谈过天来炫耀

　　□ 何满子／文

　　历来的中国文人大都是孔孟之徒。
 
　　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孔孟儒学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老夫子有时也老实得很可爱，说他自己也不排斥金钱。《论语述而》里记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旧注云：“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意思是说，他认命，不去强求，强求就有背义理，徒自取辱，即丧失了人格。看来孔子还是很“中庸”的。

　　然而后世文人，不论是真廉洁还是假清高，遇到与金钱相关时，就有某种感情障碍，要特别矜持、渲染一番；有些表态还影响社会的视听，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在史传和各种载籍中留下不少故事，或为佳话，或为丑闻。这些人和事构成一道历史风景线，一一叙来，不仅可作谈助，亦且能在鉴古视今的观照中使人察悟世相和人生。

　　旧时文人瞧不起商人，因商人孳孳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文人自矜清高，斥商人曰“市侩”，连对并不经商但财物上斤斤计较的人，也以“市侩”目之。

　　还有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以农立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历来“重本轻末”，农为本，商为末，因此士、农、工、商四民，商排为最低等级。既然经商者地位低下，士大夫自然要贱视之了。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无不光彩感。孔夫子的高足弟子端木赐即子贡，便是很精明的商人。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孔子以“瑚琏”(《史记集解》引包氏语，说“瑚琏”是“宗庙之贵器”)许之。看样子他是一面求学一面做买卖的。《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则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

　　子贡经商致富，还对孔子大有帮助，《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赣(贡)既学于仲尼……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古人古道而本分，不像今日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机灵，善于傍大腕。如今的巨商大贾旅游出国，或到他国投资洽谈业务，都要和所在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如果得到元首接见，事情就好办得多。而且古代的商人除了打算盘，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极少走上层路线的。子贡是孔门高足弟子，而且“亿则屡中”，懂得向春秋列国的王公大人进行“感情投资”。这一招果然很灵，“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使国君和他分庭抗礼，身价一下子就抬高了。作为师父的孔子自然也名扬天下。

　　如今的机灵鬼都深谙“得势而益彰”的诀窍，当然不是子贡那样为了替老师扬名才去聘向诸侯，而是专为自己抬高身价，以曾经被大人物接见、谈过天来炫耀。须知世人多的是庸人心理，正如鲁迅所说：“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呢，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凡被大人物接见过、交谈过几句的人，便会被庸众刮目相看，身价十倍。

　　子贡是文化商人，他服膺孔教，是货真价实的“儒商”。他奔走列国，世面见得多，言谈又“侃侃如也”，具有外交家的潜力。他曾游说齐、晋、吴、越等国，说客当得很起了一些作用，《左传》、《孔子家语》等载籍多有记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得尤为集中详尽。孔门弟子大多贫穷，子贡却因经商而家累千金，十分富裕。同时他又不失令名，后世还在孔庙里受祭享，吃冷猪肉。

　　与子贡同时、略后几年，越国足智多谋的大夫范蠡也是在后期弃政从商、下海成了巨富的。下至战国时期，则曾当《吕氏春秋》名誉主编的吕不韦也是“阳翟巨贾”。可知在先秦，商人并不受文人的卑视和舆论的菲薄，商人的被鄙视是后来的事。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可以看作他对逞口舌之利的态度，但是他很得意的门生子贡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根据不尽准确的历史资料看，子贡显赫之能事，莫过于长袖善舞，游走于五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将勾贱夫差这些一流霸主玩弄于股掌，在他的运筹下，造成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局面，影响了整个春秋末期。子贡首先是一个善权谋交际的人。
    他曾是一个商人，但是“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他把财富用在了帮孔子创造影响，联络沟通，并且长久地追随孔子，这么看来，只用儒商来定义又未免流于浅薄。子贡应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
    当时，鲁国有律，凡鲁人在外为奴，有人出金赎之，可由国库给偿。子贡赎一奴，但拒绝了国家赔偿。孔子的结论是：“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此后，鲁人就不肯再替奴赎身了。不拿国之赎金，就破坏了法律。”孔子认为子贡在无意中提高了道德标准，造成了道德高压。我们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作普遍的道德标准，事实证明，这是反道德的。因为违背了人性，一切道德都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飘在云端的道德百无一用。有孩子把彩虹叫做彩虹桥，但是ta 也知道，这桥是没法通过的。
    这件事，子贡有刻意标榜之嫌。幸好他还没富可敌国，否则这样的行为可能成为一个生活在封建帝国商人的灭顶之灾。他又是一个想出风头又有能力出风头的人。
    子贡跟随孔子一年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超过孔子的，两年的时候，他认为彼此旗鼓相当，待到三年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不及孔子。这个历程，不但说明他谦虚自省，更显示了其骄傲自负的一面。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赶马车的活，他自然不会真的去做，但是至少表明了他对经济与经营或者对商业的一种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子贡多次为他称道，亦属自然。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敢对国君这个态度的人，可不多。老子强调的是以德报怨，孔子的思想体系却始终是以直报怨，从这句愤懑之词，可见子贡在某些个地方着实继承了导师的衣钵。众多门生里，惟子贡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守墓六年。颜回也必如此，可惜他命薄。
子贡曾问孔子自己是何许人也？孔子答曰：“器也。”何器？“瑚琏”。即一种极尊贵的用于祭祀用的器皿。有趣的是，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君子不器。”这可以理解成孔子的矛盾，或者口误，但我的看法是孔子对这个人的暧昧态度。 暧昧在于，子贡对孔子其名其思想体系的传播功不可没，自己也官居鲁国宰相，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孔子仍然不是全面的赞成。
    孔子问子贡与颜回哪个更强一些，实际上是对智者与仁者的追问，亦是对仁与智的思考。在选择安贫乐道甘守清灯与欣然入世游刃有余之间，孔子似乎也曾有过摇摆，所以他说我和子贡都不如颜回啊。若把颜回视为苦行僧，子贡算纠结在理想和红尘的俗家弟子。

