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中的崇山峻岭、险滩急流、蚕丛鸟道，不知曾令多少人望而生畏。然而，这一切皆挡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他们将自己的迁徙之路称为“上川之路”，四川位于长江上游，一个“上”字，极富地理节奏感地将目标描述得一清二楚。上川之路有若干方向：陕西人、甘肃人、山东人、河南人自北向南进入四川；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自东向西入蜀；云南人、广西人、贵州人则由南而北入川。这其中，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是入川的生力军，闽粤距蜀有数千里之遥，客家人的“上川之路”，最漫长，最坎坷，也最艰难。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哪条才称得上是四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古蜀王征发五丁力士开辟，令古蜀人走出成都平原的金牛道？还是连接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的“茶马古道”？抑或是将蜀布、蜀锦带到地中海的“南方丝绸之路”？事实上，比起清代的“上川之路”，这几条道路似乎均要略逊一筹。茶马古道、南方丝路带给四川的是锦上添花的经济利益，而“上川之路”则是给荒芜的四川送来了数百万人口，为四川重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作用是决定性与再造性的，将它誉为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当之无愧的。

　　从广东长乐起步

　　上川之路方向众多，也有诸多路线，移民从不同省份进入四川，每一个移民走过的道路，都是一条上川之路。数百年前，阡陌纵横的上川之路，汇成了汹涌的移民浪潮，从此种角度而言，上川之路或许是无法统计的，只要能到四川，便能称为上川之路。不过，同一省份的移民入川，通常会有一条大多数人认同的轻车熟路，比如江西人入川，往往由江西入湖南沅陵，溯酉水河而上，到达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贵州人大多则由著名的立龙场、陆广、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威清、谷里九驿沿线官道走进四川；湖广人则途经歧亭、阳逻、黄陂、云梦、应城、钟祥、荆门、当阳、宜昌后，辗转入川。

　　2007年3月，笔者在青龙场、龙潭寺一带走访，问起当地客家人祖先入川的路线，他们告诉我，祖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族谱中也并未留下任何有关入川路线的记载。笔者曾见过一本《曾氏族谱》，其中记载了一条由广东起步的上川之路，行程5300里，沿途经过29个中转站。既然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已难已复原，我们不妨从这条路线入手，一路追寻移民的辛酸与足迹。根据清朝的行政区划，这条路线可分为广东、福建、江西段，湖广段，川东段，比起湖广人、江西人，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则更加漫长，他们经由江西、湖广等省，进入川东，迁徙是漫长而艰难的，可能要花费四个月到半年，甚至更久。

　　广东长乐县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清代长乐县隶属潮州府嘉应州，潮州府“南枕大海，东间闽疆，人烟稠集，山多田少”，境内田地稀少，是清朝缺粮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嘉应州下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土地贫瘠，境内又有睦贤山等山脉，饥荒之年，百姓只能以番薯充饥，此时，听得千里之外的四川众多荒地无人开垦，乡人入川后，满目尽是荒田，手从这座山指到那条河，只须到官府打个招呼，几十亩的土地便能划入自己名下。既然四川有这等好处，还有谁不愿意入川呢？

　　想到四川，不是说走就走的，须到官府领取“路票”。明朝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这里的“文引”，便是类似“路票”的身份凭证。到了清朝，外省移民想要入川，须到官府请领"路票"，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年龄、田产等信息，由四川官府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一来一往，等到四川那边传回话来，移民早已望穿秋水了。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移民银宿山在当地官府申请路票，盼星星，盼月亮，三年之后，路票才发到手里。因此，为不误时辰，在四川无亲无故的移民往往不待到官府拿“路票”，就径自上路了。鉴于此，清朝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清代广东出现了一些“包揽棍徒”，专以游说客家人入川为职业，凭着一张“如簧之舌”，鼓吹“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有时为了捞取包银，甚至不惜散布蛊惑性信息，引诱煽动。“包揽棍徒”的职业游说以及无孔不入的介入，使得四川诱人的条件传遍了每个角落。当地官府对这些“包揽棍徒”深恶痛绝，屡屡张贴文书，缉拿追捕，并向百姓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你们去了，物价自然上涨。可是，老百姓是不爱听这些大道理的，他们算的是另一本帐：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惠州(今广东惠州)的“三钱一斗”，差了百倍；较之长乐的每石800余钱，差了将近300倍。“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这种强烈悬殊之下，还有哪个家族不想迁入四川呢？

