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宗族 文化氛围较为浓厚的鄂东浠水农村。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一名宗族成员，无论身在何地，对宗族，我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许可称之为宗族情结吧。
一些宗族传说和宗族文化遗迹，比如偶尔露出地面的祠堂石匾、发黄的宗谱、频繁的祭祖活动，使我对宗族对祖先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畏感和神秘感。而近年来，族人隆重的丧葬场景以及参与宗族活动的热情，更深刻地感染了我。这一切所导致的好奇在日积月累中潜滋暗长，驱使我试图去揭开农村宗族的神秘面纱。
考虑到生长于浠水，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等娴熟于心，因此我决定在浠水进行宗族活动 的调查。至于选择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作为研究的对象，原因有二：其一，汤氏宗族的聚居地毗邻我的家乡，便于调查、收集材料。而孔氏宗族活动之兴盛在全县闻名，且可通过一孔姓亲戚的引荐前往调查。其二，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民国时期皆属名门望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而且有着较多的宗族传说和宗族文化遗存，如汤氏的凤形地的传说以及汤化龙的传说，孔氏的孔庚的传说，等等。
在调查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从整体看来，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风俗习惯上趋同、在经济状况上趋近、在地理位置上邻近。然而，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宗族活动之后，孔氏增强了族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汤氏不仅没有收到敬宗睦族之效，反而造成了新的矛盾和对立。而且，就目前情况看，孔氏的宗族活动方兴未艾高潮迭起，汤氏的宗族活动已经沉寂。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能对我们真正清楚地把握当前湖北农村的宗族活动有所裨益。这就成为了我这篇论文选题的缘由。

（二） 研究前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的不少地区出现了宗族组织公开恢复活动的现象，修宗谱、建宗祠、修祖墓等宗族性活动异常兴旺，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据笔者粗略统计，对宗族复兴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约有110余篇，专题专著主要有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杭、谢维扬合著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 》（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肖唐镖等编著的《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研究》（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与《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 》（200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
这些科研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一、当前宗族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二、当前宗族现象的特点、表现的分析。三、当前宗族问题的应对策略。四、当前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置于现代化视野中的思考。
对于当前宗族现象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并没有形成共识。第一种解释为，社会体制目前还不可能担负起农村的所有功能，宗族作为一种功能团体就“有机可乘”；第二种为，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农村的基层组织趋于涣散，集体已经不再构成依靠的力量，农民为寻求心理上的依靠，就转向了宗族组织；第三种为，由于基层秩序的松散，违背了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就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于是宗族势力就利用这一机会发展起来。钱杭先生认为：第一种与第三种解释均“似是而非”，第二种部分地描述了真实的图景。他进一步富有见地地指出，宗族活动的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  
对于当前宗族现象的特点、表现的分析，学者们由于观察角度和固有观念的不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钱杭在《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目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中，把农村基层政权的削弱、旧传统资源的作用列为宗族活动发生的特点。而当前宗族活动的表现特征为：相对松散的组织、缺乏远见、情绪化、盲目的破坏性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华中师大课题组”）则根据其掌握的材料将当前宗族活动抽象为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宗族活动的理性化和非理性化倾向并存；第二，非实体化和准实体化并存。这显然是比较精当的。
关于宗族问题的应对策略，学者们的建议是多方面的。如针对宗族势力排斥、侵蚀公共权力的倾向，他们提出了加强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对策；针对宗族势力破坏社会秩序的特点，他们提出依法治农、依法治村，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对策；针对农民“社会互助”的需求，他们提供了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针对宗族观念文化的影响，他们十分有见地地指出，应当建设以村户为载体的现代村落文化，等等。
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大多数学者们对于宗族问题的历史命运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特殊的血缘集团，因其结构和功能的狭隘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是很难相容的。因此，宗族既没有存在的理由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它应当被历史淘汰，即使存在，也是不合理的、落后的。但也有部分学者如钱杭等认为，宗族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
此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具体表现为：其一，视宗族为现实社会对立物，以负面评价为主的研究；其二，视宗族为中性社会组织，对其功能做正负双重性质评价的研究。
笔者认为，现在的宗族与以前的宗族相比，不仅在形态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有较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依然运用对传统宗族的眼光来分析现在的宗族现象，那么最终的结果与客观事实必然是大相径庭的。其实，当今的宗族在一定条件下并不一定是与现代化目标相抵牾的，它本身也许就是中国宗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态。

（三） 研究意义

从整体上看，关于当前农村宗族复兴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确不少。但是，大多是从宏观上来探讨宗族复兴的原因、表现、特点、对策等。而从微观上对当前宗族进行田野调查的论文实不多见。而调查者由于语言、习俗等因素而不能将调查深入下去的情况亦不鲜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实在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材料。
笔者认为，从宏观层面探讨当今的宗族问题固然必不可少，但是具体的田野调查也应当不可忽视。笔者试图以剖析一个问题（即两个宗族为什么在经历一系列宗族活动后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为切入点，在鲜活的资料与比较研究中对选题作一个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曾几度深入农村，与宗族活动的领导者、小组组长、普通的宗族成员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论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他们的口述，真实而鲜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笔者翻阅他们的家谱及相关资料而获得的。
全文运用比较（也存在双重比较）的方法，即同一宗族的古今对比、同一宗族不同派别的对比以及不同宗族之间的对比。本文着眼于宗族活动的比较研究，立足于九十年代，但并不拘泥于九十年代，较为关注宗族之间、宗族内部的互动。笔者希望，通过以上的努力，力图揭示出两个风俗习惯相同、经济状况趋近、地理位置邻近的宗族走上不同发展轨道的深刻的内在原因，从而为妥善地处理当前的宗族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概   况

（一） 社区概况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孔氏宗族还是汤氏宗族其支族皆有七分之多，且居住星散，使人感到错综复杂难以把握。该选择哪一处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呢？后来，笔者欣喜地发现：当年孔氏和汤氏迁蕲（浠水）始祖建基定居之处，现在都有两个单姓自然村  毗邻而立，中间并无明显分界，而且近年来的一些宗族活动基本上是由此发源和展开的。于是，笔者决定以此两地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孔氏之地包括现浠水县竹瓦镇九坪村的孔浩然湾（十一组）和孔山头湾（九组），汤氏之地包括现浠水县清泉镇麻园村的新屋湾（八组）和麻园岭（七组）。为了便于叙述和研究，笔者分别命名为孔氏社区和汤氏社区。
孔氏社区，1958年－1974年属于桃园公社五大队十小队；1974年—1985年属于朱店公社五大队十小队；1985年－2000年属于朱店乡九坪村九组和十一组；2001年—至今属于竹瓦镇九坪村九组和十一组。
汤氏社区，1958年－1965年属于夏凉公社华新大队五小队；1966年－1978年属于夏凉公社红卫大队五小队；1978年－1985年属于朱店公社八一大队五小队；1985年－2000年属于麻桥乡麻园村七组和八组；2001年－至今属于清泉镇麻园村七组和八组。
值得一提的是，孔氏社区和汤氏社区都是在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在1985年，浠水农村实行政社分开的体制改革，村民委员会制度作为基层农村的自治制度开始确立，并取代政社合一的生产大队制度。孔氏社区和汤氏社区开始分别属于朱店乡九坪村和麻桥乡麻园村。自改革以来，基层组织对社区的控制开始松弛，其行政权威也因失去经济利益的关联而弱化。而2001年，撤乡并镇，孔氏社区和汤氏社区分别属于竹瓦镇和清泉镇，原来处在镇与村之间的朱店乡和麻桥乡被撤除。这样一来，基层政权对这两个社区的控制进一步地松弛了。
1 地理环境
孔氏社区位于浠水县的西北部，南距京九铁路朱店站约2公里，北距106国道柳界公路王祠站约4公里。从地形看，孔氏社区座落在当地闻名的合印山麓。该社区通往外界的仅有向北和向南的两条简易公路。而通过这样的公路，走出来附近村落走上国道，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因此，该社区的对外交通的确不够方便。孔氏社区的土地较为肥沃，一般种植稻谷、油菜、花生、黄豆、芝麻等农作物。
汤氏社区位于浠水县的中北部，北距京九铁路不足1公里，南距浠水－巴河的简易公路约1公里。此公路车辆频繁，由此可直达浠水、武汉等地，给汤氏社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汤氏社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一般种植稻谷、油菜、棉花、花生等农作物。
2 人口与经济生活
孔氏社区有55户，224人。在当地，经济实力属于中游水平。全社区债权约8万元，以农户帐面款（积累）、信用社贷款及民间借款的形式存在。债务约4万元。1971年全社区通电，1996年安装第一批电话，2001年实行电网改革。社区族人比较注重发展副业，如养鸡、养牛等。
汤氏社区有46户，167人。除汤姓外，还有闻、杨、万、江等外姓户。其中八组皆为汤姓，杂姓集中于七组。各姓户数、人口及其所占比例见表1。
表  1
姓氏 户数 人数 百分比（%）
汤姓
37 131 78.4％
闻姓 3 14 8.4%
杨姓 3 13 7.8%
万姓 2 6 3.6%
江姓 1 3 1.8%
总计 46 167 100%
汤氏社区在当地经济实力一般。全社区债权约7.8万元，债务约3万元。1980年全社区通电。1998年安装第一批电话，现有电话4部。2001年实行电网改革。社区有贷款证的为12户，存款率较低。现有族人发展运输、养殖等副业。
3 文化生活
孔氏社区附近约1公里处，有一可店小学。该小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社区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孔氏社区的教育情况见表2。
表  2