    原创空间:八大山人

 

   [URL=http://www.xiaoshuo.com/jsp/visit.jsp?fid=20464537][B]蝶 治[/B][/URL] 于 Thu,2006-11-02 10:17:45 [URL=http://www.xiaoshuo.com/jsp/club/letter.jsp?id=41305#question2][回复][/URL]  孔子对于子贡，喜欢但不满意，对颜回却是满意。说子贡“不器”应该不是评价，而是一时的叹息罢。
其实子贡这个人，性情中人而已。……估计是魔羯座，O型血，哈～～

 john 于 Sun,2006-10-29 05:28:39 [回复]
呵呵~有趣~~
一般对古人作评价者都属牛人也~~
因为那些人毕竟都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更多只能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史料中去考查啦...所以一般能对古人作出评价者,要不是浅陋无知之辈,要不就是对吏料有作出大量且详细的参考阅读并作出独立思考的牛人也~~
楼主应属于第二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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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华五千年网 (www.zh5000.com)
 
　　子贡（前520-456）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又作子赣，亦称作卫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以前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曾多次称赞他，说他能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赐之敏贤于丘也” (《说苑·杂言》)；并把他比之为尊贵的“瑚琏”之器。子贡有较强烈的从政志向，他关心治国之方略，经常问政于孔子。曾仕于鲁、卫，游说于齐、吴、越、晋诸国。从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一度有愠心而出怨言：“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遭到孔子的批评：“今尔不修尔道而求容，赐，而志不远矣！” (《史记·孔子世家》)不久，孔子派他出使楚国，结果“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在鲁、齐议和会上说服齐君归还成地。

　　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在孔门弟子中是出名的，他曾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有人说他比孔子高明，他立即就加以否定，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肓人子之墙数仞。” （《论语·子张》）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论衡·讲瑞》）。

　　孔子去世，鲁哀公来致哀，子贡批评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贡为孔子守墓长达六年之久，然后去之。后世一般认为，孔子之名声之所以能传扬天下，颇得力于子贡的宣扬。