　　从赣州码头而下

　　长乐县在嘉应州以西150里，嘉应州靠近江西赣州，移民本可直接取道江西，不过，历史上的嘉应州以北关隘林立，明末以来多为绑匪、强盗占据，移民为安全计，不得不绕道至平远县，沿石窟溪北上，进入福建筠门岭。由平远县至福建筠门岭，沿途需经过一个叫火星岽的山岭才能进入江西。火星岽海拔近千米，属于武夷山脉，山势险峻，绵延百里，山中多奇禽猛兽，沿途连樵夫、猎人都很少遇到，移民登高涉险，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过了火星岽，便到了江西境内，在江西，移民要经过4个水站与3个陆站，水站为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共计690里；陆站为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里程大约510里。在会昌县码头，贡江之上停泊着众多客船，贡江发源于武夷山，沿途接纳了湘水、梅江，至赣州与章江汇合，是江西省第一大河，移民顺流而下，大约航行4天，便能到赣州码头，从赣州到吉安，沿途也是顺水行舟。在吉安，移民弃船登岸，穿过赣江支流卢水与袁水间的浅丘地带，步行180里即可到分宜。湘东与赣西之间，中间隔着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诸多山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连绵的高山令移民的迁徙变得倍加艰辛。

　　此时的移民不仅要跋山涉水，沿途还得应付官府的层层盘查。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广东龙川县几十个客家人结伴赴川，沿途遭到官府阻挠，耽搁数日，迫于无奈，他们写了一份《赴川民人告贴》，进行抗争：“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我等生路，不许前去……”做好了离家的打算，却因为官府阻挠难以成行，这样的苦楚，实在比路途的艰辛更令人苦闷。同样在雍正年间，长乐县有300人结伙入川，官府也加以阻拦，这些人马上“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俱不可回”，不过，仍然有11人被软硬兼施，劝回了长乐。

　　移民由武功山而下，由江西萍乡乘舟，经渌水，过醴陵，进入湘江。湘江是湖南第一大河，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纳九江之水，号称“九江”。移民在洞庭湖上，远远便能望见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笔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的胜景或许会给单调的旅途增添一丝色彩。

　　从洞庭湖上岸，通往四川的路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一，由山路行至沅陵，经湖南吉首、花垣，便可进入四川酉阳，酉阳名胜二酉洞、大酉洞被酉城河一分为二，从这里走出的廪君率领巴人征服其他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青铜王国。其二，经湖南常德北上，过慈利、湖北恩施入川。大部分移民则继续西进，经湖北来凤，沿黑峒河进入四川黔江，黑峒河流入四川黔江后，也称黔水。由洞庭湖至慈利，沿途须穿过万子湖、东南湖、大连湖等湖泊，但自洞庭湖登岸后，移民却不愿再乘船，宁愿从山路绕道。另外，从湖北三峡逆流而上，经奉节、云阳，也能到重庆，不过水路对移民而言，却与鬼门关无异。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广东长乐县黄浦村的张衍祯夫妇，和三个儿子一道，与同乡结伴入川，行至湖广，妻子魏氏因旅途劳累染病，奄奄一息，同伴见其病危，安慰了一番，便各自赶路。魏氏病情稍有好转，即继续赶路，一心想追上同伴，谁知同伴已改由水路入川了，张衍祯一家盘缠无多，只得继续步行。一天，张衍祯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打听同伴下落，老乡说，同伴在三峡险滩翻船，生还者百无二三，夫妇俩一时唏嘘不已。由水路入川，开销大不说，稍有不慎，便会葬身鱼腹，举家皆没。常言道蜀道难，其实蜀江比蜀道更难。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踏上四川的苦乐

