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文字，有时是真能当饭吃的。
　　
　　 譬如某年某天，我就被以下这段文字弄得忘了进晚餐——
　　
　　 “孟子的政治哲学与孔子的政治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孔子将政治的中心学说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只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政治。……孟子却用墨子的‘利’字。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两字。他对当时的君主说：‘你好色也不妨，好货也不妨，好田猎也不妨，好游玩也不妨，好音乐也不妨。但是，你好色时，须念国中有怨女旷男；你好货时，须念国中穷人的饥饿；你出去打猎、作乐游玩时，须念国中的百姓有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痛苦。总而言之，你须要能善推去所为，你须要行仁政。’这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点。这可不是孔子‘正’字的政治哲学了。若用西方政治学的名词，我们可说孔子的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
　　
　　 以上文字见诸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东方出版社，1996），胡适确是风趣幽默之人，且这幽默非常高级。胡先生是以治学严谨称著的，想不到一幽默起来竟这么厉害。这不由让我想起林语堂，众所周知，林语堂先生是大力提倡幽默的。我若没记错，林先生好像说过《论语》一书编排得不好的话，我当时就大吃一惊，林先生可是“两脚踏中西文化”的一代文化大师哟，但没这种踏法，这是轻薄，会落水的。我是深切认可钱穆和杨伯峻二先生有关《论语》经过精心编辑这一结论的。随手举个例子：
　　
　　 《论语》“为政篇”开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接下来——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表面一看，的确编排得“不好”，开头说“德”，怎么突然就绕到《诗经》上去了？在我看来，这结构何止是好，简直是“神构”，神来之笔！德是什么？德就是“思无邪”。孔子举的例子多高明啊。林先生走眼了。
　　
　　 但几千年来，走眼的何止一个林语堂？！
　　
　　 单以我个人经历而论，《论语》在我是几岁就开始读的，且不是那种好玩似的读，是那种近于严苛意义的，随时要吃父母板子的那种读。《论语》也的确和别的儒家经典如《春秋》、《书》、《诗》等不一样，后几个是给成人读的，我自己也是成人以后才读的。稍懂历史的都晓得，西汉文帝时开始设置《诗经》博士，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直到西汉末年，已经有十四博士了，但一直没给《论语》设置博士，何止西汉，就是东汉也一直没给《论语》设博士。历史事实：《论语》的确是一个儿童读物。还有一个更让人喷鼻血的真相：直到汉代，《论语》还常常被学者们简称为《传》或《记》，其目的不过是将它与庄严神圣的“经”区别开来。总之，《论语》在那个时代地位不是很高。直到朱熹成为学术超男，《论语》的命运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元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朝廷下诏定朱熹的《四书集注》（里面就有《论语》）为必考题，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到朱元璋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简直赶上了文革的红宝书了！我不好说朱熹走眼了，他应该是故意走眼的。我不喜欢这个人，一点都不喜欢。自那以后的读书人，谁敢说自己没走眼？有时一想到好好一个后生，在那摇头晃脑死背《论语》，我都觉得恶心。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论语》这书不好。《论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书！编纂之精巧，文字之简约，意态之温柔，意境之悠远，人物形象之丰满，都让我叹服，以至于一直就是我的枕边书。尤其是书里面的孔子，真让我觉得舒服。永记得生命中，父亲教给我第一个毛笔字：圣。繁体字的圣。大写的圣。父亲说：这是孔子，接着说：这是古代的大圣人。那天正下着大雪。江南那种湿润的冬雪。乌鸦们一阵阵从阴晦的天井上空飞过。我当然不识何为圣人。只单单隐约地觉得这个名字很怪：他是小孩子么？瘦小的手掌，握住粗大的狼毫，这个“圣”字真堪沉重啊。又寒冷，又沉重。这个“圣”字还怎么摹写？稍大一点，能简单理解《论语》了，觉得孔子不讨厌的，这老头很有人味，颜回死了，他是真的悲伤，马棚失火，他第一时间问伤人了没有，没去问马，那时候马的价钱应该不低。这样的事例，书里有很多。总之，我觉得孔子不那么讨厌，但也没把握直接证明他的可爱。
　　
　　 进一步的扭转是到1998年冬天，我祖母过世了。她躺在棺中，那冰冷、变形的脸庞——亲如我者都难以辨认。平生第一次，我流下那么多的泪，因为直击心灵的大悲痛，世上再没人能那样宠爱我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孔子的死。公元前479年4月某天，那著名的死。那天，该有多少泪水？该有多少翻腾的心灵？我想，那段黑暗而漫长的、据说需要孔子负责任的历史甚至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不那么能说明问题了。子贡守孝6年，足够我将《论语》再读上600遍。不是吗？
　　
　　 原来，他一直那么幽默，温柔，活泼，灵动，清新，刚健，率性，真诚……他和我所认识的老师好像很不一样，和谁都不一样。他是特殊的那一个。甚至，要是时光倒流，我很想认识他。不说别的，就和他静静站在河边，一块儿感叹：逝者如斯夫……那种感觉想必很独特。他，当然也是一个诗者，和我一样。他当然是谦虚的，但又那么骄傲。他当然是敏感的，幽微的。还有，他喜欢微笑。他的哲学就是微笑的哲学、温暖的哲学。他还喜欢歌唱。喜欢哭。他和我一样，也放过牛。在春天的山头放牛，一样有美丽的蝴蝶飞来飞去，尽管它们的寿命是那么短。但那份美、那份感动却是永恒的，我知道，我深信。
　　
　　 我不喜欢当他是什么圣人，世上哪有什么圣人？！近来有个不好的风气，喜欢拿外国人对孔子的崇拜来说事儿。譬如说法国18世纪的重农学派领袖、古典经济学家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这么说过：“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贪欲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战胜贪欲，勿以情欲支配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道德信仰优美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诸如此类的话我实在不喜欢，也许有很多国人喜欢，就让他们喜欢去吧。当然我更不忍心有人当他是丧家狗。孔子是曾经狼狈过，过匡被围，有人想杀他，在陈断粮，等等，的确不堪回首，但我们应该想想，在那样一个年代，他毅然决然去做的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生当他是丧家狗，解构过度了。
　　
　　 说这么多，直接点吧：孔子于我，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大哥，我是他的小弟。我不觉得这是狂妄之语。我说的心里话。我就是觉得他离自己很近，值得交心，喝点啤酒，吹着江风，谈谈人生与理想，不亦快哉！
　　
　　 建明于广州
　　 2008、4、10

