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占筮
易卦占筮是商周时候古人习以为常的事，甚至被用于国家决策。在现代人看来，易卦占筮没有科学道理，是古人的迷信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况且，易占是可以进行实验、检测的，它到底有没有科学性、能否预测准确，想来应该是不难判明的。但一进入研究领域，事情就又不那么简单了。
朱伯昆先生说：“用《周易》算卦科学不科学呢？我认为是不科学的，它毫无科学根据”（珊泉、陈建军著《中华周易》（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片《中华周易》解说辞）10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这大约代表了当代易学研究专家和知识分子的主要看法和意见，但是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也并不鲜见。唐明邦先生就说：“周易到底有无预测功能？我想，还是有的。这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周易》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可以根据宇宙变化的规律进行预测；另一方面，象数学家们利用《周易》建立了一整套预测体系，关于这套预测体系，古代一些思想家还是基本肯定的，比如朱熹就肯定这一条，王船山也肯定它……卜为什么能决疑，一时说不清楚，应该允许一些学者对其研究”（珊泉、陈建军著《中华周易》104页）。
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版）还说：“《周易》之中，的确具有预测学的科学成分，但是，它和算命迷信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古代《易》筮占断阴阳吉凶，并非纯是胡说迷信。《周易》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叠而成，象征了六十四种基本事物或范畴，用以概括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系辞传》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表达，天地乾坤、高低定位，具有物理力学之势能，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因其地位不同而各自具有一定的潜在能量，只是因其处于静止状态而相对稳定，巨大潜能包裹其中而常被人所忽视。而事物一旦改变了所处地位，打破了平衡静止状态，于是冲突运动，神明变化，则化势能为动能，从而产生了对应事物的关系变化，各种力量相互碰撞和转化，因而运动之中就有吉凶悔吝的产生”（《周易要义·前言》）。
比较而言，成中英先生的看法可能注意到了古人和今人不同的思维、处境和视角。他说：“易卜或易筮就是一种创造解释机会以及解释资料和解释根据的方法……占卜乃是在不确定的处境下所作的基于解释的自由抉择，要做此一占卜，自然仍以具备一般对世界的认识为佳。易象即提出此一世界景观。故易卜与易筮即为相对此一世界景观的、亦可以看作易象的宇宙图象所作的决策方法。从这一角度看，卜筮并非迷信，而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其成为迷信，乃是科学发展后，相对科学和经验已有的成效和方法而言”（成中英《〈周易〉象、数、义、理》，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4、关于六十四卦符号、卦爻辞、《易传》
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先生在台湾岛上说：“《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叙言，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这是我左手边的书。右手边的书是北京大学朱伯昆先生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这本书“邀集了北京高等学府和高级研究部门的一批学者”，专门“为世人理解《周易》的原本意义”、拨开“萦绕在《周易》外围的神秘云雾”而作。这本书的作者除了北大、清华、北师大的几位教授外，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因此在中国大陆，他们是“正统派学者”无疑。但是《周易知识通览》不仅在《前言》里说“《周易》原本占筮典籍”、“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而且在正文中也重申“《易经》本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之书，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学术界视之为讲哲理的书”、“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的开辟时代；春秋时的易说和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则为易学奠定了基础”，而易学则“以易学哲学体系的博大精深而独树一帜，并为其他经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就其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易学的形成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265——26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易学专家、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余敦康先生说：“《周易》的那一套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组成的符号体系，反映了这个时期（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王注）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的特色。如果说这套符号体系蕴含着某种智慧，至多也只能肯定其中蕴含着一种神人交感的观念，表现了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除此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更高深的意义，因为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人是不可能产生高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拿《易经》来与原始的筮占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易经》除了那套并无高深意义的抽象的卦爻符号以外，又增加了一套由卦辞和爻辞所组成的文字表意系统，其卦爻符号是继承了原始的筮占而来的，其文字表意系统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余敦康著《易学今昔》3页）。朱伯昆教授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也说：“《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可是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周易》的素材，虽然来于占筮的卦象和筮辞，但其内容和结构是经过加工而编纂成的。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将卦象和筮辞系统化，作为占筮的依据。但是，就《周易》全书的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易学哲学史》上册9页）。
