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康晓光


按语：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
韩恒等，2004年12月8日。


一、背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11月8号，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孙传炜对我的一个专访，标题是“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中出现了“斩钉截铁”、“祸国殃民”、“唯一选择”之类的词语，非常刺激，但是报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论证。新闻记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看来，记者的目的是达到了，这篇报道的确引来了轩然大波。在网上，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网站上，像凯迪网络、世纪中国、关天茶社等等，各种评论排山倒海。我浏览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乱骂的居多。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篇报道一下子捅了两个“马蜂窝”，一个是“民主完美迷信”，一个是“儒家万恶迷信”。一般情况下，我对各种“商榷”和“讨伐”的态度是不予理睬。但是，这一次我感觉有必要作出回应。今天，借这个机会，对有关的质疑做一个系统的回应，简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

在那篇报道里，我指出，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联合早报》没有歪曲我的观点。不错，这就是我的观点！只不过论证得不充分，表述得不系统。就这个问题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述必须回答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过去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的汇总。这些观点出现在如下论文中：“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90年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它们大多数发表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上，一篇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一篇发表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个人主页去看。地址是[url]http://kxg1963.nease.net[/url]。遗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战略与管理》被封掉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


二、对现状的判断

理解“现状”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历史”。但是，今天没必要扯得太远，我的回顾就到1978年为止。在这里，我只想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制度变迁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构想形成于六七十年代。这些思考体现的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他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就把自己当年的想法付诸实施。总的来看，邓小平还是一个GCD人，他追求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并不想彻底背离GCD的传统。当然，他的改革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他当初的预期。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GCD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当经济活动与政府逐渐分离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现在，只要你不主动挑战GCD的权威，它一般不会来管你。即使你主动挑衅，只要不是在公共领域，它一般也不会理睬。GCD已经由过去的积极进攻变成了现在的被动防守。所以呀，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它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阶级分化及联盟策略的调整
伴随着制度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精英集团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政官僚，处于社会中层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农民，最底层的是知识分子，而资本家和地主则是公开消灭的对象。但是，随着市场的拓展，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成为新的精英集团，进入了上层社会，凭借手中的财富获得了非凡的影响力。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蹦了上来，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底层就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谁也无法掩盖。

对于政治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制度的变化，而是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剧变。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时间里，统治集团原来依赖的群体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而原来的敌对阶级成了社会的核心力量。这对于一个希望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这也是统治的首要问题。所以，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如下问题：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精英联盟的机制与功能
注意，这个“精英联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成就与罪恶都和它紧密相连。无论是理解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要从这种联盟出发。所以，在这里，我要多讲几句。

GCD和经济精英的关系从改革之初到现在都是比较和谐的。这不是偶然的！GCD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有资本家和管理者，而后者最需要的是财富。市场化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稳定，给经济精英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表达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共同诉求。所以，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GCD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相反，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但是，知识精英与GCD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两者冲突不断，90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闹了？有人说是因为严厉的镇压，还有人说是因为收买。确实，镇压从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收买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的改善。但是“镇压”和“收买”不能完全解释知识分子的转变，否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GCD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黑社会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解释了“精英联盟”的构成及其形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道德判断
这样的一种联盟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金融风险、黑恶势力泛滥、道德沦丧等等。这些都是精英联盟带来的巨大代价。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
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黑社会，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我经常说，对于当代中国，不要奢谈什么公正，我们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这就是我敢于梦想的最高理想了！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你没有任何责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利存在？它怎么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
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凭这种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合法性问题
除了不公正，这个秩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毛泽东时代，ZG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GCD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GCD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意味着，GCD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GCD执政的合法性。

GCD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GCD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而且当今中国也没有神权政治。原来马列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宗教，现在它的神圣性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和挑战。ZG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ZG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GCD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ZG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GCD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HJT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ZG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和HJT，ZG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ZG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只能靠有效性来支持，说白了是靠经济增长来支持政治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总会出现波动，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个以“全球化”著称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将越来越弱。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逐渐丧失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稳定，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小结
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说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后面我会讲到统一问题。说它“不公正”是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说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完全不可取，必须被彻底抛弃。我们的任务是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还是那句老话，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我们考虑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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