70岁
以上 60－69岁 50－59岁 40－49岁 30－39岁 20－29岁 20岁以下
在校
孩数 辍学
孩数
不识字 9 10 14 7 2
小学或识字 7 13 16 25 17 25 8
初中 1 1 7 5 15 23 3
高中或中专 2 1 10
大学及以上 3
合计 10 18 27 32 33 35 58 11
（注：本表不包括未启蒙儿童、在外落户者）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孔氏社区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是并没有多少孩子辍学。孔氏族人都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认为不让孩子读书，将来就不会有出息。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即使倾家荡产，家长们仍然在所不惜。家中有孩子辍学的，组长就会亲自上门反复做家长的思想工作。
孔氏社区没有人信仰宗教，但鬼神和风水观念比较浓重，对祖先对神明比较敬畏。在娱乐方面，因为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只能收到有限的几个台。平时，除了看看电视，打打牌，几乎没有其他的文娱活动。一族人笑着说：因为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们这里留不住客人。2001年春节，有人倡导成立龙灯队，从初一至十五到附近各村耍龙灯，很是热闹了一番。
九八年以前，汤氏社区附近300米处，一直有一村办小学——麻园小学。此后，村办小学搬迁到距离社区约1里处，上学仍然十分方便。现将汤氏社区的教育情况见表3。
表  3

70岁
以  60－69岁 50－59岁 40－49岁 30－39岁 20－29岁 20岁以下
在校
孩数 辍学
孩数
不识字 2 11 6 13 7 3
小学或识字 5 7 7 24 10 28 16
初中 2 5 4 6 9
高中或中专 1 1
大学及以上
合计 2 16 13 23 36 18 34 25
（注：本表不包括未启蒙儿童、在外落户者）
近年来，汤氏社区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孩子们大批辍学回家、出外打工。由上表可知，20岁以下的孩子有42％的未完成初中学业。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辍学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学费高，家庭无力供养孩子读书。这种情况在汤氏社区所占比例不大。二是因为学生娇生惯养，怕吃苦，成绩差，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自暴自弃。三是父母不注重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父亲大多出外打工。而年轻的母亲贪图享受，不愿为孩子读书之事劳神费心，一般都听之任之。
汤氏社区一般人都迷信鬼神和风水，对于祖先的祭祀很重视也很频繁。此外，还有两人信仰基督教，在家中挂上一个十字架进行祈祷。社区的娱乐活动很少。除了看电视外，年轻的妇女还喜欢聚集在一起打牌、打麻将。九八年，社区有人倡导成立了乐队。每逢婚丧嫁娶之时，就有人来请他们去奏乐。据说，这支民间乐队还上过浠水电视，也算是小有名气。

（二） 宗族概况

1 宗族的历史来源

孔氏宗族自称是商朝圣明帝王成汤之后裔。上溯第一始祖孔子前六世祖孔父嘉，其时人丁兴旺.。其后子孙便以孔父嘉之孔字为姓。后因宋国大夫华夫督谋反，杀死宋国国君和孔父嘉。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便携眷从宋国逃至鲁国（今山东境内），定居于曲阜都城内阕里街。延至六代生仲尼，名丘。仲尼诞生于公元前551年农历8月27日。孔氏自此断代奉之为一世祖。
先圣孔子第四十八世后裔孔若古公的第四子端植公被派往湖北通山为官，后定居通山，此为孔氏迁鄂之始。及至第五十三世后裔孔源公，生子有三：思贤、思胜、思真。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孔源公时任袁州教授。徐寿辉兵陷袁州，孔源公与次子思胜避难于饶州。源公旋即病卒。思胜公便携眷逆江而上，行至浠水（当时称蕲水）巴河河口上岸，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抵达合印山下 。
思胜公见此处山青水秀、良田沃野、社会安定，便决定在此落基定居。
迨至第五十九世，有彦富、彦春、彦冲、彦汉、彦珑、彦福、彦云等同堂兄弟彦字辈七人，后各自成家立业，繁衍后代，这就是浠水孔氏宗族七分之由来。
而汤氏自称是商代之子姓。迨至微子封宋爵列上公传王偃之时，而改“子”为“荡”。延至宋公子荡意之时，去草为“汤”，这就是汤姓之由来。
据《汤氏四修宗谱》记载，汤氏始祖谷公世居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七世祖忻公迁至江右（今江西）之安仁再迁余干。十八世祖昌公、盟公则于明初由江西饶州府余干县之南塘迁徙到蕲水（浠水）羊角桥，旋迁麻桥凤形地，继而买下靴塘湾田地数顷，故浠水汤氏奉昌公、盟公为始祖。
自昌公历四世而有同堂兄弟六个：玉兴、玉和、玉道、玉通、玉琦、玉碧。而盟公单传至四世则有玉贵。其中玉兴为长分、玉和为二分、玉道为三分、玉通为四分、玉琦为五分、玉碧为六分、玉贵为七分，这就是浠水汤氏七分之由来。后长分玉兴、六分玉碧之后裔因远迁不知所踪，故根盘浠水者仅有二、三、四、五、七等五分。
2 宗族在当代的变迁及其支族分布

建国之初席卷全国的土改风暴，也波及到浠水县境内。1951年，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开始接受当地农会领导。宗族活动的祠堂、族田等财产被没收，宗族活动被禁止。孔氏族长在1951年被枪毙。汤氏族长汤绍南则于土改前夕去世，幸得善终。
长期以来，被宗族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所掩蔽的阶级对立在土改中暴露出来。人们的阶级意识开始超越血缘关系，从而使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被划分在不同的阶级营垒之中，宗族渐趋离析。
在几乎接踵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中，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先后加入互助组、低级社、初级社，最终于1956年升入高级社。而在合作化过程中，贯彻了实行统一经营、收获物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同时，推行了统购统销体制。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生产功能。从而也削弱了宗族尚存的权威。
1958年，孔氏社区开始隶属于桃园公社五大队十小队，汤氏社区则隶属于夏凉公社华新大队五小队。公社建立的实体组织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践的组织原则是“政社合一”、“一大二公”。
在公社体制之下，超血缘关系和统一指挥的劳动组织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生产功能，家庭劳动方式基本被取消，家庭和宗族的基本功能被遏制。但是，人民公社的组织更新，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反而限定了人们流动的可能性，社区生活的固定性潜在地成为强化血亲关系的基地。
总之，这一时期社会体制强有力地渗入宗族共同体中。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被置入正式乡村组织严密控制之下，宗族权威和宗族观念遭到进一步地削弱。
及至“文革”时期，与宗族文化相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被扫荡殆尽。不仅宗族活动，甚至于宗族内的祖先崇拜的祭祀、土葬习俗以及一些有关的封建迷信活动都成为改造的目标。但是，就总体而言，“文革”对宗族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进一步强有力地打破血缘关系，压制了依据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甚至于宗族内部也搞所谓的家庭斗争。
因此，可以说，直至改革前，宗族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的仪式的基础已被摧毁殆尽。宗族意识在阶级意识中淡化，宗族活动渐趋衰微。但是，宗族聚居形式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而宗族观念也顽强地绵延下来。
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削弱、摧毁宗族活动和宗族意识趋向于运用行政手段和措施，而不是建立在充分的经济发展之上，宗族文化的内在逻辑——血缘关系也因而避免了致命性的打击。
孔氏自迁蕲始祖思胜公在此建基以来，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后世人口早已遍布黄冈各县市以及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并远迁上海市、新疆等地。在浠水境内，孔氏宗族人口主要集中于以王祠为中心的朱店（原设乡，现已撤除）至竹瓦镇之间的地段上。其次是巴河的马骑山、兰溪的孔家湾等地。
目前，孔氏宗族的七分在浠水境内的分布情况见第13页表4。
据1992年的《孔氏宗谱》记载，浠水境内的各分各支红丁（男性）人数如下：长分，八十人；二分，六百一十三人；三分，五百二十六人；四分，二百四十三人；五分，四十九人；六分，六十九人；七分，一千五百二十一人。七大分共计三千一百零一人。
而汤氏自迁蕲始祖昌公、盟公建基定居以来，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后世人口早已遍布省内黄冈各县市以及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并远迁至省外的河南、新疆、陕西、北京，甚至迁往美国等地。
目前，汤氏宗族在浠水境内的分布情况见第13页表5。
据参与修谱的汤新仁称，浠水境内的各分各支红丁（男性）人数如下：二分，三百人；三分，一百七十人；四分，一百五十人；七分，四百人。五大分合计一千三百二十人。
表  4

长分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七分
竹瓦镇

港河湾（火龙村） 港河湾、咀上湾（火龙村）莫尔湾（柳坳村） 竹林湾（双塘村） 坳孔湾
（熊堑村）
孔新屋湾
孔老屋湾、三堂湾
（东方红村） 溪屋基湾（火龙村）
杜家岗
（东方红村） 汪家湾（竹瓦）山头湾（九坪村） 孔浩然湾、孔山头湾（九坪村）孔上湾（火龙村）、曾家仓（放马村）、孔家岗（孔岗村）、牌楼湾、陈四湾（竹瓦）
巴河镇 马骑山
胡田畈
兰溪镇 孔家湾

表  5

二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七分
清泉镇 占家学湾、坳上湾（麻园村） 古塘湾（向阳村） 汤榨屋湾、汤旮旯湾(火山村)刘家园湾（向阳村）
张大屋湾
（麻园村） 张坳口大队、坳口湾（清泉镇内）汤新屋湾（麻园村）汤家湾
（望花村） 麻园岭
（麻园村）
张坳口大队（清泉镇内）
竹瓦镇 赵家湾
（童凉村） 西冲汤家湾（桃园村）汤溪湾（汪冲村）汤窑湾（童凉村）
巴河镇 汤家湾
（长征村） 枣儿茨岭
（火山村）
汪岗镇 汤家新屋湾、周家湾、夏家湾、洪家湾、王家店、汤家阱、汤岗
分析：从渊源上看，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皆起源于商朝。浠水孔氏是于元末由江西饶州迁徙而至，浠水汤氏是于明初由江西余干县迁来的。从分支上看，孔氏和汤氏皆有七分之多，但是目前汤氏根盘浠水者仅有五分。从分布上看，孔氏宗族集中于以王祠为中心的朱店至竹瓦镇之间的地段上，宗族之间联系较为容易，宗族之间往来较为频繁。汤氏宗族则相对分散，二、三、四分集中于现清泉镇内，五分则集中于竹瓦镇内，七分则聚集于汪岗镇。二、三、四分与五分联系较为容易，而此四大分与七分聚居地相距约20里，联系不太方便。