 写在前面的话 之二
　　
　　 有意思的是，和孔子称兄道弟的，原来竟不止我吴建明一个！有人比我更早。明朝的刘谐，便自称是孔子的哥哥，真够狠！这个刘谐，据说是明隆庆五年进士，但事迹只见于李贽这篇《赞刘谐》，因此历史上有无刘谐其人，这事儿还得两说。个人以为，和孔子称兄道弟，拿孔子开涮，应该是李贽自己的主意，刘谐不过是他拿来说事儿的幌子，古代的文人写文章爱这么干。
　　
　　 《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大意是：有个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在故纸堆里折腾了一回，拣了些破铜烂铁，就以为自个儿真是孔子的铁杆粉丝了。有次碰到刘谐，刘谐挖苦他说：小子，你知否，俺可是孔子的哥哥哟！料不到那家伙勃然大怒：靠！小子你太无礼了！要不是上天降下孔圣人，整个世界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我哪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你个狗东西，竟敢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字，还还……还以哥哥自居！你想气死我么？！刘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又傻又迂的假道学了：你说得真对，怪不得羲皇以前的圣人都是整天点着纸烛走路的。那家伙彻底没辙了。
　　
　　 这道学先生应该就是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之流，李贽对他们的鄙视真是一目了然。他自己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也老实交代：“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李贽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说的是，李贽借刘谐之口自称孔子的哥哥，是为了猛批程朱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当然李贽对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他认为孔子并不是什么圣人，和大伙一样是凡俗之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这实在很好理解。在李贽那个时代，中华帝国制度已经衰微、没落，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经过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之流的改造，已经成了纯粹的杀人机器，原来那股子活泼、灵动、人性化的思想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我想，李贽是深刻了解孔子其人的，鞭挞归鞭挞，但还是有分寸的，要不，他怎不借刘谐的口说“我仲尼祖也”？让孔子做自己的孙子岂不更爽？李贽鄙视朱熹之流是绝对的，对孔子还是留了一手，我想他应能领略到孔子的人味的。
　　
　　 我还想说的是，经过五四以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对“孔家店”（其实是“朱家店”）的一通猛批之后，今天再去无厘头猛批孔子，还不如沉潜下来将孔子的人味一面发掘出来，更有建设性意义。毕竟，孔子及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都已经或多或少进入了我们的“遗传基因”，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在我，孔子是有药可救的，孔子是值得我去倾心结交的，剩下的问题：我辈应更虔诚、更努力，打好地基，备好砖瓦。
　　
　　 建明于广州
　　　　 2008、4、10
　　
　　

