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革新、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没有继承就不能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继承。孔子提出来的“因革损益”就包含着继承（因）、革新（革）、扬弃（损）和创新（益），创新就是不断增加新的东西，扬弃、减少过时的、个别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任何文化都是在因革损益的过程中发展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科学也必然是这样，因此，要发展当今的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同样需要困革损益的过程。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德治”思想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国的管理科学，只有扬弃旧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有所发展


　　一、儒家学说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
　　
　　研究儒家管理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为建立、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服务。长期以来，对儒家思想进行阶级分析，认为儒家思想是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是为“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服务的，因而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言。在今天，仍然有人一说起儒家思想就愤愤然地把现实生活中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官僚特权、以权谋私、结党营私、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都归罪于是儒家思想的作祟。这种左的观点不利于科学地、辩证地评价儒家思想，从而不利于弘扬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但是，为了创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要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管理思想采取因革损益的态度和方法，加以继承和弘扬。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学者不顾“左”的思想的干挠和非难，开展对儒管理思想的研究，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建立、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1997年12月上旬，香港城市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组织召开了“97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为大会提供了《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一文，拙文对儒家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把人从宗天神学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以后，儒家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劳心者”，“尽伦尽制”的圣人是管理者，“劳力者”或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人是被管理者。根据人在宇宙和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儒家做出了人性本善的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性质。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人所具有的这种善德是人从事一切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内在依据。表面看来，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他们只是出发点不同，孟子从善的愿望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出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人都具有善心和善德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重视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强调道德在管理的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儒家对管理理论的第二条贡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家独具特色的管理方法。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本有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管理手段。所谓“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的教育来使保持着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使之内化为“良心”，从而使人获得对为社会作贡献的道德自律性，使之成为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十分推崇的价值观。“立德”就是要克制私欲，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价值观。“立功”就是把立德所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外化为实际的社会功效，即在社会的实践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加上立言，称这“三不朽”。“三不朽”的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在中国历史上使不少人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为人类的文明做出杰出成就。儒家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把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实现其管理的功能。
　　
　　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仁爱”思想，在管理中有它的重要功能：一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二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三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四是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义利合一是工商管理经营活动的根本指导原则。 正确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获得成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儒家推崇“见利思义”，主张“义以导利”、“义以生利”，反对“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不道德的经营管理行为。提倡以诚信为本。同样“礼仪”在管理中也有它的重要功能：一是它的正身和自律的功能；二是它的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功能；三是和为贵的功能；四是传递企业信息和传播企业形象的功能。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管理的道德性成为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
　　
　　（三）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儒家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拔、任用和考核等，建立了一套完整人才管理体系。儒家的用人之道重视德才兼备，它主张用发展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人才，所以有一套十分科学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它重视人才的识别，认为认识人是很难的问题，因为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任用人才时，人的德行最为重要，要“量才授职”，“因能授官”，使其发挥其自己的长处。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各个国家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首要战略来看，儒家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当今管理人才的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四）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是儒家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合是宇宙共生共存的普遍规律。社会生态和合平衡的核心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学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互敬互爱，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上下和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和合，企业与社会的和合，是社会生态平衡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用“中道”的来认识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人际和谐的方法论。社会生态的平衡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五）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刚柔相济”的、“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是儒学对管理理论做出的第五个贡献。儒家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阴与阳，刚与柔，宽与严，君与臣，天与地，尊与卑等，都是对立中的同一，是相互依存而互补的。由此，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差别只是相对的，它们处在同一的互补的状态之中。因此，管理者在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实施管理的最佳方法是全面的、中道和合的、“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这样的领导方法，容易上下沟通，容易化解矛盾，实现有效的管理。
