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国学热，是文化问题；国学穿上中国式商道外衣而热，就是个社会问题。
　　国学热的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达之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复苏。
　　我们担心的是，值中国企业国际化征途紧要关头，未战而自沉醉于无为中　庸，消减乃至湮灭了雄心，殊为不值。
一线报道
商道：国学复兴新契机？
　　还记得陈晓旭吗？
　　没错，她就是1987年版《红楼梦》中“林妹妹”的扮演者。不过，陈早已不是演员。在拍完不甚成功的第二部作品《家春秋》之后，陈1991年步入商界，并在5年后创办了世邦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邦”），自任董事长。
　　与其他“老总们”不同，陈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内有两处“别致”设计。
　　一处是正对门立着的林黛玉经典剧照。
　　另一处则是办公桌对面墙边设立的佛龛。跟多数商家供奉关公作为财神不同，佛龛桌上摆的是一幅和尚照片：慈眉善目的他，仿若就在室内缭绕的佛乐中，与陈对视。
　　“他是我师父，释净空法师。”陈晓旭说，“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经历的困难和挫折不算多，我学佛，只是对自己的一种判断、否定、反思和重新开始。”
　　影响绝不止于陈自身。世邦公司的玻璃门上，贴有似“南无阿弥陀佛”的字样；网站则有类于佛家云纹的公司徽标；另外，世邦的中高层信佛者众，平日吃饭素食者居多。
　　如果陈晓旭信佛还多少因了《红楼梦》的影响，那么海南航空集团（以下简称“海航”）董事长陈峰的“佛商”做派则完全自发：陈师从南怀瑾，平日里喜着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一身素白，仿若太极打扮，爱围棋、谈儒礼佛，新晋商陈峰的另类面孔总是引人注目。
国学热了
　　在海航内部，陈峰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册《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册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今年7月，为庆祝班机直航比利时，海航在布鲁塞尔开会。结果陈峰与中方管理层一色的双襟扣大褂，吸引了不少目光。
　　陈峰还是金鼎俱乐部的组织者。一次访问欧洲期间，陈峰与随行中国企业家代表，相互之间颇觉投缘。归国后，大家即推举陈峰为组织者，成立了组织联谊的金鼎俱乐部。目前，牛根生、尹明善等都是金鼎成员。
　　金鼎俱乐部充满了陈峰的儒、佛特色，他们活动时穿唐装，定期邀请国学大师讲座。俱乐部会刊，也满是对大师和活动的介绍。
　　国内商界中，“陈峰们”人数并不众多，但有迹象显示，这个“队伍”正在逐步壮大。
　　在声誉素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下文分称“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瞄准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及高管、政府部门高官的国学培训班如同十几年前的MBA招生，正如火如荼展开。
　　国学覆盖文史哲各科，各科又分属不同院系，因此，不仅不同高校之间展开了师资、课程设置、证书乃至学分奖励的招生比拼，即便同校之内不同院系开办的各种国学高级研修班也正贴身相搏。
　　网上挂出的清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某高级研修班师资名单中，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兼北大儒藏中心主任汤一介、《中国式管理》著者曾仕强、复旦首席教授苏东水、中国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红松等名师悉数在列。
　　仿佛一夜间，昨天还在大谈德鲁克、波特和科特勒以及《基业长青》、《执行》和《蓝海战略》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蜂拥孔孟、老庄和孙子以及《论语》、《易经》和《中国式管理》。
　　近一两年，国学热起来了。
“复兴”坐标
　　国学原指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等。而现时的国学含义为何，各界看法不一。
　　有的说是中国经典形态的学术体系，有的说是与国人生活密切结合的传统文化，还有的认为是上述两说的并列综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王富仁则提出了“新国学”。
　　作为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王富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专家。在他看来，国学不只包括中国学术，还包括我们正在研究的学术。“研究李白、杜甫是国学，研究鲁迅、贾平凹也是国学，还有，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同样是国学。”换言之，王富仁的“新国学”可涵盖中国学术全部成果，能体现国学的独立性，也能反映整体性，是国学“有源有流”、在原有概念上的新集合。
　　近现代文化史首倡“国学”的则是章太炎。章的“国学”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学术门类，而哲学又包括中国古代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学说，因此，章之“国学”实际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称。
　　与章的“国学”密切相关的还有两个概念：一是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等提出的“中学”，一是胡适提出的“国故学”。
　　张之洞的“中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是在西方文化输入我国、“西风东渐”之后，为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即“西学”）区别开来最早提出的概念。胡适提倡的“国故学”，则是他在整理古代文化时强调“国粹”、“国渣”皆要关注而提出的整体性概念。
　　“国学”与“国故学”不仅名称有异。在方法论上，章太炎以佛学为基础进行研究；而胡适受杜威、赫胥黎的影响，认为文化和学术都是进化的，因而提倡实用主义，良莠并察。