写在前面的话 之三
　　
　　 实话说，于《论语》，我是童子功，这算不得什么，几岁的孩子懂个啥，光知道死记硬背；随年月的增长阅读的加厚，我越发痛觉孔子难以拿捏，太大，难以一窥全貌，太飘，难以一把抓住。记得有次，友人问我：你读这么多年古书，你给我说说——孔子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别绕弯哟！这一问，登时让我愣住了。
　　
　　 孔子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学界曾进行过多次争论，惜无统一的结论。到底是“仁”还是“礼”？当然说是别的也大有人在，譬如“孝”，譬如“中庸”，譬如“仁恕”等等，但以“礼”和“仁”影响最大，当是不争之事实。
　　
　　 问题是：核心思想不可能有两个。要不叫什么核心思想？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想抬高一下孔子，就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想压一下孔子，就说他的核心思想是“礼”，孔子成跷跷板了都。我自己有时就是这么做的，矛盾极了，觉着有两个自己在心里头打架。这是非常不好的研究态度，学问不能这么做。
　　
　　 以我个人的经验，早年我是只把“仁”归于孔子伦理学的范畴的，而将“礼”归于政治学范畴。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自己弄错了。
　　
　　 弄错之一，原来“仁”不仅仅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更有政治层面的意义，尽管孔子没有直接提出，但由孟子提出来了。孟子是主张“仁政”的，“君轻民贵”。孔子呢？孔子更偏向统治者这一极，但他也给统治者设定了前提，所谓“君礼臣忠”，你待我以“礼”，我就“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篇》）。更关键的是，孔子所处的春秋，虽无义战，但诸侯国那么多，对人才的竞争很激烈，都想笼络一帮人才为己所用；孔子自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某国前往他国。这和后来的帝国时期简直两回事，天下大一统，读书人或说人才，没有第二个工作单位，只能进入朝廷给皇帝老儿打工，用李世民先生的话概括，“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一句话，将“仁”只看成孔子伦理层面，毫无疑问是一种狭隘。
　　
　　 弄错的第二个地方，是对“礼”的看法。“礼”当然意味着一种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制度，所谓“礼制”是也。在孔子时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难怪孔子强调“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但是，“礼”在个体意义上也是一种修养方式。《论语学而篇》里，孔子回答子贡就说过：“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个“礼”不是修养方式/境界又是什么？
　　
　　 总之，“仁”和“礼”是立体的，决不是单一层面的。
　　
　　 最后回到友人提出的那个问题：孔子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
　　
　　 在此，我给出自己的观点：仁！
　　
　　 具体的分析将是一篇长文，此处不赘。相当一个时期，我将秉承这一观点，以后思想若有发展，再行撰文。
　　
　　 说这么多，无非是说——幼时的阅读大抵是不可靠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非要历经时光的淬炼不可，务必充分考虑时代背景，以“人”的角度和思维去权衡，去分析，去综合，去比较，去深入，才可能做出同情之理解，要不就会陷入虚无，这话虽是老生常谈，但确实发自本人肺腑。
　　
　　 以下这些参考书目，当然只是我学习、参悟《论语》而阅读、研究的一小部分——我离江西而广州离广州而北京离北京而又再返广州，书籍遗落太多，不说也罢——它们给我营养甚多，不少著者态度之严谨与认真，视野之广阔与深邃，志趣之远大与高迈，有时真令我大为羞惭……
　　
　　 参考书目：
　　
　　 司马迁：《史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何晏：《论语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罗炳良，靳诺编著：《论语解说》，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熊十力：《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年版
　　
　　 熊十力：《原儒》，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
　　
　　 张中行：《禅外说禅》，中华书局，2006年版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版
　　
　　 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5年版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幺峻洲编：《论语索引》，齐鲁书社，2005年版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1996年版
　　
　　 罗光：《中国哲学史•先秦篇》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
　　
　　 罗光：《生命哲学总纲》（李匡郎编撰），台北自立书局，1997年版
　　
　　 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
　　
 
 

　附上个人简历：
　　
　　临川建明，原名吴建明，70年代生于江西临川。诗人，学者。大学期间即致力于东、西方文、史、哲深层研究，整理相关笔记400余万字，另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若干。可能是中国70后最为博学者。然世界总比想象中更大，更幽深，故惟有继续惶恐之、沉潜之，不敢稍懈。
　　
　　邮箱：wjm514514@126.com
　　
　　QQ：604409558










 学而第一
　　
　　 君子的三重境界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音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音运），不亦君子乎？”
　　
　　我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他的《论语集注》，但他对《学而篇》的这句评语，我还是认可的：“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足见此篇在《论语》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凤头”是也！
　　
　　常去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每次都会翻翻那些新出的各种《论语》译本/注疏，几乎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大家一起来抄朱熹，恶心透了，学者们到底怎么啦？这哪是什么学者，分明就是“学贼”！我自己手头也有不少名家译本/注疏。就本章而言，让我满意的，一家也没有。
　　
　　大致说来，几乎都是这么理解的，即孔子在这里说人生有三乐：学习之乐，朋友之乐，君子之乐。前几天我看一个视频，一个“大师”就以“学而时习之”为例，强调孔子的“学乐”精神，要听众们也能那么快乐地学习。快乐地学习当然没有错，但不是本章的主旨。
　　
　　“学而时习之”，真是学完之后再时时（时常）去温习？或，时时（时常）去实践？或者就像南怀瑾老先生说的那样，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是这样的吗？要不，就像傅佩荣先生所认为的，这个“时”，是合时宜，真是这样吗？
　　
　　那么多名家都认为这三句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三个意思——学习之乐、朋友之乐、君子之乐，凑在一起。开什么玩笑？！《论语》的编辑工作，岂是一个“凑”字就能定论的？！这是不是过于轻薄了？
　　
　　读本章，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就是“说”与“乐”。
　　
　　“说”（通悦），来自《易》的兑卦，这是没有疑义的。《易 说卦》说得很明白：“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兑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五十八卦，也是《周易》中唯一谈论喜悦的卦，论述用喜悦治理国家的卦——“初九，和兑，吉。九二，孚兑，吉，悔亡。”
　　
　　和兑是上下和谐举国喜悦之意；孚兑是国王用诚信换来百姓喜悦之意。这样的喜悦，和国家得治挂钩，当然是大喜悦。这样的喜悦，不是一个快乐的“乐”字所能表达的。我以为，同样是开心，“说”的程度是大于“乐”的。
　　
　　这么说来，“学而时习之”的“时”，应该是指“时代”、“时世”，而决不是“时常”、“时时”之意！“学”当做名词讲，学术思想之意。“习”，采用之意。
　　
　　豁然开朗了！
　　
　　这一章其实是谈君子的三重境界的。
　　
　　这是一个关于君子的同心圆结构！
　　
　　外圆是“时”，中圆是“朋”，圆心是“君子”。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样的视角，都是从大往小，当然二者的意思是不同的。
　　
　　“朋”，同类也，志同道合之人，知己之意。
　　
　　“来”，追随，归附之意。《子路篇》——叶（音社）公问政。子曰：“近着说，远者来。”这“来”字，均是追随、归附之意，而不是“到来”。
　　
　　“君子”，一般说来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地位尊贵之人，一是指品德高洁之人，本章是指后者。
　　
　　本章我的解释是——
　　
　　孔子说：“自己的学术思想能被时代采用，难道不令人内心大为愉悦吗？（退而言之）无论多么遥远，知己们都前来追随，不也很高兴吗？即使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我照样不怨恨，这不也是君子风骨吗？”
　　
　　对本章做这样的理解，就能很好、很全面地理解孔子。孔子终生都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小康”是其基本目标，“大同”是其远大理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和理想，没有一颗与天下苍生紧紧相连的心，是不可能的。心系苍生，必为君子。人不理解我，我也不恼怒，穷则独善其身，是为基本。在此基础上，去影响自己的知己良朋，然后去影响时代。
　　
　　通读《论语》，我们就能发现，本章和《宪问篇》这一章，其意互相呼应——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我以为，将“君子的三重境界”作为《论语》的“凤头”，是恰当的，这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也是孔子思想的灵魂所在。不如此，《论语》岂不平庸之至？！