　　
　　（六）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儒学对管理理论所做出的第五个贡献。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孔子的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企图通过德政，其中包括德治、均富和教育等方法来达到。孟子的管理目标是“保民”、“仁民”、“养民”，他企图通过“仁政”、“制民之产”、教育来实现。荀子的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政治。他企图通过“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三个环节来达到。儒家富民安人的管理目标是他们的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它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反思
　　
　　“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即所谓“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经济基础和独特的社会文明背景。一般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褒扬“法治”而贬抑“德治”。说什么“德治”是“人治”，认定无章法可循，弊端无穷：“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中国古代的“法治”亦是“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人是社会一切活动的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离不开人，法是由人制订的，法要人去贯彻执行，法要人去遵守。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建设现代管理文明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来的思想家、为政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儒家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要“敬人”、“爱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我们应该在国家的治理中、在每一个具体单位、组织或者企业的管理中，认真吸取儒家的民本思想，正确认识人民、职工在国家、在企业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民仍然是历史的主体和主宰，是我国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的决定力量。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目标和措施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政策和措施，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并且就会自觉的去实行它，去实现它，相反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一定要失败。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这也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一个政权，如果它忘记了人民的利益，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它一定要垮台；一个企业，如果它忘记了职工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绝不会获得成功的。所以，不论是在国家治理中，或是在企业管理中都要继承和吸收儒家的民本思想，这样对国家、对企业都是大有益处的。
　　
　　儒家“德治”渊源于我国上古社会中的氏族公社内部管理原则，周公强调“敬德保民”是儒家“德治”的雏型，孔子发展了周公的思想使之成为系统的“德治”理论。所谓“德治”就是把氏族内部亲情管理原则推广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去，因此，“德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孝悌”，其次是“爱人”，再其次是“忠恕”。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国家管理中去的方法就是教化，使之应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管理方式。“德治”反对用残酷的刑罚、暴掠的手段来统治百姓；对犯罪者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改恶从善，改过自新。为此，我们应该在管理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儒家“德治”管理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今天，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人的觉悟有了很的提高，人的价值追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强制式、强迫式的管理已经越来越不能凑效了，并且还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只有实行以人为本的文明管理才能合乎时代的要求。那就是要怜爱职工、尊敬职工、相信职工，通过教育，提高职工的觉悟，使他们自觉地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自律式的管理放在首位；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管理的有序和利于职工积极性的发挥；管理者权威的发挥不只是光靠行政权力，更重要的靠个人的人格影响力；上下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都要相互尊敬、相互关心、相互协作。通过互敬互爱的教育，培育一个和谐的管理环境和和谐的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这样更有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目标的实现。
　　
　　儒家“德治”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肯定教育是治国安民之本。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大的优点，最基本的特点。我们应该吸收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每一个企业或者管理单位，不要把教育只看成是社会、国家的事情，而应该看成自己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企业都应该针对自己企业发展的需要，对自己的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再教育或技术培训，一个有长远规划、有雄心的企业尤其应该如此，不少国外的大企业都是如此。在国内，有的企业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企业虽然想到了，但是，力不从心；或者有的企业目光短视，只顾应付目前的局面，没有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国的企业要发展，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站有一席之地，人才是关键，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儒家重视教育，使其我国灿烂的文化连绵不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不能因为我们民族以后落后了，就因此而否定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的辉煌成就。教育是国家发展之本，也是企业发展之本，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真理。
　　
　　儒家“德治”管理把“富民”“安人”作为它十分明确的管理目标。“养民”、“惠民”、“富民”、“富国”是儒家始终一贯追求的目标。民富国强，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天下“太和”，万国咸宁，最终就能实现“安人”的目的。我们在管理中应该吸收儒家的“富民”思想。民富国强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富民强国。党的富民政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引导全国走人民致富之路，今天国泰民安是党的富民政策的结果。在企业管理中，也应该贯彻“富民”政策。企业的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和一切经营活动都要以“富民”为目标，这是每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根本指导原则，方向正了，企业就能获得发展。企业为国家的富民做出了贡献，企业定会得丰厚的回报，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也会随之而提高。富民强国可以说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根本目的。所以，儒家的富民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德治”中发掘和吸收许多有教益的管理原则，如诚信的原则、和谐的原则等等，这里不作赘述。以上所述的儒家“德治”的管理思想中的有益原则，都可以吸收过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营养，把现代管理理论与民族优秀的管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现代的管理科学。