二  孔氏和汤氏宗族活动之比较

（一） 宗族活动的历史背景

浠水孔氏的宗族活动由来已久。孔氏自宋高宗南渡后，析为南北两宗。北宗世系谱牒以甲子甲午为定期，以大修小修为详略。南宗衍析为衢州、衡阳等派。浠水孔氏则为衢州派之第四支。孔氏曾有古人言曰：“三代不修谱则不孝也”。可见，孔族对修谱是极为重视的。迁蕲始祖思胜公第四子克彬公以五十五代孙的身份归兖拜谒孔林孔庙，幸获宗图谱牒，此即为浠水孔氏后世修谱之凭藉。至嘉庆九年（1804年），适逢大修之期，孔毓治公偕同孔毓裕、孔传荣等人朝夕采辑，或登山访墓或叩门问宗不惮烦瘁，编理成帙，但因族众星散经费维艰而未能成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浠水孔氏族众推选户首孔传薪为总理，全面负责修谱事宜。孔传薪与分理孔传风、孔继奎等人殚精竭虑齐心协力，最终不负众望克成此事。此为清朝开国以来浠水孔氏第一次大修谱。光绪十六年（1890年），督修孔宪章、监修孔继德等人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圆满完成了浠水孔氏的第二次大修谱。民国三年（1914年），政坛名流浠水人孔庚在北京获遇先宗主孔令贻公。孔令贻公提议南北合修，但因时局动荡国事艰危，而未能如愿以偿。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值甲子大修之期，清明祭毕合族推举孔昭辉总理其事。督修孔昭辉偕同议事长孔昭法、孔昭喜等人同心同德不辞劳苦完成了浠水孔氏第三次大修谱。在三修族谱之后，又修建了迁蕲始祖思胜公等人的墓碑。在合印山的两侧，延伸着两个山岗，形似两只虎腿，虎腿末端分有一个小山岣，形似虎掌，故名“虎掌背”。孔氏迁蕲始祖思胜公便葬于此处。后裔在此树立一个大墓碑。墓碑仿山东旧制，碑上部为半圆形，顶上有“旺石”，碑下部为长方形，两侧为蛟龙盘柱。整个墓碑规模也较为宏大。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墓碑被红卫兵捣毁，但碑面尚存。而在整个文革期间，孔氏族人都迫于政治压力，不敢祭拜或修缮祖墓。八十年代，后人在墓地附近立一小碑。
从合印山的北侧山麓，延至九龙港边，有一长椭圆形的横山岗，形状象一条卧鱼，鱼头伸向港边，酷似鱼儿下水，又因此“鱼”像是木头雕刻的，故称之为“木形地”。经无数风水先生考证，认为此地实为一块风水宝地。自孔氏先圣第五十五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山、禁地”，严禁葬坟。其后，孔氏后裔便在此山东侧，修建了一座祠堂，名曰“孔氏祠”，供祭祀祖先和创办学堂之用。现年六十三岁的孔运禄老人追忆，他所见到的祠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毁于文革初期，方位坐西向东，规模宏大，一进三重，每两重之间有凼池。文革初期，在“扫四旧”的浪潮中，孔氏祠堂被摧毁，其地被开垦为农田。
而浠水汤氏的宗族活动也源远流长，但不幸地为后世预伏下冲突和分裂的根源。前已述及，明初，第十八世后裔昌公、盟公由江西饶州府余干县之南塘迁至蕲水。自昌公越四世而有六分。昌公之为六分之始祖，汤氏族谱言之凿凿，无可置疑。而对于盟公其人其事，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族谱中没有盟公迁蕲及其墓地的记载。据说，汤氏宗祠中也没有他的牌位。对于他与昌公之间的关系更是让人真伪莫辨。有人说，盟公的确是昌公的弟弟，但是十分贫贱；有人说，盟公也姓汤，是昌公从江西带来为他放马的，但昌公不嫌弃他，认他作弟弟。这段历史之谜就为以后修谱埋下了祸根。
至光绪十年（1884年），汤氏宗族之俊彦玉林公起而倡导昌公之下的四分合修族谱。其时，玉和、玉通之后裔皆有支谱，其中玉和祖下的谱牒创始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此即二分第一次分修的支谱。而玉道、玉琦之后裔向无支谱。玉林公殚精竭虑合四分为一谱，并使之珠联玉贯厘然不相混，实有首创之功。至光绪十九年（1894年），吉臣公主持了昌公祖下的四分第二次大合修。二分在合修之余又自谱其谱。此即二分第二次之分修。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汤鸿兴、汤焕新为督修，实行汤氏迁蕲以来的迄今唯一的一次的五分大合修。但是，据年过七旬的老人汤维和、汤受艮称，当时，五分虽然在同一谱堂中修谱，但是二、三、四、五分与七分各用各的辈派，泾渭分明。此后，二分又以齐旭公为首进行了第三次分修支谱。
在浠水县麻桥乡有一座绵延十余里的大山脉，人称月山。月山一带层峦叠嶂，树木葱郁。阴阳家经勘舆后，认定此山与周围的地形构成一个张翼欲飞的“凤凰”，故称之为凤形地。后来，汤氏后裔在“凤”嘴处修建了一座大祠堂，名曰“汤氏宗祠”。此祠堂实为浠水汤氏七分之总祠。
据族人汤新仁回忆，老祠堂坐东北向西南，一进三重，共五大间。两边有厢房。祠堂右侧是食堂，左侧为宿舍。它创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毁于1958年。
大祠堂大殿正中坐北朝南设一正龛，左右两边相对各设一配龛。大殿正龛之中，摆放着昌公的牌位，然后左昭右穆依次陈列昌公以下三世的牌位。超过五世的则迁到配龛中。各分祠堂也依此模式摆放各分始祖及其以下三世的神主牌位。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汤氏大祠堂神主牌位的摆放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
当时，七分祖先盟公的神主牌位，由于与昌公关系不清，被放置在下殿门侧。而民国初期，汤氏七分玉贵祖下多出政界名流。其中，汤化龙、汤芗铭 兄弟俩更是一时风云人物。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分的达官贵人们到凤形地大祠堂来祭祖，看到他们的祖先牌位竟然放在下殿，心中顿生不快，就命人把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移至下殿，而将七分祖先牌位移至上殿。同时，他们命令卫兵用箩筐挑来许多银元，凤形地一带只要是姓汤的，每人都发给一块银元。
而恰在此时，二分秀才汤秉森也到祠堂来祭祖。看到祖先牌位竟被移至下殿，顿时勃然大怒，当即就拂袖而去。片刻后，汤秉森就带领麻桥古塘湾（此处二分人多）五、六十号人，手拿棍棒、铁锹等，气势汹汹地赶到大祠堂，将七分的贵人们统统逐出祠堂，将神主牌位恢复原样。贵人们不甘受辱，命令卫兵往祠堂里冲。而族众拼死守卫祠堂大门，卫兵们没能跨进祠堂一步，可怜一时风云人物汤化龙等也只能在祠堂外草草拜祭一番，怏怏而去。事后，秀才汤秉森余怒未消，立下誓言：二分后世不得与七分共同修谱，即使同修，也各用各的辈派。这种积怨在九十年代初修谱之时因七分的态度又一次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双方分道扬镳。
迁蕲始祖昌公去世后，葬于靴塘湾右金牛嘴处。而其妣刘氏、何氏则葬于麻桥凤形地。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通分五世澜祖分别为他们建立了墓碑。
而位于麻桥凤形地的昌公之妣何氏的墓碑。在清朝光绪年间又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
光绪八年（1882年），七分后裔汤继中乘凤形地昌公之妣何氏墓碑被毁之机，偷偷在原地树起一新碑，企图以永祖（盟公之子）之妣何氏来冒充昌公之妣何氏。
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时的浠水知县查明真相后，判令汤继中等于年内大寒后一日将假碑搬起以息讼端。嗣后，为了防患于未然，永远封禁凤形地，不准再建碑，亦不准添葬。
分析：孔氏和汤氏在历史上都非常重视宗族活动，都曾有过比较兴盛的宗族活动。但是，汤氏在宗族活动中留下一些后患，这就为后世冲突和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 九十年代初宗族活动复兴的起因和目的