　做人、治国的根本原则
　　
　　（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音剔），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有子是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比孔子小33岁，也有说小13岁的。《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一般都称字，本章称有若为子，故有人怀疑有若的门生参与了《论语》的编辑工作，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称呼有若为“有子”。“子”是中国古代对有地位、有身份、有学问的男子的尊称，就像现在大学里的“博导”一样，很有面子的。
　　
　　 前面那一章是子曰，怎么现在突然就转到了有子身上？难道真像某些名家所认为的那样——《论语》的编排工作做得很差？非也！
　　
　　 先来看看有子这番话的解释——
　　
　　 有子说：“在家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冲撞上司的，很少见。不喜好冲撞上司，而喜好违法乱纪的，更是少有。君子学问之道就在于培养自己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心，这个做人的根本建立了，人生的原则也就有了。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孝，是指孝敬父母。弟通悌，指弟弟对兄长的尊敬。
　　
　　 明白这番话的意思，有子在这里出现再正常不过了。这番话谈的是“做人、治国的根本原则问题”——有子这番话的逻辑是，小家好了，大家就会好，大家好了，国家自然就会好。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想法很好，值得表扬。孔子是主张一种制度化的组织治理的，但这种制度，是软制度，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无法量化，无法责任到人。
　　
　　 我们来回顾一下孔子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代的权力链条是：天子——诸侯——大夫。顺便插一句，大夫下面是“士”，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这个“家”不是指“小家庭”，是指大夫的采邑，大夫有自己的地盘，手下的士，应将这块底盘上的事情弄好，这就叫“齐家”。这一权力链条的基础是宗法血缘关系。到了孔子，春秋已到晚期，所谓“礼崩乐坏”最大的表现就是这种宗法血缘关系的渐渐松弛。孔子为这个特别心急，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行政组织代替血缘组织，是历史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尽管历史交由秦始皇统一了各个邦国，进入了帝国时代，但是，“孝弟说”仍被历朝历代的帝王继承下来了。很多朝代都标榜自己“以孝治国”，用最小的统治成本将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网中，何乐而不为？这一统治模式，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最后来说说这个有子。这个有子的故事很精彩，《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如此记载：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很想念恩师，因有若长得酷似孔子，大伙就立他为师，以了却心中绵绵的思师之情。这个办法肯定行不通。有若哪有孔子之才德？果然，他栽在一道难题上，被大伙给赶下来了。孔子这帮弟子真是好玩得很，后世的程朱之流多么无趣，他们看到《史记》这个记载，不心虚么？不脸红么？

　　
　　少忽悠，多办事
　　
　　（3）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
　　
　　 《论语》跳跃性很大，活泼、灵动，就像一束束美丽的小花在你的怀里争相跳跃。
　　
　　 从子曰一下子跳到有子，又从有子一下子跳到“巧言令色，鲜仁矣！”，怎么回事？
　　
　　 来看看本章的解释，很简单——
　　
　　 孔子说：“花言巧语，油滑伪善之人，是很难达到‘仁’的境界的！”
　　
　　 如果说上一章有子那番话是谈做人、治国的根本原则问题，本章则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君子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得花言巧语，忽悠误事。看来孔子很是欣赏质朴无华、行动力却很强的人。这样的人，谁不欣赏呢——尤其在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一个得意门生——曾子。
　　