　　“章太炎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系统整理的第一人。”王富仁认为，“章既是文学家，又是革命家，在民众中影响很大，他的国学概念一提出就深入人心。”在章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一直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简称为“国学”。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指出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文化基础的同时，是以佛教文化视点进行文化整理、以佛学为基础。是他，率先把先秦诸子学说和佛学放在了一起。由此，佛学第一次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儒、释、道、法、兵、阴阳六大家的雏型初具。而这也构成了时下国学热潮中的主要内容。
　　《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认为，时下的国学热有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国学班、北大乾元国学教室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开办三大标志事件。
国学穿上了“新衣衫”
　　如果说章太炎将佛学融入国学仍属学术范畴，是国学的第一次扩容，那么，现时将国学跟商道进行嫁接，并且像北大那样开出1000元/天授课高价的各类国学培训班，国学又是何时一改重士轻商传统，摇身一变，穿上了商道这件新衣衫？
　　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的变迁，是引发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强国”和“求富”企业，以及稍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发展，是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创富则成了多数国人最为认可的人生追求。
　　近30年来，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
　　苏东水解释说，当前的国学与商道热，可能有四个原因：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作为复旦首席教授，苏东水是世界管理协会联盟中国委员会主席，还是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开始探讨东方管理学。所谓东方管理学，包括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三大部分：中国管理又包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古代部分即是现今国学与商道中宣讲的《易经》阴阳、道家无为、儒家仁爱、佛家慈善、兵家用人、法家崇法等学说。
　　至此，章太炎提出的“国学”正式和管理学发生交集。
　　巧合的是，第一份国学刊物，由邓实任主编，章太炎、刘师培等撰稿的《国粹学报》，1905年2月创刊时，即在上海。70多年以后，国学的再次发展依然脱不了和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苏东水逐步确立并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官讲清廉、生意重诚信、生活求和谐）、人为为人”的三为治世核心管理学理论。在将优秀传统文化同商道和西方管理学教育融合后，苏东水逐步构建了自己的东方管理学体系。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由于战争、动乱和政治运动等原因，国学中断了近百年。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学影响，无论教育体制，还是话语方式，都呈现相当的‘西化’特征。而考察国学（历代主要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兴衰更替的曲线规律，乱世时国学往往遭贬斥，而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凡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皆国学繁荣时候，其统治地位都很稳固。”
　　梁枢接着分析：“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
　　苏东水也指出，“以德为先”一直是中国文化最为鲜明的表达，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能历经各种风云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宗教是欧美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和文化核心，那么，道德伦理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累积的原因非常复杂，最主要的一条是没有实现社会、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齐头并进；没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
　　梁、苏二人的观点再次跟章太炎不谋而合。
　　一百多年前，章在初步接触西方文化之时，即明确意识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彼此独立的显著区别：西方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中国则不然，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博爱”完全不同。
　　所以，一方面，“文革”将国人的道德感、信誉感打碎，国民的伦理道德观亟须重塑。另一方面，中国的一流企业已经开始跨出国门，迈出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而张瑞敏、柳传志、鲁冠球、尹明善、任正非等第一代一流企业家年事渐高。选育合格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留下独具创业者个性风采的企业文化和制度，无疑将在最大可能上延续他们的既有辉煌。而这些个性，显然不太可能向德鲁克取经。
　　另外，企业高管们风光和高收入的背后也隐含着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他们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出口。这恐怕也是“陈峰们”选择佛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商道的指路灯？