浠水孔氏和汤氏的宗族活动都肇始于九十年代初的修谱。当时，全国不少姓氏掀起了一股兴修族谱的浪潮。而当时的基层组织对宗族活动的态度，正如孔氏宗族活动领导人之一的孔运禄所言：“自九十年代以来，九坪村村委对我们的宗族活动是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对族人收款，是得到村委许可的”。可见，当时的基层组织对宗族活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因此，修谱之风迅速在浠水全境扩展蔓延。
然而，说起九十年代初的浠水孔氏宗族之修谱，就不能不提到新洲的孔氏族人。
先圣第五十一世后裔孔元祗公因其子孔恭于宋理宗十一年（1235年）举孝廉莅官黄州太守，随任黄州（包括今武汉市新洲三店红山嘴、麻城铁门、走马岗等地），遂成为黄州孔氏支庶后裔之始祖。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新洲有元祗公后裔约二、三百人。他们与当地势力强大的许氏宗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孔氏宗族寡不敌众，被打死九人，甚至面临着被许氏宗族驱逐出新洲的危险。新洲人听说浠水有一位闻名全国的孔庚先生 ，就派人到浠水求救。
浠水孔氏宗族闻讯后，就派出十几人到新洲去处理这起纠纷。其中就有孔庚的年仅16岁的侄儿孔庆惠。孔庆惠是当年去新洲处事的唯一的现存者。不久，新洲的孔氏和许氏宗族之间的冲突得到妥善解决。这件事给新洲的孔氏族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前，新洲孔氏总是直接与山东合修族谱。然而，1991年夏，新洲元祗公后裔代表孔庆喜、孔玉堂带着老谱，辗转找到孔庆惠，提出合修族谱的要求。此时，浠水孔氏自1924年，新洲孔氏自1927年以来，由于政局风云变幻，族谱失修将近七十年。孔庆惠不敢贸然表态。但一热衷修谱者故意把新洲代表说成是山东代表。风声一出，族人很受鼓舞，纷纷表示愿意为谱务效劳。
至于修谱的目的，《孔氏宗谱》中的《凡例》声称：“谱牒之修是以承先启后为主导思想，以敬宗收族维护四化唤醒国人崇尚国法为主要目的。” 诚然，除了加强各分各支的通讯联系，增强族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修谱的发起者们也考虑到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修谱参与者孔繁铎说：“修谱不仅可以加强族内团结，而且可以促进族人在经济上互相交流互相帮助携手共进，从而实现各分各支的共同繁荣。”
汤氏也是浠水之大族，修谱岂甘落于人后？汤氏族人听说山东代表不远千里来与浠水孔氏合修族谱，也很受鼓舞。正如族人汤新仁所说：“别的宗族都修了谱，又树碑立传，搞得热热闹闹的。而我们汤家的不修，就会被别人瞧不起，就会觉得对不起祖宗。”而且，浠水汤氏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修谱以来，已有六十一年失修，以致“世系紊乱，有知其父不知其祖，有知其三代而不知其五服，有知其同姓而不知称呼，更有甚者边亲通婚，长幼无序，孝悌不恭，伦理不振，长此以往，后患无穷。” 可见，汤氏修谱则有追根溯源、厘定长幼、敬宗睦族、光宗耀祖之目的。然而，这一目的在修谱的过程中却日益被冲淡。起初，修谱的领导人都希望能够顺利完成包括汤氏七大分在内的大成宗谱的撰修，以实现汤氏宗族的整合，达到重振族威的目的。考虑到族谱失修多年、谱事生疏，而第七分在浠水人丁兴旺、官员较多、有权有势，也许会给修谱带来一些便利，因此，人们希望能够在第七分的领导下完成这件盛事。然而，不久，昌公之下的四大分和盟公之下的第七分因为辈份问题以及历史积怨而分道扬镳。昌公之下三分、五分的领导人权衡利弊，最终转向了七分。这主要是受七分修谱时开出的优厚待遇以及一些潜在的利益的引诱。这样一来，最初的敬宗收族的美好愿望被无情地粉碎了。
至于修墓的起因和目的，孔氏和汤氏也存在一定的区别。1999年，一推土机从孔氏始祖墓地经过，无意中把祖墓掀开了一角。人们这才发现立小碑处不是始祖墓。而且始祖墓正处在路旁，以前遭受行人践踏也不知晓。精通风水的宗族领导人孔旺来认为，为了弥补过失保证后世兴旺，有必要重新修建始祖墓。
适逢此时，附近的小姓可氏居然也把祖墓修缮一新，树立了较大的墓碑。孔氏族人自忖：我名门望族，难道还不如可氏小姓？于是，族内开会决定自愿捐款，以100元为起点，除了特别困难的两户外，其他族人都踊跃捐款。在族人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始祖墓碑于1999年重阳节前正式落成。
由于祖墓当初被推土机掀开了一角，使始祖受惊，又破坏了“龙脉”。为了进行补救，除了修建规模宏大的墓碑外，孔氏族人还请来新洲的戏班在祖墓后的空地上搭台唱戏，俗称“压地脉”。从二000年至二00二年，每逢清明节前就开始唱戏。三年下来，共唱了97部戏。每部戏大约要花费一千多元，共计十多万元。唱戏的出资方式有两种：（1）以各孔氏聚居的湾轮流出资。（2）由个人出资。譬如，孩子考上大学，家人就请唱戏。当然还有大款、干部出资唱戏的。
汤氏迁蕲始祖昌公去世后，葬于靴塘湾右金牛嘴处，而其妣刘氏、何氏则葬于麻桥凤形地。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通分五世澜祖分别为他们建立了墓碑。昌公在靴塘湾的墓碑在清朝时期曾被毁坏。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浠水六分又合资建起一墓碑。此墓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红卫兵捣毁，但碑面尚存。1993年，修谱工作完成后，汤氏族人们又想起为祖先们树碑立传。最后，从族人汤菊明家中找到老碑面。于是，族人们又树立起昌公、成祖、亮祖等六个墓碑，共花去一千多元。
至于建祠堂的起因和目的，孔氏和汤氏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迨至1999年，由于修谱的成功以及宗族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族人们的宗族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使孔氏的宗族活动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也为了纪念祖师孔子，发扬先圣遗风，孔氏宗族在老祠堂的旧地基上兴建了“孔圣庙”。
其实，孔氏族人都暗地里称之为“祠堂”。为什么当初将它命名为“孔圣庙”呢？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兴修祠堂之风愈演愈烈，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政府部门因此加以干预禁止修建祠堂。此时，如果命名为“孔氏宗祠”，必将受到干涉和制止。为了避免造成拉帮结派立山头的印象。孔运禄老人一锤定音，名之为“孔圣庙”。
九十年代初，汤氏修成宗谱后，考虑到农村基层秩序松散、违背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现象屡见不鲜却无人过问，族中老党员汤新仁等企图通过建立祠堂来规范族人端正民风。然而，由于汤氏内部分歧、族人反应冷淡，以及经费困难、当时村长不支持等因素，此事最终胎死腹中。
分析：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浠水汤氏和孔氏的宗族活动都肇始于九十年代的修谱。它们的宗族活动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孔氏和汤氏的一系列宗族活动都带有追本溯源、敬宗睦族、规范人伦而重建农村基层伦理秩序的意图。但是，孔氏力图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动性来实现敬宗收族的愿望，而汤氏因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显得被动，宗族活动也因此流于形式。

（三） 宗族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孔氏宗族活动的组织的严密，于修谱中可见一斑。1991年夏，在新洲孔氏族人的推动下，浠水孔氏宗族召开了七分代表大会。在浠水境内孔氏宗族的60多个湾，每湾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同时新洲孔氏也派数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达到130人以上。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修谱活动的领导人，并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纪律严明的修谱组织。修谱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与会代表按照一定的原则严格推选出来的。这些原则如下：（1）孔氏宗族中品行端正、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并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2）热衷于孔氏宗族活动，交际面广并有一定的活动能力的。（3）生活简朴，能够吃苦耐劳。修谱的工作人员如下：督修 孔昭显  主修 孔庆惠 副主修 孔建国 孔庆平 出纳 孔玉书 财经 孔华昌 后勤 孔运禄 等等。不久，又召开了一次浠水孔氏七分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制定了约束工作人员的纪律规定：（1）经济上不允许个人以任何名义擅自多开支。（2）不准仅有两人就在谱堂私开小灶。（3）旅差费的报销要经过领导班子的严格审查。（4）出外者每餐费用不超过两元，每天在外不超过一餐。特殊情况由领导班子酌情处理。（5）不准报销烟酒，不准高档请客送礼、招待客人。（6）十里路以内不准报销车费，十里路之外酌情报销车费。等等。各位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一旦发现有违反纪律中饱私囊者，立即作出处理并通报批评。以财务方面为例：当时谱堂设在王祠孔老屋湾中。财务内部分工是这样的：（1）收款者收款后，交给谱堂，由谱堂开收据。（2）出纳人建立开支帐目，而掌管财经者手中也有一本帐。（3）收到的款项随时存入附近银行。孔老屋湾的房头以及该湾所在地的乡长都可以随时检查开支帐目。掌握孔族丁数的总编孔松青督修孔昭显等也可随时查帐。一般族人觉得帐目有出入者也可查账。开支帐目每三个月向族众公布一次，欢迎族众监督和举报。曾有群众举报一次，后查明款项短缺是由于税务收费所致。领导者迅速向族众作出解释，并得到他们的谅解。
在组织修谱的过程中，领导者们逐渐认识到：要取得修谱的成功，必须提高和统一族众的思想认识。因此，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修谱工作人员分别深入到孔氏的60多个湾中，从事修谱的宣传工作。工作人员每到一湾后，马上找到队长，以组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工作人员在会上从尊重孔子发扬先圣遗风、从分清辈派重建伦理秩序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修谱的重要意义。会后，工作人员还到家家户户去做思想动员工作。由于多年未修族谱，部分群众对修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这样的宣传工作持续了半年之久。
九十年代初的孔氏修谱，由于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充分地发挥群众的批评监督作用，使得孔氏宗族内部达到空前的团结，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也同心协力、不遗余力。
九十年代初的汤氏修谱虽然也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但在组织和实施方面与孔氏相比要逊色得多。1992年仲秋，二分的汤受艮游说族人兴修族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不禁跃跃欲试。在汤受艮的积极联络和鼓动下，他们在一起开了个碰头会。会上成立了以汤维和、汤受艮、汤新仁、汤望明等为首的修谱临时组织。他们大都是多年的乡村基层干部，或者是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党员。他们对附近的汤氏宗族成员还是比较了解的。但他们并不像孔氏那样召开代表大会来民主推选修谱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包揽下，修谱人员的分工也很快确定如下：督修 汤维和 总编 汤祖甲 汤楚英 财经 汤新云 采访 汤受艮 汤望明等   随后，他们把麻园小学附近的种子场空屋作为谱堂。所谓谱堂，就是收拾出一、两间空屋，在堂屋正中的墙壁上贴上昌公的牌位。
起初，汤维和只召集二、三、四、五分代表商议谱务，并没有邀请七分参与。后五分的汤祖甲提议让七分参加，再次合修一个大成宗谱，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鉴于七分在浠水人丁兴旺、官员众多，族众希望在七分的领导下完成这一盛举。可是，七分一加入进来，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92年10月，二、三、四、五、七分召开代表大会，约五十余人参加。然而，昌公之下的四大分坚持要求遵照祖先定下的老辈派续下去，七分建议双方都从中砍去两代，重新统一拟定辈派。而且七分企图仗势创建起一个以七分为主的大成宗谱。此前，他们因担心被四大分排除在外，又私自设立谱堂。这不免激起昌公之下四大分尤其是二分的积怨。五分代表大会因此不欢而散。
为了笼络人心，七分提出参与修谱工作者每人都发工资，待遇优厚。这一招还真奏效。素与七分有历史渊源的三分、五分纷纷转向，二分、四分也有部分人依附过去。但是，以昌公后裔汤维和为首的二分、四分绝大部分仍坚守自己的阵地。他们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地为谱务奔波。这样，浠水汤氏修谱就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一派以七分的汤志超为督修，包括三分、五分、七分、部分二分、四分以及鄂州、山东的一支；一派以二分的汤维和督修，包括大部分二分、四分、英山的一支。前者以七分为中心，故简称为七分派；后者以二分为中心，故简称为二分派。
七分的汤志超等见形势有利，乘机于农历1992年10月25日召开扩大会议。为了吸引更多的族人参与进来，七分在辈派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并就此形成了一份盟约。盟约如下：
为了园（圆）满，彻底实行汤氏四修行派大同，我族经过查谱追源，汤只有一汤，是一脉相承，通过五次会议的研究讨论，最后在公元一九九二年老历十月二十五日扩大会议通过二、三、四、五分行派廷（延）用至二十七世，笃字止。七分行派延用至二十七世，兰字止，然后再共议行派作大同之目的。如若某分翻板，后果自负，永作遗嘱，切切遵照执行。
                                     二分    汤新龙    汤新再
                                   三分    汤受松    汤道波
                                   四分    汤水山
                                   五分    汤建安    汤新江    汤道新
                                   七分    汤志超    汤凝华    汤善芳
                              共立此约永世不变
公元一九九二年老历十月二十五日                                                  立
                                                                        秉笔人道波