　　
　　从傻小子到一代大儒
　　
　　（4）曾子曰：“吾日三省（音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发现孔子不少弟子，都很有意思，好玩极了。这也是本人多年来一直喜爱《论语》的重要原因之一。假正经、不好玩、无趣之人，你不想躲得远远的吗？
　　
　　 《论语先进篇》里讲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这个参，就是曾子。生于公元前505年，死于公元前436年，名参，字子舆，鲁国人，是孔子第三批弟子，孔子分三次集中招生，第三期招了很多留学生，他是土著。
　　
　　 “参也鲁”，说明曾子脑瓜子一般，不是很聪明，甚至可说有些笨，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但他和郭靖又很是不同，奇怪！曾子17岁拜孔子为师，据说26岁就悟了道，27岁就已经开始教学工作，开始向外面招收学生了，不简单。一个脑子不聪明甚至有些笨的人，不到十年，一飞冲天，他凭什么呀？恐怕只能凭一个“诚”字，谨慎、用心，刻苦，态度端正，每天进步一点点，终于用不到十年的时间把自己练成了绝代高手。
　　
　　 曾子当然是一个诚实君子，一个大孝子。《孔子家语》、《说苑》等均记载了他的故事：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他因为不小心把瓜秧弄坏了，遭到他老爸曾皙的暴打，不跑也不躲，被揍个半死，反过来他还向老爸请罪：“爹地，刚才我错了，害得您老生气了，您别累坏了，好不好爹地？”日后，孔子还为这个事儿批评过曾子，说他原则性很强，灵活性不够。
　　
　　 就是这么个曾子，成了公认的一代大儒。
　　
　　 他是怎么修行的？本章有所披露——
　　
　　 曾子说：“我每天从以下三方面来反省自己：给别人办事尽心了没有？和朋友交往诚实与否？老师传授的知识落实到位了没有？”
　　
　　 为人谋而忠，当是一个君子立世、成事的起码前提，谋而忠则能建立自己的美誉度，也能抚慰自己的良心；与朋友交而信，则能朋友遍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胸襟开阔，心情愉快；传而习，则能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步步前进，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
　　
　　 哦，曾子成功的秘诀并不复杂呀，但要做起来，不简单。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曾子道出以下气象万千之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谁能想到他当初可是个身陷“瓜秧门”事件的傻小子。
　　

学而第一
　　
　　如何谋得永续发展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千乘（音胜）之国，是指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每乘指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兵72人，后勤保障人员25人，共100人，千乘合计兵力10万人，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只能算是一般的国家了，算不了大国。孔子只是举一例，说明治国之道而已。
　　
　　 要想如何谋得永续发展，看来必须把握三点：一是敬事而信，一是节用爱人，一是使民以时。
　　
　　 孔子的话，用现代话说就是——
　　
　　 “治理一个国家，必须认真、踏实地处理每件国家大事，言而有信，节俭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不要耽误农时”。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当然是主张以人为本的。诚如我在“写在前面的话 之三”中所说，孔子的为政思想终究还是偏向统治者那一边。爱人，是指爱护官吏，“人”是官吏，“民”才是老百姓。“人”和“民”是两回事！当然，孔子还是希望统治者不要在农忙的时候役使百姓，那会耽误农时，庄稼收成不好，会闹民变的。
　　
　　 孔子是受时代局限非常明显的一代哲人。因此，我当他不是圣人。他是有缺点的人，本章即是例证。
　　
　　
 学而第一
　　
　　道德教育必须先行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音剔，通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本章的意思很简单——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尊敬师长，言行谨慎，信守承诺，对人要有一颗温暖的爱心，亲近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仁者。做到这些以后，还有剩余的精力，就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学习文学知识。”
　　
　　 “弟子”通常有两个意思，一是年轻人，一是学生、徒弟，本章指前者。
　　
　　 “入”，是指在家，进到父母的起居室。“出”是指出门在外，离开父母。
　　
　　 本章在强调“孝弟”外，还多了几个同样重要的词：“谨信”、“ 爱众”、“ 亲仁”，这些都是道德教育的必修课程，比“文”更为重要。孔子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最为博学之人，但他并不以“文”为第一，说他是道德先生，一点没错。
　　
　　 孔子如此强调“德行”，无形中也暗合了当时和后世统治者的需要，宁要听话的奴才，不要不听话的人才，“德行”有时真是一把杀人的软刀子。“德行”和“文”同样重要，不可偏于一端，一偏，容易出大问题。
　　
　　 清朝康熙年间的李毓秀先生根据本章写了一部童稚发蒙教材《弟子归》（原名《训蒙文》），影响仅次于《三字经》。
　　

　学而第一
　　
　　什么是真学问？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是孔子三期留学生，公元前507年出生，约前420年去世。这个子夏性情很孤僻的，不太爱和人打交道，走的是深沉的路线。
　　
　　 从性情上讲，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人，不好玩，但格外欣赏他，因他实在是孔子最重要、最关键的弟子之一，在我看来，他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曾子。子夏在西河讲学五十多年，风头一时无两，时人称为“孔子二世”，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军事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子夏可能是孔门弟子中最具独立思考意识之人，善于琢磨，有自己的主见。他的独立思考善于琢磨，在本章有所体现。
　　
　　 贤贤易色，第一个贤，是动词，以……为贤，第二个贤则是名词，贤人。色，是神色，决不是什么好色之类。
　　
　　 能竭其力，是指尽自己的力量，量力而行，不要打肿脸来充胖子。
　　
　　 我对本章的解释是——
　　
　　 子夏说：“见到学问修养好的贤人，立刻肃然起敬、态度谦恭；孝顺父母，能尽到自己的心力；对上司交代的任务，能放弃自我私心，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和朋友交往，信守承诺。这样的人尽管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也一定要说他真有学问。”
　　
　　 如果说孔子是个宽厚的长者，温和的仁者，子夏则是个物质主义后生，喜欢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派。以子夏为中心的西河学派与以曾参为代表的洙泗学派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重视社会功用，谋求的是富国强兵，后者则以“孝”为圭臬，旨在聚合日益松散的宗法关系。因此，子夏更为统治者接纳、欣赏，“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之，而咨国政焉。”作为魏文侯的国师，投在他门下的弟子极多，譬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李悝、商鞅等等，都是子夏亲传或再传的著名弟子。
　　
　　 子夏和法家脱不了干系，但他没有完成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变，只是一个从儒到法的过渡人物，但这“过渡”二字，孔子的亲传弟子，也只有子夏才当得起啊！子夏的思想主流当然还是儒家这一套，当无疑义，本章即为例证。
　　
　　
 