中国当代的正统派学者一般认为八卦符号没有什么意思、卦爻辞也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推崇孔子和儒家所作的《易传》。南怀瑾先生所言似乎被无情的现实当场否定。但是也不尽然。
金景芳先生是当代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周易》的著名史学家、易学家，也该是“正统派学者”。金景芳认为，“古往今来说《易》之书，总有二蔽。一蔽于单纯地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承认《周易》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二蔽于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释，而无视《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周易》既有卜筮的形式，又有哲学的内容。卜筮不过是它死的躯壳，哲学才是它的本质”、“《周易》64卦结构是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的（金景芳《周易讨论》序，吕绍纲整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金景芳不仅认为《易经》里边“有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就是六十四卦的结构也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样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周易》，李景春先生也认为“《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在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周易》内容与性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先生等人。唐明邦先生说：“六十四卦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卦序中包含有深刻哲理，其中否泰、剥复、损益、鼎革、既济未济等卦，从卦名即可看出有着对立统一关系。每卦六爻，又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结构，内部存在着贞悔、三才、比应、承乘、互体、旁通等关系（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3页，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山先生也该属“正统派学者”，但周山认为卦爻符号才是《周易》的根本。他说：“《周易》由卦爻符号与卦辞、爻辞两部分组成。两者虽然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它们的文化历史价值有着明显的区别……卦爻符号是《周易》的主体……卦、爻辞是《周易》的附件，它是为了说明卦爻符号而衍生出来的，其内容依卦爻符号而定。一旦离开了卦、爻符号，卦爻辞也就失去了丰富的内涵而变得十分干瘪。”周山先生还指出儒家所作《易传》产生的弊端，他认为“《易传》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将《周易》的朴素辩证思想误认为忧患意识，以致后人以误传误，认为《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作”。他对卦、爻辞吉凶辞例进行系统分析后说：“言吉之辞多于言凶之辞达二倍以上，其中由凶转吉的尤多。由此可看，《周易》不是一部忧患之作，而是一面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槌战鼓。”他认为《易传》的第二个失误是“对占筮的过分渲染。《易传》产生的前后一段时期，占筮风气已渐渐淡化，前有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后有荀子的‘善为易者不占’，“对《周易》的研究，本可以与占筮分道扬镳。然而，由于《易传》对占筮的过分渲染，使得后世的占筮之风又炽，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相当完整的占筮与命理、风水相结合的多种演算系统，使得中国的神秘文化成为一个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文化怪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古代科学思想方法的健康发展”（周山著《周易文化论》序言）。
史学大师顾颉则以卦、爻辞为“《周易》的中心”，他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里说：“一部《周易》的关键全在卦辞和爻辞上；没有它们就是有了圣王画卦和重卦也生不出多大的意义，没有它们就是生了素王也做不成《易传》。所以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而古往今来聚讼不决的也莫过于卦爻辞”（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
启示：《周易》研究状况之复杂，学者对《周易》的认识之纷乱，可以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易学研究不是“百家说易”，而是“千家说易”、“万家说易”，而且就是哪个时代、哪种圈子、哪种人持哪种说法、倾向于哪种认识，也不是象其他学科和领域那样，可以进行概括和归类。也许有人把这当作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三千多年前出了这么一部让人搞不懂的书，还可以不断挖掘出数不清的“宝贝”，多么了不起！但我们不这样看，因为易学研究浪费了中国人过多的才智和精力，而且它始终处于神秘、玄虚状态，于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不利。再说，“高深”只是祖先的成就和骄傲，而搞不懂只能证明我们愧对祖先！
易学研究的现状表明，如果我们不满足于郭沫若先生“《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冯友兰先生“《周易》是一部宇宙代数学”这种笼统的说法，那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不搞清楚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周易》研究就只能是“百家说易”甚至臆断妄说纷起，公有公说，婆有婆说，公理婆理，阎王难断。
反思之二：不近考古，自断生路
1
姜广辉先生认为“现代关于《易》学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认为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重卦起源及其他《易》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参见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载《文史》第20辑）”。姜先生就此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殷《易》的存在得到有力的支持，二是“文王重卦”说受到新的挑战（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