有趣的是，盟约中四分的代表人汤水山后来又回到二分派中，并为修谱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分的汤道波投靠七分派后，；立即被任命为总编，对修谱作出了很大的创新。同时，为三分在族谱中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而麻园村村长汤受成（属二分）为了不得罪这两派，在两边都缴纳了谱费和赞助费，在两边都上了谱，最后又领了两套谱。
不仅如此，汤氏在宗族活动的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以财务方面为例：起初，由于考虑到把收取的谱费存进信用社，使用起来就会很不方便。于是，谱费就放在掌管财经的汤新云的手中。财经、出纳、总编各有一本帐。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当急需用钱时，往往找不到他的影子。即使找到他，也不能及时取出钱来。显然，有挪用扣押款项之嫌。因此，五大分决定各分掌管各分的帐目和款项。虽然规定修谱人员不准乱开支。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制度。因此，对于一些出外采访者谎报丢钱、借机大吃大喝等现象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制止和惩罚措施。这样，不仅导致了一些修谱人员的不满，也使族众对此心存疑虑。
分析：孔氏在宗族活动始终贯彻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同时又注意调动族众参与宗族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批评和监督作用。因此，实施起来齐心协力、不遗余力。而汤氏宗族活动为少数人所操纵，组织较为松散，缺乏族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监督，因此并不能收到如期的效果。
   （四）  宗族活动中的领导班子的作用
孔氏宗族领导者在宗族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了使1991年的七分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宗族领导人孔庆惠等人出资三、四百元。为了统一族众的思想认识，领导者还亲自深入到孔氏60多个湾的家家户户进行说服工作。为了筹建孔圣庙，孔松青和孔繁铎不辞劳苦前往鄂城、新洲等地，发动当地的孔氏族人出钱出力。
孔氏族人在修谱过程中曾出现关于辈份的争执。清乾隆九年（1744年）初，乾隆特赐孔府三十字作为行辈，规定凡孔氏宗族都要遵照这三十字行辈取名；若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概不准入家谱。这三十字如下：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这三十字在浠水《孔氏宗谱》中被称为老派。民国九年（1920年）冬，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在这三十字之后续了二十字，报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并咨行各省县周知。所续二十字如下：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懿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此二十字被称之为新派。然而，民国中期，官僚资本家孔祥熙也曾拟定行辈十字：鼎新开国运 克复振家声，并且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上发表。
孔、曾、颜、孟修谱历来是四姓同修。曾、颜、孟基本上是沿用孔氏辈派。九十年代初，浠水孔氏宗族修谱时，新洲曾氏谱局提供了孔祥熙定下的辈派，这与衍圣公孔令贻的相抵牾。因此，主修孔庆惠不顾七旬高龄亲自前往山东曲阜以求正确的裁断。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局翟福庆局长获悉后，一锤定音：孔祥熙虽然是一时风云人物，但他的辈派不能高于圣人。于是，这二十字辈派正式确定下来。
更为可贵的是，孔氏宗族领导人不仅在一些重大的宗族性事务中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关注族众的利益和维护整个宗族的秩序、声誉。
1993年，火龙村的一户孔姓人家，媳妇和公公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村干部多次出面调解却无济于事。而族中的头目孔旺来一再登门，耐心劝解，最终使他们和好如初。
1995年，江圈村一孔姓妇女服毒自杀。家人请示族内头目孔旺来。孔旺来随即发动300多人前往探视。孔氏宗族虽然势大人多，但是他们的行动严格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族众并没有打砸抢，或强行大吃大喝。但是，对方显然被这种巨大的宗族声势震慑住了。族内头目问明情况后，提出了富衣富棺（即厚葬）的要求，对方无条件表示同意。正如一族人指出：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为了悼念死者；二是为了扬我族威。自此以后，孔氏宗族基本上不与附近宗族发生矛盾，外族也不敢寻衅滋事。
而最能见证孔氏宗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莫过于举宗族力量而兴建的公益工程_——九龙桥。正如一族人一语中的地指出：“没有修谱。没有修一始祖（墓），没有修庙。就没有今天的九龙桥。”而九龙桥的建成是与孔氏宗族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分不开的。
在合印山下的木形地，有一条小河港横亘在孔氏社区和对面的火龙村之间。在这河港之上，原有一座拱圆桥（也称作一姓桥，即孔氏一姓）。此桥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是，在1983年，它被洪水冲塌，造成两岸阻隔，特别是童叟妇幼步履维艰、怨声载道。而这条道路却是孔氏社区与外界联系的主干道，也是运出粮食运进燃煤的必经之路。
而修始祖墓、修孔圣庙后，前来朝拜的人日益增多。孔氏社区在整个浠水孔氏宗族中的地位和影响的提升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前来朝拜的族人因交通不便纷纷提出修桥的要求。孔氏社区本身也深受其苦。譬如，前来收购粮食者也会因交通问题而故意压低粮食价格。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种现状的长期存在实际上是对孔氏宗族的外界形象一种潜在的弱化和贬损。孔氏社区也曾试图通过村委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村委来考察几次后却表示无能为力。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权便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宗族领导者手中。
已退休多年的老支书孔运禄再一次展现出他的领导魄力与才华。1999年冬，他在社区内召开代表大会，商讨建桥之事，得到了代表们的坚决拥护和有力支持。此时，孔运禄年过花甲，视力模糊（有严重眼病）。但他誓学愚公，不辞辛劳奔走于上至武汉下至农村的广大地区，在县、乡政府为争取资助贷款更是殚精竭虑费尽口舌。他的执着和诚意感动了整个浠水孔氏宗族以及一些乐善好施的单位和个人，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在他的精神感染下，孔氏社区的劳力不畏严寒酷暑不取任何报酬，同心协力奋战。该桥于2001年春全部竣工，长10米，宽4.5米，承载量在15吨左右，鉴于此桥地处九坪村、火龙村之交界，孔运禄将两村村名各取一字，定名为“九龙桥”。此桥建成后，为孔氏社区族人的致富奔小康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加强整个浠水孔氏宗族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
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在当地有一定声望又热衷宗族活动的人自发组成的。这个领导班子是在周围修谱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仓促成立的。由于它不是由族众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公开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既不能避免某些人有意将亲近的人拉进来，更不能保证领导成员的素质。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就乘机进入。他们企图借此机会聚敛钱财或贪图享受。他们也并没有象孔氏那样深入群众进行长达半年之久的思想动员工作。因此，宗族活动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相对薄弱。一些族人对此反应冷淡，甚至认为：那些搞宗族活动的退休干部，由于当年当干部的时候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现在趁此机会出来混吃混喝，都是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徒。一般来说，族人大都是通过从事宗族活动的人来认识宗族活动本身。而良莠不齐的领导班子给族众带来的印象以及给宗族活动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些领导成员本就动机不纯，看到这种形势，能捞就捞，不能捞就在那里得过且过。而如管财经的挪用公款、采访的出外大吃大喝之类的事情浮出水面后，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就日益加深。那些真正热心的人也逐渐变得心灰意冷。一些态度勉强的参与者，到真正需要人手时，却往往寻不到踪影。不可否认，一些真诚的领导成员的确为宗族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为了寻找老谱，汤新仁、汤月新两位老人四处奔波，几乎跑遍了全县，好不容易才在张坳口村四分的汤受齐家找到了几本老谱，但是仍残缺不全，最后在罗田县大畈脑族人汤得英家找到了一套完整的老谱。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令人动容。但是，由于上述消极因素的影响，整个领导班子并不能很好地做到同心协力，步调一致。而主要领导人喜欢到处表态，好大喜功，而最终却无法兑现，这就容易给族人留下浮夸不实的印象。而昌公之下四大分的领导人和盟公之下七分的领导人不能认清形势，调整心态，顾全大局，而执拗于历史积怨和辈份问题，最终导致合修大成宗谱成为泡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而宗族活动的领导班子在活动结束以后，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他们对于族人之间的恶性事件和官司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对于各支派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无能为力、听之任之，更不用说在平时关注族人的利益和维护族内的秩序。这样，他们就逐渐丧失了对族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族人们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在这样的氛围中日趋淡薄。因此，尽管近年来宗族中屡屡有人倡议购买地皮重建祠堂，却在族人冷淡的反应中而告终。
分析：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族众通过严格而民主的选举产生的，又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其整体素质。这个领导班子在开展活动时，又充分地展示了它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它本身丰富而成熟的管理经验。而在平常时期，依然关注族众的利益，这就为以后的宗族活动进一步拓宽拓深了群众基础。而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激于形势仓促形成的，成员良莠不齐，动机不一，导致他们在宗族活动中不能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而在平常时期，疏于联系和关注族众，其影响力日益消退。