 

 

学而第一
　　
　　君子的五种态度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本章历来有争议。
　　
　　 争议之一，在断句。
　　
　　 有一种流行的版本，这么断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将“学则不固”视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带来的必然结果，那意思是，因“君子不重”，所学到的知识也不会牢固。太牵强了！
　　
　　 我当然反对这样的断句。
　　
　　 理由是，《论语雍也篇》记载得很清楚，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意思多明显，智慧这东西就好比是水，是变化不定的，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学习，将所学与实践联系，经过世事的不断历练，才会变得智慧起来，因为智慧是活的，是生长性的事物，不是死的。所以，学则不固，其意思必然是，不断学习才可以使人不闭塞。
　　
　　 这么说来，学则不固，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和前边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后边的“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一样的地位。
　　
　　 本章说的其实是5件事：
　　
　　 1、君子不重，则不威。
　　 2、学则不固。
　　 3、主忠信。
　　 4、无友不如己者。
　　 5、过，则勿惮改。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本章的“笔法”相当于今天的哲理小品。下边我会给出自己对本章的解释。
　　
　　 本章争议之二，在“重”字。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是这么理解的：重，厚重。威，威严。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上初一吧，读到这个注释，就不以为然，心里头相当不高兴，觉得君子不一定非要这样啊，非得端起个架子，死扳着脸吗？那样有劲吗？累不累？孔子可是一个很幽默，很活泼，很好玩的人哟，这绝对不是孔子他老人家的本意。无论从直觉，还是逻辑上，我都不可能认可朱熹这个说法，他也太过分了，把孔子弄成伪君子了。
　　
　　 这个重，应该是自重，自尊，自爱，自己看得起自己的意思，这才是真君子，世人皆不理解我，嘲讽我，我仍自得，坚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总有一天会得到别人尊重和信任的。这才是“君子不重，则不威”的本意，不是吗？
　　
　　 本章争议之三，是“无友不如己者”。
　　
　　 还是以朱熹为例，他是这么说：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这是不是太功利了？太势利了？这样选择朋友，断不是君子所为。要是朋友知道了，也会害怕的，有一天我不如你厉害了，你小子就不认我这个朋友了？再说，要判断一个人比自己更厉害，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能书法比我厉害，但唱卡拉OK不如我，可能演讲比我牛，但炒菜不是我对手，总不可能各个方面都比自己强吧，世上有这么厉害的强人么？奇怪的是，持朱熹这个观点的人还不少。
　　
　　 尺有所短，寸有所强。人，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孔子自己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个态度才是端正的，可取的。“无友不如己者”，应该是，每个朋友都自有其长处，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也正因为需要学习的地方无处不在，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过错，就不要怕改正，“过，则勿惮改。”孔子说话逻辑真是清晰得很！
　　
　　 总之，我对本章的理解是——
　　
　　 孔子说：“君子不自重、自爱，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不断学习，才可以使人不闭塞。为人做事要忠实可靠，讲究信用。每个朋友都自有其长处，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发现自己的过错，不要怕改正。”
　　
　　 稍微总结一下本章，孔子谈了“君子的五种态度”：重，学，忠信，友，改过。
　　
　　 时间过去2000多年，但孔子说的这几种态度，依然对我们的人生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人性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人性中那些恒常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的形成，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力，的确是了不起。
　　

