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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古代中国人眼中民族观念是很淡的
    [P][SIZE=4][[B]导读[/B]]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SIZE][/P][P][P][P][ALIGN=center][SIZE=4][/SIZE][/ALIGN][/P][P][/P][P][P][SIZE=4]转播到腾讯微博[/SIZE][/P][SIZE=4][IMG=0,middle]http://img1.gtimg.com/news/pics/hv1/125/140/902/58688375.jpg[/IMG][/SIZE][P][/P][P][SIZE=4][/SIZE][/P][P][B][SIZE=4]华夏文明之兴衰[/SIZE][/B][/P][P][SIZE=4]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SIZE][/P][P][SIZE=4]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SIZE][/P][P][SIZE=4]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SIZE][/P][P][SIZE=4]文明在国家之上[/SIZE][/P][P][SIZE=4]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SIZE][/P][P][SIZE=4]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SIZE][/P][P][SIZE=4]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SIZE][/P][P][SIZE=4]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雅典)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SIZE][/P][P][SIZE=4]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SIZE][/P][P][SIZE=4]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朝廷)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文明)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SIZE][/P][P][SIZE=4]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SIZE][/P][P][SIZE=4]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SIZE][/P][P][SIZE=4]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SIZE][/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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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SIZE=4]华夏文明的起源[/SIZE][/B][/P][P][SIZE=4]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SIZE][/P][P][SIZE=4]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SIZE][/P][P][SIZE=4]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SIZE][/P][P][SIZE=4]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本指中原)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SIZE][/P][P][SIZE=4]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SIZE][/P][P][SIZE=4]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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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SIZE=4]从周初到秦汉[/SIZE][/B][/P][P][SIZE=4]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论语·宪问》)[/SIZE][/P][P][SIZE=4]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SIZE][/P][P][SIZE=4]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SIZE][/P][P][SIZE=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皇权统一中国,并奠定了此后2200余年的政治模式。秦朝政治的特色是:焚书坑儒,皇室残杀,宦官专权,指鹿为马,农民暴动,王朝覆灭。控制思想是专制政权最注重的事情。秦朝的官吏成为导师,先秦的活跃思想彻底终结,古代的书籍被焚烧。所以,高度集权是文明的最大敌人。[/SIZE][/P][P][SIZE=4]秦朝因暴虐而速亡。汉初的文明重建是收集古籍,口述记录。当汉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之后,汉武帝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一贯向权力靠拢的儒家的至高地位。不过,因为专制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初期,汉朝政治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文景之治、汉武大帝、光武帝,还有最淳朴的东汉风俗——道德还没有败坏。[/SIZE][/P][P][SIZE=4]汉朝时,华夏文明开始了一个大变化,公元一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这个平缓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才完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汉传佛教。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在佛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度文明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哲学、诗歌、绘画、雕塑、习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道家和儒家也做了调整。这一次“西化”很成功,佛教为华夏文明注入活力,也可以说是新增加了一个文明源头[/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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