   （五）  宗族活动的影响和后果
一系列声势浩大组织严密的宗族活动对于整个浠水孔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并使宗族意识和宗族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以后的宗族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宗族活动促进了族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认同，增强了族人的辈份观念，亲近了族人之间的关系。经过续修族谱，族人们对于辈份关系和辈派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今天的孔氏族人中大多数人认为辈份至为根本，是宗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髓所在。成年的孔氏族人一般都知道自己的辈份，大多人还知道与自己相近的五个左右的辈份。还有一人能够把新、老辈派50字流畅无误地背诵下来。连一没有什么文化的村妇都意识到：如果没有辈份，那么我们周围的人该怎么称呼？没大没小的，那岂不要乱了套？因此，他们在见面时就按照辈份关系相互称呼。在与外人打交道时，如果有人没有按照谱名自我介绍时，就有旁人提醒他。一走进孔氏社区，就能感受到它的安宁和祥和。社区的风气很好，给人一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之感。一族人自豪地说：“我的新摩托车放在屋外过了两夜，一点事儿都没有。”社区内连小偷小摸的现象也很少见。晒在外面的东西，种在地里的西瓜是没有人去偷的。从言谈中，不难感受到他们作为孔圣人后裔的自豪感。社区的族人相处十分和睦，打架斗殴的情形十分罕见。偶尔有妇女们拌几句嘴，经族中老人一劝解，便很快平息下来。而在某户家庭出现困难或不幸时，社区族人都会主动上门给予帮助。一名出嫁的孔姓妇女说：“我十分留恋娘家湾里的风气，那可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族人们尊老意识的觉醒。火龙村孔上湾的五保老人孔属希，突发重病生活不能自理。族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募捐为老人治病。不仅如此，湾里的每户人家都主动轮流照顾老人，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直至老人病逝。九坪村孔山头湾的孔运禄在患病期间，由于儿女不在身边，族人们也自发地照料他直到病愈。而一些年轻人在宗族活动的影响下，也开始端正了对老人的态度。他们在出外打工期间，经常打电话回来问候家中老人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
宗族活动对浠水孔氏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孔氏领谱和掌谱者往往是一房之中年高德昭之人。而在当年考上大学者可以十分荣耀地上台领谱并荣幸地成为掌谱人。凡学历在中专以上者都可以进入族谱中的名人录。族谱中的序传以前主要记载节妇烈女、孝悌忠信之人的生平事迹。现在重学历、重贡献、重威望，“收载序传行状内容本着立足现代之精神，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卓越贡献者一律刊载，以教育激励后人”。 目前，族里正在酝酿一个初步设想：建立一个孔圣庙事务管理处，负责处理族内的一些事情。例如，有人考上大学，告知管理处后，管理处将向全族通报。对于那些因家境贫寒而不能上大学者，族内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的孔氏宗族活动在前期的基础上顺利展开并上升到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浠水孔氏宗族还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孔子世家谱的兴修。
自明朝以来，孔子世家谱即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之定约。1930年至1937年由末代圣人孔德成主持修谱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目前，孔氏族人中略知世家谱之端倪者，多已年逾花甲，故再次修谱迫在眉睫。
2000年，由香港孔德墉等人发起，经孔德成先生首肯，在香港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后经族人的努力，取得曲阜市政府、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先后又在国内成立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委员会”、“曲阜孔子世家谱研究中心”。由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曲阜孔子世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主办此次修谱。前者和后者分别负责国外和国内的谱务。
现在，浠水孔氏族人在孔圣庙旁的厢房（后来建造的）中成立了谱堂。此谱堂负责整个湖北省的孔氏衢州派族人的登记、清查、缴费等工作。谱堂的负责人为孔旺来。
孔旺来说；我们是直接接受曲阜孔子世家谱研究中心的领导。早在1999年，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孔子世家大检阅》一文，是号召续修世家谱的。不久，就召开了浠水全族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热烈赞同。在2000年初，我们又收到了《告全体孔氏族人书》。2001年11月，我和孔松青（谱堂的总编）前往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局，一是为了核实是不是全球合修，二是为了落实自己所属支派。
为什么要参与这次修谱呢？孔旺来、孔松青等人认为：一是为了纪念先祖孔子，发扬圣人的遗教遗风，把它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二是为了追本溯源，查清自己的源流脉络。1930年－1937年孔德成主持修世家谱时，由于兵荒马乱，浠水族人的谱稿没能送到山东。因此，对自己支派的来龙去脉不甚清楚。三是为了订正1992年族谱中的错讹之处。

而宗族活动对整个浠水汤氏的影响，与孔氏比较起来，谓之大相径庭亦不为过。敷衍故事随风而动的汤氏宗族活动，由于内部的分化和组织的粗疏，并没有给族人们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区风气依然令人担忧，族人宗族观念日趋淡薄，支派内部矛盾加深，近年来宗族活动偃旗息鼓，等等。
一系列宗族活动对汤氏社区的民风的影响甚微。族人们一般不敢把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户外过夜。犁铧、放倒的大树等如果放在外面，翌日准会无影无踪。而近年来，每到年终岁末，又会出现一股偷鸡之风。据说，偷窃者又往往就是社区中人。
社区内汤氏族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有时甚至相当紧张的。汤氏族人习惯称呼其未出五服者为“自己人”，不管曾经闹过多大的矛盾，但“自己人”还是较容易走在一起。而对于五服之外者，尽管生活在同一社区，相比之下感情要淡薄得多。正是由于这种自觉不自觉的划分，导致汤氏社区中出现了一些相对立的“小团体”。因此，汤氏社区族人的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关系格局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在宗族活动之后也没有多大改观。尽管这些“小团体”内部也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但是，重大恶性伤害事件和官司却出现在不同的房族之间。1994年，汤斯青由于口角而用锄头将另一房的汤和青挖成重伤，医疗费用就花近万元。此案曾轰动一时，在麻园村可谓家喻户晓。后在麻园村委的出面干预下，此事才得到解决。而1996年开始的汤新其与另一房的汤斯枝之间的事故赔偿案则在“小团体”和无良律师的怂恿下，演衍成一场历经四年的大官司。这是麻园村自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场官司。
虽然修谱使族人们厘清了辈份关系，但是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族人的团结。三分的汤道波（七分派的总编）见到二分的汤受艮，按辈派称呼时，却遭到对方的嘲笑：“你已经过继给七分了，还管我叫爹干什么？”（因其参与七分修谱，故如此嘲笑他。）而有些人认为三分、五分为了金钱背弃祖宗，于是视之为路人，不理不睬，虽然他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尽管三分、五分、部分二分、四分与七分同修，但是七分的普通族人并不从心理上认同这一点。他们依然认为他们与昌公后裔是不同修（谱）的家门。出谱至今已近十年，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观。而七分派谱成不久，督修汤志超去世、五分汤祖甲的女儿疯了，这又给二分、四分族人以口实，认为这是他们背弃祖宗亵渎先人的报应。因此，桃园村西冲汤家湾的五分族人在此蛊惑之下，又企图重修族谱，以息祖宗之怒消除邪灾。
分析：孔氏的宗族活动增进了族众团结，加强了族人的宗族观念，同时也对宗族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前，孔氏的宗族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汤氏的宗族活动既没有收到到敬宗睦族之效，也没有提高族人的宗族意识。目前，汤氏的宗族活动已经沉寂。

三  综 合 分 析

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民国时期皆属名门望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在浠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宗族活动渐趋衰微。但是，宗族观念和血缘关系却并没有遭到彻底地破坏。九十年代初，感应于全国宗族复兴之势，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活动。从整体上看，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风俗习惯上趋同、在经济状况上趋近、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但是，两者在经历一系列宗族活动后，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两个宗族的地理人文环境、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状况、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等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同

孔氏社区座落在浠水西北部的合印山麓，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在九龙港之上原有一座石拱桥，称作一姓桥。这是孔氏社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主干道。可是，它在1983年被洪水冲塌，造成两岸阻隔，童叟妇幼步履维艰、怨声载道。这样，孔氏社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更不便利，它本身也就更加孤立闭塞。对此，不少外来人也有切身体会。曾有一个送煤者费尽周折才到达孔氏社区，他气愤难平，向一池塘中扔一块石头，恨恨地说：“除非这块石头能够浮起来，否则我不再送煤到这里来。”而这样的交通状况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九龙桥竣工通车。
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况下，孔氏族人悠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生产、生活上的协作互助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趋亲密。在社区中，孔氏宗族的文化积淀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指导着族人的言行举止，协调着人际关系和维护着乡村秩序。孔氏族人恪遵祖训，耕读为本，尊老爱幼，讲信修睦，与人为善，重义轻利，从而营造出融洽淳朴的民风。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触角逐渐深入农村并日益扩大其影响。利益观念、利益原则成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标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现象在农村也不鲜见。但是，孔氏族人依然奉行他们原有的处世原则，很少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位置偏僻，社会上的无赖之徒和不良的社会风气也不易进入。现在，很多乡村打麻将赌博成风，而在这里却难得一见。
汤氏社区位于浠水县的中北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汤氏社区在1957年以前，只有三大户，那时的房屋都是一进三重。在1957年大炼钢铁的浪潮中，老房子被拆毁，于是逐渐分蘖出众多小家庭。同出一房者被视作“自己人”。这样，整个社区就被无形地分割成许多利益相关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由于缺乏文化教育，也不能较好继承先辈的宗族文化，大多不能明事理识大体。遇到矛盾冲突时，基于各自的利益，抱成一团，虎视眈眈，互不让步。而且，解放以来，也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镇住各“小团体”的人。因此，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社区的族人经常为了水源、田埂之类的小事而吵嘴打架。有人为了报复别人，偷偷地将他人的牲畜打死。有人为了泄愤，甚至将大粪挑到别人的堂屋中。社区的民风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龃龉摩擦中恶化。年轻的后辈既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也没有受到优良的宗族文化的教育。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也不免染上容易冲动、逞强斗狠的习气。由于交通便利，一些社会渣滓和不良风气也乘机进入社区。一些年轻人受其影响开始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而社区的年轻妇女则经常聚集在一起打麻将赌博。
改革开放以来，汤氏社区的族人较早地出外打工挣钱。但是，由于他们文化低，怕吃苦，贪享受，因此并没有使自身的经济面貌发生多大的改变。而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一些族人变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六亲不认。
据上述可知，孔氏社区由于位置偏僻，宗族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存，族人思想观念受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影响不大。而汤氏社区族人长期以来矛盾摩擦不断，民风恶化，又由于交通便利，受到了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因此，宗族文化传统遭到很大的破坏。由此可见，孔氏和汤氏宗族活动的宗族文化传统基础是不同的。
（二）  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的差异