学而第一
　　
　　慎始慎终方能成就人生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本章最易误读。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如此解释——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
　　
　　 一般的版本也都大同小异：慎重送终，追念先祖，民风就会淳厚起来。
　　
　　 《学而篇》谈的是君子，君子的境界，使命，作为，态度等等，怎么突然出现了丧礼？
　　
　　 诚然，曾子是个著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有他的事迹。另，儒家也的确重视孝，因为孝是忠的前提和基础，前面第二章有子已经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但这就是本章必然涉及到“孝”、“丧礼”的原由吗？
　　
　　 或者说，重礼，确实是孔子及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是非常重视丧祭这一仪式的。丧祭于孔子，已不单单意味着是活人对死去先人的追念之情，更多是通过这一仪式，庄严地弘扬一种孝道，从而对日渐松弛的宗法关系予以聚合，前面已经说过，在孔子的时代，宗法关系已经松散了。但这必然就是本章的主旨吗？
　　
　　 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怀疑和深思。
　　
　　 只想这么追问一句：慎重地给先人送终，怎么个慎重法？是不是下葬的排场铺得越大就越显得慎重？排场小，就显得轻浮、不慎重了？报纸网站时有报道，现在不少先富起来的人家，给死去的父母下葬，真是奢侈无比，那是慎重吗？不，那是显耀，显耀自己有钱，是做秀，是要穷人眼红、自卑，恨自己没钱。这样很容易导致“仇富心理”的，会让民风淳厚起来吗？答案：NO！
　　
　　 我们还必须回到文本。终，是结局，结果的意思。远，是源头，开始的意思。我们日常所说，做事要有始有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虽是大白话，其实恰好吻合了本章之主旨。
　　
　　 本章我的解释是——
　　
　　 曾子说：“做任何事情，要有通盘计划，有始有终，慎重对待，大家都遵循这个道理，民风就会淳厚起来。”
　　
　　 这个意思也切合曾子自身，曾子一向刚毅木讷，沉稳厚重，决不轻浮，以他不算聪明甚至可说是有些愚笨的资质，竟练成了绝世修为，其中自有深意焉。
　　
　　 今天已是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选择职业的机会多多，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让很多刚毕业的学子犯愁。不用愁，只要对自己的性情、专业、能力，有个通盘的比较、综合、对比，就能做出较理想的选择，自身与职业之间就能达成最佳切合，当然选择之后，还要慎始慎终，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学而第一
　　
　　对孔子的一次侧面描写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小孔子31岁，卫国人。子贡这家伙真是太可爱了。孔子的弟子中，他是最令我开心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颜回，老觉得颜回有装的嫌疑。我是真喜欢子贡和子路两个，前者机敏聪慧，能言善辩，人味十足，后者性情率真，粗鲁可爱，心口合一。子贡让我深受感动之处颇多。试举一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记载：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大意是，孔子死后，原宪（孔子弟子）在草泽中隐居起来。做了卫国国相的子贡，带了一大帮人马去看望原宪，威风极了。子贡问原宪：“你窝囊成这样，不难为情吗？”原宪答道：“在老师那里学了道，却不能施行，才叫难为情。我穷是穷，但没什么难为情的。”子贡感到好惭愧，只好郁闷地离开了，一辈子都为这句错话感到羞耻。
　　
　　 不就说错一句话吗？竟然一辈子都在后悔，这是什么品德？
　　
　　 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君子，纯粹的人？！
　　
　　 另，孔子死后，唯子贡为恩师守孝6年，这种情怀，现在到哪儿找去？
　　
　　 还有，子贡做生意很厉害，家财万贯，是中国第一个儒商，有个著名的说法，“端木遗风”，说的就是他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现在要是给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送个牌匾，写这四个字，假如这个朋友有点文化，知道这是在夸他，会很开心的。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郑玄所注《论语》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有记载。子禽到底是不是孔子的弟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本章中，他向子贡提了一个有关孔子的问题，看似有些八卦，也很不好回答，我们来看看能言善辩的子贡是怎样长袖善舞的——
　　
　　 子禽问子贡：“老先生每到一个诸侯国，都能知道人家的政事，他是主动去打听的，还是人家自愿告诉给他的呢？”子贡回答：“老师他老人家集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等优良品德于一身，才有这样的资格。即使他老人家主动去打听，恐怕也和一般俗人不一样吧？”
　　
　　 “必闻其政”，是指都能知道人家政事，不是打探、打听的意思，孔子不是今天的狗仔队。为什么孔子能知道，而别人不知道？因为孔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个人能有一条优点就已经不简单了，孔子一个人集5条优点于一身，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别人，让别人自愿为他提供各路新闻。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孔子一步步走向圣人高位的进程中，子贡是第一个直接在孔子背后用力猛推的。子贡猛赞孔子的话不少，“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篇》，《论语》中还有他曾把孔子比做日月，我不再举例了。子贡宣扬孔子伟大，话说得如此直接，但不会令人讨厌，也不觉得肉麻，只能说子贡讲话水平高。
　　
　　 温，与和，一般连用，想必孔子在弟子们面前是很和气的，亲切的，令弟子们如沐春风，快快乐乐地学习，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的性情，弟子们有福了！
　　
　　 恭，与敬，一般也连用，待人恭敬，其实就是尊重他人，有礼貌，不粗鲁。孔子作为那时的公众人物，比现在的明星强多了，报章网络上不时报道现在的明星对粉丝说粗口，急了就问候对方的母亲，还以为这是酷，真该向孔子学习学习。尊重他人也即尊重自己，多简单的道理，明星们难道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
　　
　　 让，是谦虚，谦让之意，不是畏惧。对生命有足够的体悟，才会发自内心的谦虚，这样的人才会进步，就像水，看似无形但其力量甚大，水滴而石穿，君子当让。
　　
　　 子贡用不到30个字，就将孔子的形象传达得这么高明，夸得让人信服，古人惜字如金，果然不假。
　　


学而第一
　　
　　“听妈妈的话”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首先交代一下：本章标题，来自台湾流行歌手周杰伦歌曲《听妈妈的话》。
　　
　　 本章也是富于争议的。
　　
　　 鲁迅先生在《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超越了自己，就是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
　　
　　 鲁迅先生对封建吃人礼教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我们都知道的，对先生的这种批判精神，我个人也表示十二分的敬仰，这都没问题。但仅就本章而言，我和先生的看法不同。关键在一个“道”字。如果这里的“道”，是指“规矩习惯”，或者“父辈走的老路”，那么先生的批评当然是对的。但这里的“道”，决非“规矩习惯”，也不是“父辈走的老路”，而是“导”，“教导”。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的主语是什么？必须先弄清楚这一点。“父在，观其志”，说的是子女；“父没，观其行”，说的也是子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说的还是子女。
　　
　　 如果说，子女在父母死后多年，自己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过去父母健在的时代，毫无发展，不根据时代的情况做出相应调整，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宣传的是一种腐朽的东西。打个浅显的比方，父母在世的时候看的是黑白电视，父母死后，互联网都已铺天盖地了，我们做子女的却始终抱着一个黑白电视机不放，不上网，也不看彩色电视，这哪里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这是神经病！如果子女在父母死前死后，都保持一致，父母健在时，很温和、善良、正派，父母死后子女还是同样温和、善良、正派，那么我要说，孔子讲得真好，孔子对人性的洞察真是深刻。
　　
　　 你当着某人的面，和背着某人的面，对他的评价始终如一，那么别人一般都会说你是个真君子，不是长舌妇，难道不是这样吗？对父母的孝顺，在某种意义上是深刻的尊重与尊敬，不是做做样子。举头三尺有神明，父母虽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时时萦绕于心，谁家父母不希望生出这样的子女？
　　
　　 因此，我对本章的理解是——
　　
　　 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父母死后，要看他的行为；父母死后几年，他仍旧保持原来的本真面目，这样的人就可以算是孝子了。”
　　
　　 孔老先生在本章其实是讲真君子必须坚毅、正直、始终如一，不因父母过世而有所松懈、改变。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生我养我，依照自然规律，当死在我们前面，我们做子女的拿什么来回报父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亲爱的父母，你们在地下可以放心了！
　　
 