　　
　　在吸收儒家“德治”思想的有益管理原则时，也必须反思“德治”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有人说，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重德轻力、重德轻智、重德轻利的倾向，我赞成这样的看法。
　　
　　儒家“德治”思想的第一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力，即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轻视向外力的奋争。儒家虽然也讲“勇”，但是这个“勇”不是勇于奋斗、勇于抗争、勇于向外求索、勇于向自然进军，而是强调战胜私欲、克制自己的那种属于道德范畴的“勇”；在《周易。易传》中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但这不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儒家的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内心修养。对人实行道德教化是对的，进行内心修养也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内修的功夫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一心向内求索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境地。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做“与世无争”，这句话作为纯道德的修养，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的勇气，但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与世无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争，不去竞争就一事无成。内蒙古包头市的邓成和先生为了41，65元钱的长途电话费，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去争“一个公正”、争一个消费者的权利、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惜与官方的邮电局和当地的法院抗争，受到社会普遍好评。邓成和先生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从传统的观念中走了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忽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有忽视法制的倾向，虽然也讲“齐之以礼”，虽然在先秦时期“礼外无法”，在一定的场合下，“礼”即是“法”，但是“礼”不等于就是“法”，儒家讲的“礼”多偏重于“德”的方面，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德治”的补充。因而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在对企业管理中，解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加上当时的历史环境，重在加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忽视“硬管理”，因而不重视学习、借鉴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使得我国现在的管理一时还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儒家“德治”的第二个局限性是，重德轻智。儒家也讲“智”，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智”。西方的“智”，重在探索宇宙的秘密，探索物质的结构，探索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因此较早地发展了物理学、数学、力学，发展了自然科学，发展了工具理性，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利用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把东方先进文明的民族抛在了后面。儒家的“智”重在探索人伦关系，探索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用于区别善与恶的心知能力，因而儒家的“智”是一种道德理性。由于儒家的“智”引导人们去探索人伦关系，因而忽视了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致使我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的历史阶段，没有能够进入近代科学的水平，造成生产力的落后。今天，我们应该从儒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把探索人伦道德与探索自然奥秘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儒家“德治”的第三个局限性是，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人要生存就要讲“利”，就需要物质利益作为基础；同时，人之成为人还要讲“义”，还要讲道德。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人没有了道德就异化为禽兽。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因此，在“义”与“利”之间有一个度，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甚至把追求利益的合理行为看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使之走到了荒谬的程度。把“以义取利”的正确的价值观变成如此荒谬，是不合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原意的。但是，先秦儒家却有重德轻利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才导致后来的荒谬。也可能正是儒家重德轻利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管理中把精神鼓励当作唯一的手段，把物质刺激当成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应该从儒家的“重德轻利”中走出来，回到科学的正确的轨道上去。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管理中，既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又要反对重德轻利的倾向和“见利忘义”错误。为此，要用辩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管理理论，不是从人的道德自觉出发，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用满足人的需要来刺激人的积极性，行为主义的管理就是这样。人的道德自觉和各种需求并不是矛盾的。把人的道德教育和物质需求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精神鼓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才是科学的、合乎人性的管理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激励方法。
　　
　　以上是我们对儒家“德治”局限性的初走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还有不少的局限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说儒家的管理思想是合乎现代管理的，完全科学的，那是不合乎逻辑的；当我们在分析儒家“德治”管理的历史局限时，不能陷入全盘否定儒家管理思想的片面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分析和评价儒家的管理思想，继承和弘扬其精华才是正确的方法。这种继承与弘扬不只是在学术探讨中，更重要是在管理的实践中，去总结、去革新、去创造、去检验，走建立中国特色管理之路。
　　
　　总之，任何管理不能不讲道德性，不能没有自律与自觉，没有道德自律的管理就不成其为管理，但是又不能把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绝对化、唯一化。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建立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道德选择、道德行为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当然，一个民族的道德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制约和指导人们的行为。道德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是人类所特有的，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人类社会的文明、理性、和谐、协调、有序，道德起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人的意识和行为没有道德的规范，人就会变成禽兽。作为现代管理，一方面不能忽视管理的道德性，不能忽视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教育和提高，不能忽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硬管理”，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任何管理所必须的。因此，把自律管理和他律管理结合起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