在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宗族教化的形式是多样的。如家庭中的长辈向晚辈讲述宗族的起源、祖先、传说、辈份、礼俗规范等，而在日常生活中的祭祀、婚娶、丧葬等活动中以及修谱、修墓等宗族性活动也让宗族成员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宗族文化的熏染。由于年轻一代对于宗族文化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他们的长辈。因此，长辈的言行举止处世为人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宗族文化的认同程度。这种现象在位置偏僻的社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学校的文化教育又为他们在审视自己的宗族文化时提供了一种参照。较好的文化教育使得一些族人对于自身宗族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往往成为了这种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传播者。
孔氏社区的宗族教化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族人们一方面严格教育孩子要尊老爱幼、谦让宽容、遵纪守法，另一方面他们以身作则垂范于前。他们并不重男轻女、溺爱男孩。当他们发现孩子出现见利忘义的苗头时，就严加管束和教育。而社区中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会对一些孩子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正因如此，六十多年来，这里很少发生作奸犯科之事。也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之下，年轻一代开始认同并接受这种宗族文化。乐于助人、宽容谦让成为社区里大多数年轻人的美德。
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宗族性活动，使族人受到一次强劲的宗教文化的洗礼。这些活动（如修谱中的监督财务等）充分地调动族人们参与宗族事务的积极性。而领导班子深入各家客户做族人的思想工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族人的宗族观念。族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宗族文化和宗族团结的意义和价值。很显然，这种价值也体现在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而村委无能为力的“九龙桥”之类的公益事业上。“宗族”的分量在族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提升。
汤氏社区的宗族教化实在不忍言之。一些族人因自身素质低不仅不能继承和传播优良的宗族文化传统，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给后代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有的族人不仅不教育孩子遵纪守法，反而鼓励他们去“拿”别人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族人为了蝇头小利，公然带领孩子去与别人打架斗殴。对于孩子做坏事，一些家长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偶尔，也有老人出来说说公道话，但是，人们大都充耳不闻。而族人们大都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一些年轻的男性族人在父母的溺爱下，变得好逸恶劳、为所欲为。尽管也有少数家长对子女严加管教，但是，整个社区的宗族教化看起来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而九十年代初的宗族活动在领导班子的大包大揽之下，族人们并无多少参与的热情。一番热闹过去，宗族和宗族观念在族人生活中依然无足轻重。
孔氏社区的文化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在这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中承传不坠。族人们说：“只要孩子愿意读书，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他们读书。”孔氏社区中如有孩子辍学，组长就会亲自上门反复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在如今农村出外打工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该社区辍学打工者仅有了两例。孔运禄老人高兴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里通过读书升学出外工作的人，约占总人口的12％，这在浠水乡村来说，还算是屈指可数的。”
汤氏社区的文化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心。社区内文盲半文盲居多。更可悲的是他们对于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族人们大都认为，读不读书无所谓，只要能够干活挣钱就行。父辈怕孩子读书受苦，听之任之；孩子也将读书视为畏途，敷衍应付。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居然在一年级里呆了五年。还有人愤愤地说：“一家人吃饭，为什么偏偏要我读书？”在此氛围下，社区的孩子逃学、辍学成风也就不足为奇。
据上所述可知，孔氏社区族人是宗族文化的受益者。他们所受的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又使其成为宗族文化的积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汤氏社区族人由于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的双重滞后，既不能接受也不能传播优良的宗族文化。他们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也就日趋淡薄。由此可见，作为宗族活动主体的孔氏和汤氏族人的文化（包括宗族文化）素质不同。

（三） 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不同

无庸讳言，宗族活动的成功与否，与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无疑是扎实过硬的。宗族领导人孔旺来，毕业于朱店高中，年富力强，能说会道，为人耿直。他精通风水，关系广泛，为宗族之事不遗余力，又极擅长做群众工作。由上述可知，他多次成功解决族内外的矛盾纠纷，赢得广大族众的信任和敬重。他曾经主持修始祖墓、修祠堂等，目前主持续修世家谱。老支书孔运禄，曾担任九坪村书记近二十年，德高望重，刚强果断，不谋私利，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望。他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几乎所有的宗族活动。更令人称道的是，为了宗族的兴旺和后代的幸福，他不顾年高体弱，毅然率领族众修建了九龙桥。“青云有志，皓首无辞”，是他一生最生动的写照。总编孔松青，退休干部，精通谱事，刚直不阿，认真负责。等等。
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群众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民主选举产生的，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现象。领导成员如其他族人一样长期处于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身上留有较多的传统宗族文化的烙印。因此，他们大都勤劳、淳朴、善良。他们能够在宗族活动中始终贯彻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敢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们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用它们来约束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族人。在宗族活动中，他们身先士卒、不辞劳苦、风餐露宿奔波于广大农村，甚至不惜慷慨解囊，从而赢得广大族众的衷心的支持和拥护。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宗族活动期间联系族人和关注族众的利益，而且在平常时期也经常为宗族成员排忧解难。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威望，加深了与族众的感情。同时，也进一步增强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的状况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历史原因，浠水汤氏宗族分裂为昌公之下的六大分和盟公之下的七分。在修谱之初，两派曾有共修大成宗谱的设想。但是，最终两派分道扬镳。这种结局其实与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大有干系。修谱的首倡者七旬老人二分汤受艮，曾是当地有名的乡村干部。他为人耿直，但好大喜功，不重实行，因此，人称“大炮”。主要领导者二分汤维和是多年的老支书。他后继有人，家境富裕。但是，他为人过于谦和，遇事优柔寡断。而七分的领导者汤志超，高中文化程度，敢作敢为，手段高明，但骄傲自大，企图借这次修谱使七分能够居于昌公六大分之上，这不免又激起了昌公后裔的积怨。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七分设想的那样做，那简直是出卖祖宗污辱先人。但是，汤志超不甘心失败，他用优厚的工资待遇为手段，诱惑和拉拢三分、五分的负责人，从而形成了修谱中的“七分派”。而二分汤水山也曾被七分拉过去，酒足饭饱后竟然在七分的盟约上签字。待他清醒后，又依然回到二分的阵营，被汤维和任命为修谱的总编。而三分的汤道波则被拉拢去做了七分的总编。
可见，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并不是按照德才原则由族众民主选举产生的。这就不免良莠不齐。从整体上看，领导成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又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人不免唯利是图、追求享受。领导班子也没有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惩罚不良行为。由于没有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主要领导者也拉不下面子，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大都不了了之。如汤受艮在出外采访时乘机大吃大喝，最后只好不让他采访；而管财务的汤新云有挪用公款之嫌，最终也只好采取各分管各分帐目的措施。然而，这些事情自然会落在广大族众的眼里。他们对于这样一个的领导班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也由此萌生了对于这样的宗族活动的必要性的质疑。
很显然，这是一个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松散的领导班子。宗族活动完成后，这个领导班子自行解散。此后，他们一般不过问族内的事情，更不用说帮助族人排忧解难和解决族内的矛盾纠纷。正如四分的汤新仁所言：“自修谱以来，已经有十年了。没有听说过有人出面处理族内的事情。”
因此，宗族活动在这样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犹如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族人的宗族意识，也没有增强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上所述可知，由于拥有一个坚强有力、全心全意为宗族服务的领导班子，孔氏不仅将宗族活动搞得颇具规模，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族内的联系和团结。而汤氏的宗族活动，由于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偏低，不仅没有收到应有的敬宗睦族之效，而且使族人对宗族和宗族活动日趋冷淡。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孔氏的领导班子具有长远和全局的眼光，他们的宗族活动正由自发走向自觉。