 

　学而第一
　　
　　如何创建和   谐社    会？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每读《论语》，我都折服、醉心于它结构的精巧。表面上，它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但那根贯穿其间的线始终都在，形散而神聚，飞扬饱满，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直让一颗心久久为之跳荡、兴奋，真乃雄文也！
　　  
　　 《学而》讲君子。君子当然不单薄的。本章讲的是如何创建一个和  谐社   会的问题。儒家是入世的，真君子当然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撞了无数次南墙之后的孔子仍坚定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这是在批评那些整天和鸟兽做伴，也就是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之人，在这样的老师的教导下，孔门有关创建和    谐社      会的话题，估计会是热门话题。
　　
　　 有子在本章中谈到了礼，谈到了先王，我在这里插些话。
　　
　　 我们都知道孔子这人是崇礼的，但他是为了复古而复古吗？周游列国的时候，一逢处境不好或受了委屈，他就带一帮弟子演礼，以至有一回在树下演礼，司马桓魋竟威胁说要杀掉他，叫人把树砍了，孔子演不成了。孔子对礼是真的执着。他这么做，恐怕还是想寻回人们失去的信     仰。孔子的基本目标是小康，远期理想是大同，何谓小康？何谓大同？
　　
　　 《礼记 礼运》这么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意是说，尧舜和尧舜之前的时代，实行的是大道，天下是大家伙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和睦。人们不单单只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大家都没有奸诈之心，天下太平、团结、安定。
　　
　　 小康呢？“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大意是，大道消隐以后，天下就变成家传的了。人们只爱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统治者拿礼义来作为行为准则，以期摆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天下就出乱子了。禹、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对待礼义一事很认真，他们当政的时候，算是小小的太平、团结、安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倾慕尧舜和尧舜之前的时代的。不过，这已经不可能了，时代一如长江水，流走就回不来了。再说了，尧舜和尧舜之前的时代——那种原始共   产   主      义——真的那么美好吗，我一直就怀疑得很。有个叫“让我也说几句吧”的网友4月12日给我帖子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孔子 大学）：先人只强调对个人的内部价值体系（心）进行调整，而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进行价值博弈形成的制度，也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这是其不足。古代的西方人主要是以宗教来正心，他们也曾经历过被宗教奴役的黑暗中世纪，但后来通过人与‘神’（人们心中对神的盲从）、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迎来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从而实现了以人类社会的制度来正人心的现代社会。而中国一直都未完全摆脱以道德说教来正人心的古代时期。”
　　
　　 这个网友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就我个人而言，对孔子也是分得很开的，孔子有让我非常喜欢的一面，也有让我不喜欢的一面。这个网友还说了——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孔子 大学）：很遗憾的是，孔子及其门徒并没有给出严格的论证：为什么他宣扬的‘正统’价值体系中，‘仁’和‘财’一定要如此地对立，而无法进行统一？而在价值主义中，真正有用的‘仁’和一般意义上的‘财’都是有益于价值提升的。‘仁者’，应以其爱人，使人受益，而使自已受益，这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的精髓，亚当斯密早就说过：面包师做面包并不是他的慷慨，而是为了他自己。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集众人之私，而为众人服务，这才是真正的大仁。从本质上讲，孔子推崇的‘仁’，是和人性相悖的，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仁’，因此不能推行，可算是一种伪仁。”
　　
　　 这话很尖锐，令我沉思良久。我想还是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孔子当然有局限的一面，在孔子所处的时候，“以身发财”岂不是意味着必然要鱼肉百姓！其间简直没得选择。孔子当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尽管他偏向统治者一边，但他也对统治者设定了前提：君礼臣忠。他和后来那些伪儒们绝对是两回事。伪儒们是真的要叫老百姓彻底做愚民，听任皇帝老儿杀        人放          火。孔子不是这样的。任何时代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都有值得我们敬重的一面的。
　　
　　 扯远了，还是回到本章。本章意思很简单——
　　
　　 有子说：“礼乐的运用，就是调整、均衡各种矛盾，以达成和谐。古代先王治理国家，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无论大事小事，都放任不管，想自然而然达到和谐，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了和谐而和谐，矫枉过正了，不以礼去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在儒家看来，“和谐”一词有着多方面的意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动植物之间的和  谐，人和悠悠天地之间的和谐。其中，人和人之间的和  谐靠礼乐来执行，“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这在孔子看来，简直就已经是奢望了，到他这个时代，礼崩乐坏，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