　　子贡晚年居齐，直至终老。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黎侯”；北宋真宗时又追封为“黎阳
公”，后又改称“黎公”。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卫国黎(今浚县)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生于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前456年)，终于齐。��
　　子贡出身于商人家庭，20余岁继承祖业开始经商。17岁(前495年)拜孔子为师，但未一直在孔子身旁，时常到各国活动。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初，孔子适卫时，子贡去鲁国察看鲁定公与邾隐公会见。孔子离卫适郑时，子贡跟随。鲁哀公三年(前492年)随孔子在陈国。困厄之时，子贡受命至楚，使楚昭王出兵救孔子。哀公七年(前488年)，孔子再至卫国时，子贡在鲁国，受季康子派遣会见吴国太宰。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回鲁国前，子贡在鲁国协助叔孙氏办外事。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子贡受鲁国派遣出使齐国。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后，子贡在鲁国孔子故里(今曲阜)服丧三年，又庐墓三年，凡六年。之后子贡仍在鲁国。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答卫出公求问。翌年一月前，子贡离鲁，后事不详。子贡曾任信阳令、信阳宰。��
　　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在众弟子中，孔子与子贡的关系超出一般。子贡钦佩和崇敬孔子，对孔子评价最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宣传者和捍卫者。子贡初拜孔子为师时，感到孔子并无什么了不起，后来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子贡称孔子的学识高深莫测，称孔子为圣人，比孔子为日月，任何人不能超过。《论语·子张》载，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马上反驳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七尺为一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房舍)之富。”当有人毁谤孔子时，子贡挺身而出说：“无以为也(不要这样做)，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怀疑孔子的伟大，对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回答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韩诗外传·卷八》载：“子贡答齐景公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孔子的学说大多经由子贡宣传给社会，子贡是孔子学说最好的代言人。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57次，而颜回的名字仅出现32次。��
　　孔子对子贡非常器重，往往将其学说的真谛传授给子贡，如何为仁，何为士，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样为政、为仁等。孔子在危难之时盼望子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唯有对子贡才如此表达情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载，子贡问孔子曰：“赐何人也?”子曰：“汝器也”。又问“何器也?”子曰：“瑚琏也(祭神之重要器皿)。”孔子死后，子贡终日守在灵旁。鲁哀公前去吊唁，子贡为孔子“生不能用”伤痛万分。孔子葬后，弟子皆服丧三年，守墓“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唯有子贡多守墓三年，足见子贡与孔子感情之深。��
　　子贡“巧口利辞”，“能言善辩”，办事通达，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外交家。孔子办学时，把教学内容分为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子贡系言语科之佼佼者，连孔子也自感不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论衡·书解》载：“或问于孔子曰：‘……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孔子答季康子问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韩诗外传》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问三弟子兴趣和志向。子贡答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可见子贡有从事外交的志趣和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及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这是子贡在外交上的第一次胜利。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吴国企图称霸，兴师北上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一百)，鲁哀公迎吴人，而吴人非要见季康子，季康子即派子贡去应付。子贡把吴人说得哑口无言，这又是子贡外交上的成功。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吴伐齐得胜后，吴王赐给鲁国叔孙氏甲、剑等物，一时间叔孙氏不知所措，随行的子贡随即出来应酬，圆满结束了这一外交场面。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吴国人会见鲁、卫等国国君，将卫侯扣留。子贡说服吴国太宰，将卫侯释放。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齐鲁媾和，经子贡斡旋，齐国归还它以前霸占鲁国之地。子贡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承认和称赞。楚昭王说，楚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能与子贡相比。鲁季康子在外交上受到挫折时说，要是子贡在场的话不会遭此耻辱。司马迁对子贡的外交才能大加赞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就想先出兵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公孙龙)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孔子知人善任，认为只有子贡才有解救鲁国危难的能力。子贡受命，先到齐国，果然说服田常，使之放弃伐鲁而伐吴。子贡又到吴国，说服吴国救鲁伐齐。但吴王怕伐齐时越国在背后攻吴。于是子贡又到越国，说服越国军队随吴伐齐。之后，子贡又到晋国说明吴国战胜齐国后必然加兵于晋，让晋国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后来，吴国出兵伐齐，大败齐军。晋国又出兵大败吴军。越王趁吴军在北方大败，从背后伐吴，终于把吴国灭掉而北上争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是著名的富商，经营商业成就斐然。《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将子贡列在第二。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子贡能言善辩，反应敏捷，经商有很好的个人条件。他能及时掌握行情，“亿(预测)则屡中”，并“与时(及时)转货?。”《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由于子贡善于经营，使他非常富有。《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子贡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中说：“孔子和大商人子贡生活在一起，至少是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子贡是一位有学识的商人，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贡通过经商才达到如此显赫地位，因而成为孔子的代言人和杰出的外交家。��
　　在治国思想上，子贡重视教化作用。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子贡与子路不同，反对诉诸武力，主张用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在国内政务上，子贡主张教化。《韩诗外传》载：“季孙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氏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罚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归之如水就下，受之如孝敬父母。……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新书·政理》载，卫灵公问国家政务何最重要，史鳅说刑罚，子路说军事，子贡说教化最重要。子贡在去告朔之饩羊周天子每年冬将次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称颁告朔。诸侯将历书藏于祖庙，每月初一杀一只羊祭于庙，以示敬重，曰饩羊。春秋时，多国已不用周历，告朔饩羊之规已被破坏，故子贡主张去告朔饩羊。
　　问题上，与孔子相悖，表现出不墨旧礼的务实思想。《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死后，葬在祖籍(今浚县大伾山东南张庄)。其二世端木炅为齐卿。三世端木叔“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弃其家事，散其库藏珍宝”“不为子孙留财”，家产破败。五世端木静为鲁下大夫。九世端木肇遇秦始皇“焚书坑儒”，去端姓木，隐蔽于鲁国。十世端木庚复姓端木，迁居祖籍。东汉光武年间，十五世端木质(字子西)为博士，十七世端木融拜议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东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此以后，子贡不断受到官府祭祀，并追加谥号，荫及其后裔。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子贡配享，为十哲之一。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黎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黎阳公。政和五年(1115年)都水使孟昌龄至浚州，奏准建黎公墓专祠。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封黎公。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浚县知县刘台于县城东南隅建黎公祠。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爱新觉罗玄烨皇帝西巡返京经浚县宜沟镇，赐给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府”匾，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后代世袭，遂遣太子谒子贡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封先贤，称子贡第十二人为十二哲，塑像孔庙大成殿内东西两旁。��
　　浚县乃先贤子贡故里，子贡的道德学问、识见功业影响深远。尤其经商有道，由平常之人变为显要之士倍受商界崇奉，“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