如上所述，易学研究如果不从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上去追根究底，那几乎是只能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不可能有根本上的突破以及获得问题的最终的解决。从这个上角度看，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破译的重大意义的确不可低估。除了姜广辉先生谈到的两个问题外，张政烺先生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八卦、六十四卦在史前时代的产生和存在问题（张政烺先生的论文同时还提到和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的一组六爻数字卦）。即是说，张政烺先生的研究使“伏羲画卦”这个古老的传说以及古代文献中关于夏《连山》、殷《归藏》的记述几乎得以证实，而这些传说和文献资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其真实性遭到怀疑和否定。从追根溯源的角度看，除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研究也称得上是“重大的突破”，下面略作叙述。
1986年，在刘尧汉、陈久金、卢央等民族学家、科技史家、天文历法专家发现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基础上，陈久金先生根据有关十月太阳历的资料、民族学资料、古代文献资料以及易学资料分析研究，发表了《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认为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起源和本原均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关，在它们成为哲学范畴之前，“太极”即一年的通称，“两仪”（阴阳）即古代历法所划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河图、洛书数阵的十个数就是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同时先天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相应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在十月太阳历以及火历（参见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钩沉——
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被发现和论证的基础上，田合禄、田峰先生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先天六十四卦（即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是十月太阳历、后天八卦（即所谓“文王八卦”）即是八月火历图，用于说明火历的历法原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陈久金和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已接近太极八卦的根源和实质问题，但目前能够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恐怕不多。不仅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尚未引起易学界同仁的注意和重视，就是陈久金先生的研究也是如此；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尚未发现任何一种较有影响的易学著述（包括专著与论文）谈论或引用陈久金先生的研究。陈久金、田合禄两位的研究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们这里不必也不可能深入谈论，目前仅作为笔者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可待未来的研究验证。
1989年，陈久金、张敬国发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认为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玉版刻纹的内涵表达与八卦和洛书有关，而八卦和洛书皆与古代历法有关（《文物》1989年第4期）。这项研究也可称得上“重大突破”。含山玉版的年代是距今约4500年前，其易学内涵的存在如张政烺先生释读崧泽文化中的数字卦（距今约5500年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伏羲画卦”神话传说的某种真实性。含山玉版的释读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奇怪的是，易学界同样没有人注意和重视这项研究，甚至很难找到略有影响的易学专家或著述提到含山玉版。
另有两项研究笔者认为也堪称重大或重要的突破，一是连劭名先生对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的研究，二是吕绍纲先生最近对《老子》思想之源头的研究。
连劭名先生1988年在《文物》杂志第11期发表《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通过对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及《山海经》、《尚书·尧典》中有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风名、四方神名与后天八卦之]仲卦名相合，说明后天八卦图可能追溯到商代。我们知道，后天八卦与方位和季节的关系见于《说卦传》（也有人认为后天八卦方位图为宋人邵雍所画），而卦气说则反映八卦与节气历法之关系。以前认为卦气说为汉人孟喜、京房所创，八卦与历法的关系乃是先秦之后古人以历法附会八卦而已。连劭名先生的研究意味着早在商代，八卦与季节、历法可能就是“二合一”的关系或者说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密的或者内在的联系，这对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本相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极重要之线索（如果按某些传统说法，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筮占，八卦的产生时间是在商周时期，则意味着八卦一开始就与天文历法有关，商周龟卜、筮占说仍然面临障碍）。连劭名先生这项研究仍然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更奇怪的是，十二年之后，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先生又重复做了连劭名先生这一工作。刘大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发表《“卦气”溯源》，以《易传》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春秋战国，以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尚书·尧典》之相关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殷商时期。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圈子！
吕绍纲先生2001年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这项研究对梳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易学的重要关系，对易学和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是有意义的。《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可见孔子和郑玄都还知道《归藏》易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这也是上述有关易学研究重大或重要“突破”的一个佐证。