　　事实上，针对国学的复兴，从来不乏反对声音。
　　曾出版《中国式管理》一书而蜚声内地港台的曾仕强就遇到了不少质疑。
　　曾氏的中国式管理有“三大主轴”。
　　“以人为主”主张因人设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能把事情做好。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管理可谓人性化管理。
　　“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团结志同道合之士。达成共识，大家才容易同心协力，聚沙成塔。
　　合理解决要靠“依理而变”，而非一定要“依法办理”，由此，中国式管理亦即合理化管理。
　　对此，质疑者称，８小时工作、每周休息制、劳动保护等当今世界人性化的管理成果，皆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成果。如这一切皆靠“儒家思想”指导的“中国式管理”来实现，《狂人日记》中几千年中国历史为何只能总结出“吃人”二字？还奢谈什么“人性化管理”？
　　在因道结合和同心协力里，“道”仍是虚幻高调。而西方关于凝聚、激励人心的理论早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从人性的基本规律出发，无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赫茨博格双因素理论，还是当今的企业愿景，都有具体实践模型以及实践检验和日趋成熟的修正。
　　至于“依理而变”，归根结底是“合理”优于“合法”。事实上，无论美式还是日式管理，皆在追求“合理”。而且，合理的核心问题在于“理”该由谁、依何种标准、走何种流程判定。
　　但《中国式管理》全书中找不到一个案例。
　　对此，曾仕强在序言中承认，中国式管理原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
　　已出版“三为”、“四治”和“八论”15本东方管理学著作的苏东水表示，从微观角度来看，我们的确需要把目光聚焦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尤其要从现实出发，寻找中国企业的文化、管理和经营之道，总结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中国式管理思想。而现在这一方面的总结还不够，还比较零散和表层。中国企业的管理之道与传统文化的深切关联还没有得到真正确认，更缺乏深层解读。
　　“不能先定性，应先定量。一桶米里浇了一杯水，米湿了一点；一桶水里倒了一杯米，水里有一点米。这是由定量而最后得出的准确定性。难道一桶水里有一杯米，就能说那是一桶米吗？或者一桶米里有一杯水，就能说那是一桶水吗？首先必须定量，由定量推出定性，才是科学。我国历代商业都受挤压，极不发达，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商业思想、伦理的构建和成体系，任重道远。”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是坚决的借国学构建商道的反对者。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也认为，国学尤其是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得好听、做得远远不够。中国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价值观缺失，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那么，能否抛开中国商道的构建不谈，仅从国学中汲取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理想，从无为和色即是空中获得心灵的平静？
　　本期报道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王永强采写。
 
访谈
为我们民族的生存 发展寻根
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兼北大儒藏中心主任汤一介
　　《中国经营报》：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学和儒家学说到底是桎梏还是推动力？
　　汤一介：首先，我不认为过去的任何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学说都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儒学也一样。但也要看到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可能会碰到一些每一代人都碰到的问题，比如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该怎样处理，人自己的身心该如何调节，等等。我想古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我们仍然有意义，当然，有的是正面的意义，有的是负面的。不管正面的或者负面的，都从各个方面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营养来继续思考。所以，回顾历史，考察我们的历史文化非常必要。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必须为今天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来找到我们自己的根，使得我们的根能够更牢固。
　　国学在今天并不仅仅是把我们传统的文化研究好了就行了，它要面对西学甚至面对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因为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所以，不要把国学仅仅了解成都是死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活的东西，这样的国学才真正有生命力。
　　《中国经营报》：现在国学热起来了，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国学班，首期听讲的70%都是企业家，那么，国学与中国商道的构建是何关系？
　　汤一介：你知道，我对企业管理一无所知，我在北大国学班讲的是“国学”，不是“国学的管理思想”，这点我真的没法谈什么，要谈也是一些空话。
　　《中国经营报》：国学研究最要紧的是挨得住冷板凳，现在国学很热，很多国学大师忙于讲课，在新浪开通的国学博客圈更是一处喧嚣之地，国学研究是否有点变味？