四  余  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族活动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等方面的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在受惠于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农村宗族活动调查的实践，笔者逐渐形成了如下认识：
1  现在的宗族与以前的宗族存在较大的差异
冯尔康先生指出：“中国古老的家族 ，自殷周以来，直到清代，大约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起始是贵族的宗子制，实行大小宗法制，家与国一致;其后是民间族长制，或同祠堂联系在一起，成为祠堂族长制，实行小宗法，家、国分离。” 而现在的宗族虽然与历史上的宗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是依靠严格的系谱性（传统宗族的结构特征）因素联系起来的组织。从整体看来，当今的宗族基本上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原则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不管是严密还是松散的）和具有宗族色彩的活动，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界定（不一定很清晰）的社会群体。在宗族活动时，它们会建立起一些有明确分工和一定纪律的临时组织来完成任务。在活动结束之后，这些组织大都自行解散。宗族的维持不是依靠家法族规，更多的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某些道义原则和遗存的宗法观念。
不仅如此，现在的宗族与以前的宗族在结构和功能上也存在较大的不同。突出表现为当代宗族的结构化程度大大降低，其内部严格的差序规定基本上不复存在，族长之类宗族首领的权威受到族内其他成员特别是青年人的挑战。在功能方面，当代宗族的功能范围变小，力度降低，尤其是政治功能受到严重限制，经济功能大多具有暂时性。 因此，我们不能运用对传统宗族的认识来看待现实的宗族和宗族活动，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对其简单否定。
2  宗族活动的复兴源自农民对秩序、安全的需求和对归属的探寻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又成为生产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因为农村生产力低下，家庭之间的生产协作、经济互助也就不可避免。但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功能趋于弱化的情况下，当前农村并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互助合作组织以及有助于农民家庭生产经营的支持与保障系统，人们便将寻求协作和互助的目光投向血缘亲属关系。
在当今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它不是国家政权体系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在它自身状况和诸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下，它不再拥有对乡村各层次、各领域的强有力的干预能力，它的社会调控功能大为减弱。目前，这些乡村组织呈现出一定的软弱和离散状态。大多数村委实际上只作两件事：一是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工作，主要是税收和计划生育；二是调解民间纠纷，甚至在调解民事纠纷时也显得力不从心。它们大都对于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不太关心。如孔氏社区附近的一拱桥被洪水冲垮，尽管民怨极大，可是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村委都没有解决。这样，村委就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而民众对村委的不满甚至蔑视的情绪却与日俱增。而一些乡村甚至县、市级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时的态度和做法，使民众对它们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产生了很深的怀疑。因此，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往往期待一些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人出面斡旋解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利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于上述原因，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了强化血缘关系的趋势。
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秩序松散、违背伦理道德甚至作奸犯科的现象屡见不鲜却无人过问，引发了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深深的忧虑。因此，农民产生了日益强烈的重建乡村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愿望。局限于自身素质又迫于现实的需要，他们便企图通过宗族及其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国家力量在乡村的弱化又为这种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农民想重建人伦秩序，但受自身素质的局限，他们只得面向过去从祖先那里去寻找解决之道。于是，他们开始了修谱。而修谱的核心任务就是厘清辈份关系实现长幼有序。因此，九坪村老支书孔运禄一再强调：“修谱的落脚点就是辈份。”而浠水汤氏宗族各分也正是因辈份问题而分道扬镳。辈份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由此看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正如唐贤兴在《宗族复兴的现代意义》中所言：农村改革采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放了生产力，但其潜力是有限的。这种政策实践自觉不自觉地把乡村原有的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政治权威、政治秩序导向了衰微。但是，农村发展又必须有一定的秩序。于是，宗族秩序和权威乘隙填补了乡村社会调控的“真空”状态。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人们普遍有一种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趋向。农村改革以后，以前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农民归属需求的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目前的乡村基层组织由于自身的局限实际上并不能给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不能有效地维护乡村秩序和协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加上对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不适，农民不免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无助和无所归依的感觉。于是，他们迫切需要某种组织形式来满足自身的归属需求。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当农民把目光从集体转向宗族的时候，探寻自身的归属问题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而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宗族的外显形态如族产、宗祠、族谱等被损毁殆尽。正如《汤氏四修宗谱》中所言“世系紊乱，有知其父不知其祖，有知其三代而不知其五服，有知其同姓而不知称呼，更有甚者边亲通婚……” 。孔氏修谱的参与者孔繁铎说：“我们进行修谱，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知道我们这一支族是从哪里发展来的，也想知道与周围的人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因此，也就难怪浠水孔氏宗族为了落实的支派归属不辞辛苦多次远赴山东了。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生存环境的秩序和安全的忧虑，对自身归属的困惑，深深地困扰着农民。当意识到外在的力量不足以凭藉时，他们便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这两大问题，于是，自发的宗族活动便开始了。
3  现在的宗族正在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任何一种文化规范体系要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需要具有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文化变迁的方式大抵有两种，即创新和传播，而两者中最主要的是创新。一种文化是否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就要看这种文化是否具有创新的可能，是否已经在创新。”
无庸讳言，一些地方农村宗族在恢复活动以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破坏性和与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协调性。如以家法族规代替国家法律和政策，实行宗法统治；大肆建祠、修墓、祭祖等，浪费农村资财；聚众闹事，干预司法程序；宗族械斗频繁发生；等等。 这些显然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需要加强控制和管理，甚至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惩治措施。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现象只是宗族活动恢复以来出现的一些偏差，大多数农村宗族及其宗族活动都是被自觉地限制在社会主义法律和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地与社会主义法律和意识形态相调和的。例如，在修谱时，孔氏和汤氏都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打破了以前女性不得上谱的惯例；以前序传多记载节妇烈女、孝悌忠信之人的生平事迹，现在则注重对国家对社会有重大贡献之人。而在制定族规、族训时，也注意强调爱国主义、提倡遵纪守法和科教兴国等，对于一些不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旧观念、旧传统自觉地予以摒弃和剔除。在处理族内外矛盾时，孔氏宗族采取的不是宗族法规或者暴力，而是合理合法的手段。可见，大多数宗族并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比较注意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
宗族与现代化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钱杭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化的新加坡，宗族仍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一些宗族性团体在新加坡的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公共社会也已完全承认并容纳这些团体。 尽管中国与新加坡在具体制度和国情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新加坡现代化并未消解宗族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正如黄世楚在《宗族现代化初探》中所论：宗族组织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它会逐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可见，宗族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机制都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地适应社会的变迁。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逐渐地消除宗族自身的落后因素，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地纳入到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本文对浠水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的比较研究正是在上述认识框架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对生存环境的秩序和安全的忧虑，对自身归属的困惑，深深地困扰着农民。他们企图通过宗族活动来解决这两大问题。当然，无论是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都通过宗族活动基本上解决了自身的归属问题。与汤氏不同的是，孔氏宗族还利用宗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族人对秩序和安全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孔氏的宗族活动拥有相对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为什么孔氏能够而汤氏却未能利用宗族文化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这与一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领导班子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孔氏宗族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是族人重视宗族教化，使宗族文化得到较好的传承，而这样的宗族文化又哺育出重视文化教育而且传承宗族文化的族人。显然，宗族活动的领导班子的淳朴和热诚也是这种宗族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汤氏宗族地理环境相对优越，但是由于长期不重视文化教育，导致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的双重滞后。又由于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偏低，宗族活动的实效因此不尽人意。实际上，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当前农村的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宗族教化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孔氏宗族活动的兴盛实际上是根源于优良的宗族文化和文化教育的成功结合。这种成功结合的中介就是坚强有力素质较高的孔氏领导班子。而这种成功的结合又使得它重建宗族人伦秩序和社区人际秩序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宗族及其活动问题，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冷静、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因为宗族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就对它进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它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就不加分析地大唱赞歌。换言之，我们对宗族应该有一个辩证认识，既要看到它的负面效应，也要注意到它在目前过渡阶段中可能起到和已经起到的积极作用。现以孔氏宗族为例说明之。孔氏宗族活动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族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认同，亲近了族人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族人们尊老意识的觉醒，还对孔氏的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宗族的内部的团结、凝聚是以排他为前提的，宗族内部的凝聚力越高，整个社会的离心力就越大。而且，宗族活动的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在一些地区，宗族活动的消极作用已有明显的表现。据1990年福建、浙江、四川、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见诸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因大振家规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就多达61起，其中死亡14人。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宗族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大规模宗族械斗，干预司法妨碍公务等极为恶劣的后果。
因此，必须表明的是：笔者在文中肯定了孔氏宗族活动在特殊时空特殊环境下的某些积极影响，但这只是出于实事求是地研究当今农村宗族问题的需要，而不是要肯定和提倡宗族及其活动的，更不是要推广孔氏宗族的成功经验，或者认为汤氏宗族应当向孔氏学习。因为在笔者看来，宗族及其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我们只有进行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才能把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妥善地处理当前的宗族问题。

作者简介：余冬林（1972—  ），男，汉族，湖北浠水人，九江学院文化传播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
  对于宗族的界定及其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对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学者杨善华、刘小京在《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学》2000年第十二期）的观点：家族（或宗族）基本上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原则（说基本上是因为女儿及女婿也可归入，其他姻亲和媳妇也可归入——如果有她们的认同和其他家族成员的承认；甚至某些拟血缘关系如果有认同也可归入）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不管是严密还是松散的）和具有家族色彩的活动。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界定（不一定很清晰）的社会群体。很显然，这个定义不将以往某些家族（或宗族）的外显形态如族产、族谱、祠堂和祖坟作为家族（或宗族）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关注宗族实际存在地状态和它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宗族内部）所发挥的作用，群体的边界伸缩余地也比较大。
  本文所谓“宗族活动”，包括修谱、修墓、建祠堂、修桥、处理族内外矛盾纠纷等。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沪），1993年第3期，第149－150页。
  钱杭、谢维扬：《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社会学》，1991年第5期，第155－162。

  孔氏两自然村无一外姓户，汤氏两村虽有外姓户存在，但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因此也可称其为单姓自然村。
  合印山，海拔388米，呈南北走向，不与其他大山相接，仅两座山峰高耸对峙，形似皇帝玉印，故得名。
  参见1993年浠水汤氏七分派所撰的《汤氏四修宗谱》上卷，第15页。
  参见1992年浠水《孔氏宗谱》第27卷，第13－14页。
  汤化龙，清末进士，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国家教育总长、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部长。段祺瑞执政时又任内务大总长。其弟汤芗铭则曾任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靖武将军，封为一等候。
  参见1993年浠水汤氏二分派所撰的《浠川汤氏宗谱》卷首一，第33－34页。
  孔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民初，在吴禄贞麾下任参谋，后历任晋北招讨使晋军总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兼执法处处长，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
  参见1992年浠水《孔氏宗谱》第27卷，第7页。
  参见1993年浠水汤氏七分派所撰的《汤氏四修宗谱》上卷，第19页。
  参见1992年浠水《孔氏宗谱》第27卷，第10页。
  参见宣传材料《告全体孔氏族人书》。
  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一书中指出：“宗族与家族、宗族制与家族制、宗族社会与家族社会、宗族生活与家族生活，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参见《中国宗族社会》第7页，199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由此可见，冯尔康此句中的家族与宗族具有极为相近的涵义。
  冯尔康：《二十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36页。
  崔树义：《当代农村宗族问题三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第90－91页。
  唐贤兴：《宗族复兴的现代意义》，《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5期，第33页。
  参见1993年浠水汤氏七分派所撰的《汤氏四修宗谱》上卷，第19页。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沪），1993年第3期，第151页。
  林济：《农村宗族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第113－118页。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沪），1993年第3期，第154－156页。
  黄世楚：《宗族现代化初探》，《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5－107页。
  吕红平：《论农村家族组织复活及其社会影响》，《晋阳学刊》，1999年第5期，第100页。



　　　　　　　　　　　　　　　　　　　　
 

    来源: 中国农村研究网 　　　　

这是第二篇研究孔氏家族的论文。另一篇载于宗亲网/后裔迁徙/甘肃半个川圣裔（http://www.kong.org.cn/bangechuan.htm）。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孔氏家族修谱活动。但是都反映了孔氏家族袭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自强不息，而“别于齐民”。这也我们续修世家谱的主要目的之一。

孔庚介绍详见： http://www.kong.org.cn/bbs2/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64&ID=734

这就是家族的凝聚力！！

记录详细，研究透彻，数字对比鲜明，分析有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