另外，王兴业先生通过对《古三坟》的研究，提出卦气说主要产生于神农《归藏》易，其时正式建立了八月历的卦气说，并估计夏朝时，卦气说由经卦发展到别卦，与十二月历结合形成十二辟卦（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邓球柏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的释读也值得一提，邓先生认为它与原始河图洛书有关，并且“此图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就创造了十进位计数法（转引自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198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由于未见邓先生原文，从张其成先生转载邓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纹的复原图来看，它又与陶片原件不合，因此这里仅仅提及，不作评判。但笔者个人认为邓球柏先生认为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与河图洛书有关是有道理的（参见拙著《伏羲画卦》）。
以上所提及的易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基本上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更谈不上重视（除了刘大钧先生重复了连劭名先生的工作以及吕绍纲先生的论文是发表在《周易研究》杂志外）。而且它们主要是依据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而不是传统的文献资料、历史学研究所致，而且研究者大都不是易学界中人或者以易学研究名世。这说明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帛书易等当然也是考古资料，但它实际上是出土的文献资料，学者的研究也是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研究办法，与夏、商、周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相比，由于其年代非常晚近，对易学和太极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意义不大），易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封闭、保守和落后于时代的圈子，这就难怪易学研究虽然声势不小(近20年来，中国召开了不下百次各种各样的国际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但却始终没有长进（如上所述，实际是有很大“长进”，但这种“长进”却不为易学家们所了解、认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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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学者在运用考古资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考古资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效果并不怎么好。以下作一些简介。
成中英先生认为“八卦系统是天地宇宙的真实写照”而成为宇宙动态学，“此宇宙形象动态学，最早可推之于新石器时期，即纪元前一千年至三千年之前（此处年代有误，中国新石器时代约在前一万年至前二千年之际——王先胜注）。对此，最好的证明见之于最近几年来中国华东、华北地区发掘出的考古文物——琮。”他说：琮的特征是外方里圆，上下贯通并圆如筒且突出上下端，玉琮为男女阴阳配合的表征，也突出了天圆地方、天地合一的观念。玉琮外形上雕刻了易四象八卦（良渚文化），可见其有表现天地贯通为一体的意义，这是一种天地、阴阳可以分别又可以交合的象征。其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其象征的内容，是天地的关连和贯通，故成为易的经验（成中英《周易象、数、义、理》）。新石器时代的八卦资料、易学资料非常丰富（参见拙著《伏羲画卦》），玉琮固然与天地、阴阳有关，但尚不是直接的八卦和易学资料，用于论证八卦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起源以及其他与八卦有关的问题，都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逄振镐先生曾专文研究大汶口文化出土镂雕象牙梳刻画图案的内涵，认为其与原始八卦、与伏羲（太昊）“始作八卦”的传说和记载可能有关系。他将象牙梳上“8”形和“S”形二者合一的镂空雕刻图案仅仅视作“S”形，并将“
?”形（其中的“? ”释为上，“
”释为下，与甲骨文同）视为阴阳鱼太极图的祖形。他说：“
?，与八卦的卦徽
（亦称阴阳鱼）相似。卦徽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当有一个从简到繁的逐步演变过程。象牙梳的
?图象实有上下、天地、阴阳变化之意。 形首尾再不断地演化、圆化相连接成 ，然后再逐渐演化成八卦的卦徽? 形。如此，则 形可能是八卦卦徽的祖形”（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版）。后来，朱渊青先生在《周易探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中大致采取了与逄先生相同的说法。逄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考古界和易学界都回避解释大汶口镂雕象牙梳精审、严密的镂空雕刻图案以及类似的史前考古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开路先锋”的性质和意义。但逄先生的这个论述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大汶口文化或其他史前考古文化并没有实物资料能够说明
? →?? →?
这个太极图演化过程，甚至我们在大汶口文化及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很难发现或者没有发现
?? 和??
形这种图案。其二是有很多考古资料足以否定逄先生关于太极图演化过程的这个推测。大汶口镂雕象牙梳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前，当然这也就是
?? 形的年代，按逄先生的推测，??? 形的年代必然比??
形更晚。但是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出土白陶盘的内底，常饰有精美的八角星纹图案，八角星纹的外围有一周分成数组的纹或纹，它们的年代都不晚于大汶口镂雕象牙梳，年代早的达到距今约6500年前。至于纹，在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大司空村类型等考古文化中则为习见；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马家窑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上宅文化等等考古文化中均见S纹，S纹甚至早在大地湾文化临潼白家村出土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前（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另外，逄先生文中据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论定八卦的起源与占卜有关也是欠妥的，没有说服力的，此点我们后面再谈。