　　汤一介：这要分两个层次来考虑。首先，做博客圈，是为了让广大老百姓了解什么是国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长时间没有受到重视，很多人都不了解国学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有哪些意义，对于当前的民族复兴和建设和谐社会，能起什么作用。通过博客这样一种形式，告诉很多人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会提出一些问题，且很多都是现实问题，这样，学术研究会更加有现实性，更加面对现实社会。从这个方面讲，这个“圈”也会对真正坐下来进行学术研究有好处。当前形势下，文化发展非常快，研究要跟上时代，必须有很大的信息量。博客会带来很多信息量，开阔研究者的眼界，使学术研究更深入、更开阔、更活泼、更有创造性。
　　当然，我们不能通过博客这样一个“圈”就让国学研究达到一个非常深的高度。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确实需要坐冷板凳，需要花几十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来把这个学问研究好。学者们有时还得安于寂寞，得认真地做研究，对理论、对历史都必须沉静下来，坐在家里研究。
 
记者观察
标杆性回归
　　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起，国学也正在经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考验，其间虽有波折，但是演化的脉络仍然清晰。
　　回眸国学近年来在中国的转变，再看看中国现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发现思想的嬗变真是惊人——正如现在国学与商道的不期而遇，国学曾经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正是商业社会对其的冲击。在全民逐利的心态下，国学一度式微。但在四处碰壁后，现在的商道借力于国学已不是偶然，这既可以看做是国学新的传承，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商道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归。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商人国学热”时，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
　　但我们也要切忌浮躁！
　　目前，雨后春笋般的国学热之所以和商道快速嫁接，其中既有商人这个特殊平台的巨大传播价值，也不乏商业炒作的成分。中国商人“言必称德鲁克”到“言必称国学”的转化之快有时也让人瞠目结舌。同时，“国学”和“西学”也绝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关系。
　　因此，在强调国学和商道结合的诸多裨益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强调其中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心、历史的使命感、文化的使命感，这些传统的国学精神之于目前中国的商道稀缺，之于中国的社会更是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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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故事
　　故事一：克己
　　泪水打湿了一个黑人衣衫。
　　湿晕在白色的衬衫上扩散，一直到胸前。
　　足足一个小时。
　　忏悔的黑人丝毫没有任何察觉。
　　加拿大安大略湖附近的一所教堂里，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见证了那一刻感动。
　　黑人说，自己的前任女友得癌症去了天堂。
　　杨问，既然是前任女友抛弃了你，你又为何如此伤心？
　　黑人答，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当时做得不够好，才使她弃自己而去。
　　杨说，他当时心头一颤。
　　这一“颤”波及到杨以后的处世及处事风格。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卓达太阳城项目的审批和审查。“办事人的白眼，来回奔波几十次，前后盖章240多个，历时数月的项目审批。”杨没有怨言。
　　在不久前刮起的全国地产纪检风暴中，审计完太阳城项目的河北省纪检工作人员由衷赞叹：“三四百亿的项目审批，没送一分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就是杨卓舒，一位白手起家、13年将企业发展为80亿元资产的河北首富。杨常以“文化人中我最富，富人中我最有文化”自诩。
　　故事二：爱人
　　早些年，在自己的车上和办公室里，杨卓舒每年大约都要送出100把伞、100件衣服。
　　每当看到一些中层干部冒雨或衣着单薄向杨汇报工作时，杨或以伞或以衣服相赠。杨的理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照顾自己的人，怎么知道关心下属呢？
　　衣服和伞，现在基本上送不出去了。杨说，“越来越多的中层干部知道关心下属了，就不用我再送这些东西了。我一次次开会讲，当领导者不关心自己的下属，就不称职！这是一种文化，生活化的，无处不在，不强加给谁，不为了作秀，也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利益好处，它是生活的需要，有了这种文化，我们感到崇高。”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
　　卓达集团一年付款数以亿计，杨卓舒不管；但一百几十辆车，每辆车离开石家庄到外地，都必须经他签字。通过此举，杨是想让司机们知道，总裁在关注着他们，不能喝酒，不能开快车，不能疲劳驾驶。
　　杨在企业中还做出了若干规定：为防止公司人事关系复杂化，防止非工作性努力，卓达员工一块吃饭，必须是上级请下级，谁官大谁掏钱，职务相等的，谁工资高谁掏钱，要不然就AA制；所有卓达子弟到了幼儿园适龄阶段必须送幼儿园，不允许隔代教育，以防止溺爱；带着孩子即便遇到了假乞丐，也要停下脚步给予施舍，因为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不能因为大人的漠然，而影响孩子可能终生丧失仁爱和恻隐之心……
　　故事三：诚信
　　秋天。天气突然转热，在安大略湖风景区参观的100多人，都去买凉帽。标签上是10加币，可卖家非卖5加币。女老板解释说，“我跟先生昨晚商量好了，天凉了，帽子降价为5加币；你们来时，我们还没来得及换标签。”
　　“这要是我们的商道，《孙子兵法》也好，《三国演义》也好，不得立刻变成30元了？先使个招，把大家都引开去，回头把标签往高了填，再加一个零。但这对加拿大夫妇认为自己的良心不能亏，这是漫长的商品经济训练的结果，是真正的无欺。”杨卓舒说，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是平等的交换，是一种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