　　移民携带干粮上路，饿了啃干粮，吃盐巴，所谓“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便是这种景况的生动写照，行至四川，移民随身的干粮已差不多吃完，加上总不能天天靠干粮度日。清代有个叫严如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深山老林踏访，这些经历后来写成了一本《三省边访备览》。严如说，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由湖北来凤行360里到四川黔江，此后，过玉山、彭水、羊角嘴、涪州、长寿、重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便可到成都。千呼万唤的四川虽就在脚下，但是想到成都，却仍有1300余里的路程要走。而到了四川境内，移民反而更加困窘了。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广东兴宁县人廖奕珍一家变卖田业家产，凑得200余两银子，踏上了赴川之路，上路前尚有80余两银子没有收齐，廖奕珍将银子委托给族人彭某，指望他收齐银子后尽快来四川。行至荣昌县西街，200两银子已经用完，没想到彭某却独吞了尚未收齐的80两银子，“不敢来矣”，一家人在荣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举步维艰，唯有强忍饥饿、疲劳，继续赶路。

　　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的移民为谋生计，有时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以换取盘缠。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已是“行囊告罄”。无奈的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才与剩下的两个弟弟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缠又花光，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在家乡，听得“包揽棍徒”们吹嘘四川的种种好处，当自己踏上这片热土时，却因为没有盘缠，要将幼子、胞弟卖与陌生人家，这种辛酸，比起五千里的跋涉，或许更令人揪心。

　　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清代四川的会馆，在上川之路沿途，往往分布的也比较集中，比如，单是隆昌县就有广东会馆5所、福建会馆1所，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倾注了移民的对上川之路的感情。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代客家人入川的数目，当在100万上下，其高峰期是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雍正、乾隆共在位73年，也就是说，这期间，每天都有将近40个移民经由“上川之路”来到四川，而来自陕西、湖广的移民实际上已无法统计确切数目。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人口9万，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四川已有人口948.9万，强烈的悬殊背后，是一个个踏上上川之路的移民故事。对于饱受战争荼毒的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意义与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到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没有“上川之路”，清代四川的历史无疑将被彻底改写。

　　作者手记

　　翻阅明末清初的四川史料，我往往惊诧于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与四川诸州县当时普遍的萧条之中。清顺治年间，成都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公元1664)，整个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堂堂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十七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此外，宣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铜梁县“土著者百之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其状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根据大清王朝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的统计，此时的四川人口为18000余丁，大约9万人，显然，这是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

　　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入，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

　　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讲述明末清初的四川历史，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说明移民运动之于四川究竟有多么重要。四川历史上，因战争引发的萧条、恐慌并不少见，诸如两晋流民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蜀人被迫四处流亡；宋代末年，蒙古军进攻四川，双方鏖战长达52年之久。然而，没有一次灾难像明末清初这样，让一个天府之国成为荒凉残破、千疮百孔的废墟。当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从京师来到四川时，他们很难相信，诗书中的那个天府之国与现实的残败竟然出现在了同一片土地上。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移民入川，已是箭在弦上了。

“嘉应州下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土地贫瘠，境内又有睦贤山等山脉，饥荒之年，百姓只能以番薯充饥，此时，听得千里之外的四川众多荒地无人开垦，乡人入川后，满目尽是荒田，手从这座山指到那条河，只须到官府打个招呼，几十亩的土地便能划入自己名下。既然四川有这等好处，还有谁不愿意入川呢？”

岭南派长乐始祖希革公之后的很多兴字辈老祖入川也正是在这乾隆年间，理由也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